1罗震光：梦想在外滩

　　知道高贵与贫贱之间的距离吗？站在外滩，这条举世闻名的江边大道的中间，面向太阳升起的地方。往前20米，那里是曾经的情人墙、现在的观光区，芸芸众生在此享受廉价的眼球愉悦；向后20米，就是所谓的万国建筑博览，曾经的大班、如今的新贵们终日穿梭其间，江边美景是他们为成功举杯时的点缀。

　　外滩，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将成为衡量世俗功利的天平。但从来也没有影响过我将其作为自己梦想的场所。

　　“总有一天我要一间一间的将外滩那些建筑中的房间全部走一遍。”

　　自打出生，我就住在杨浦区，一个被上海人视为又穷又破的外来人口聚集区。在我周围的人中，包括我认为无所不知的语文老师，他们从来都没有讲述过，上海居然还有像新华路外国弄堂那样漂亮的房子。于是，在我的认知中，上海就是这样一个灰扑扑的城市(当我第一次到北京之后，我以为自己又重新回到了童年)，直到有一天父亲带我来到外滩。

　　说着说着，就有点痛说革命家史的味道，好像自己有多么苦大仇深似的。其实在那个年代，一件印花稍许有些特别的连衣裙就能够让观众议论上一个下午，所有人似乎都在悄悄地试图让生活美丽一些。而当我看到外滩时的震撼，完全无法用语言表达。很久以前就一直隐隐约约地听周围的大人们谈论解放前那里曾经住过怎样的外国的富豪，他们的生活就像在云堆之上，即高贵又神秘。

　　如果，我现在还能用残存的一点客观意识来回忆最初的外滩印象，那么那时的她一定和现在的美丽相去甚远。由于年代久远又没有良好的保养，20世纪70年代的外滩已经明显地容颜衰老，但是正如一个曾经风华绝代的美人在还风韵犹存的时候，除了我们运用想象力来惊叹那份美丽之外，又多几许的感伤。当然上述这些都是我现在坐在电脑面前胡说八道一个8岁孩子的心灵感受，其实所有关于雄伟、壮观、精致、美丽等等一切关于外滩建筑的形容词都要让位于神秘感，至少在我心中如此。

　　“总有一天我要一间一间的将外滩那些建筑中的房间全部走一遍。”当时只有8岁的我，被这个完全成人化的念头吓坏了。但是，这个念头就这样顽固地跟着我，一直到现在。我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坐在那些上海大亨曾经坐过的沙发上，喝着咖啡享受黄浦江的江风和阳光，哪怕只是短短的一小时。

　　点燃壁炉，在火光前看书。这差不多是我童年时最奢侈的梦想了。因为从大人那里，我知道在这些老房子里，有一种新村住房里永远都不会有的东西：壁炉。知道这个真理，我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了的。小学一年级时，我试图用一个铝制的簸箕来替代壁炉，差点点着了整幢楼。但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洋楼里的很多房间有这个东西。如今，我自己的客厅有将近50平米，设计师问我要不要来个壁炉做装饰。我说：“这房间再大，也只是apartment，等我有个大house的时候，我一定会做个壁炉，但绝对要真的可以点火的那种。”

　　看到这里，也许所有人都会以为我的梦想就是做上海大亨，那我就真的冤死了。其实，我那时只是一个多了点好奇心的孩子而已。

　　上海新天地不可能继续我的外滩梦

　　至今我都没有踏入过外滩的任何建筑，虽说并非每间建筑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对一个8岁的孩子紧闭大门，我甚至可以很轻易就成为某几幢建筑里的主人的座上宾，但是当我不能确定自己可以很自由地参观外滩所有建筑的每一间房间前，我是绝不会随意碰触自己的童年梦想。不，这几乎成了我一生的梦想。

　　也许，曾经有一次的机会，我能够跨入外滩那幢有个绿顶的建筑中。

　　记得，那时我已经念大学了。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和她坐了差不多近两个小时的过江轮渡，我们都搞不清来回浦江两岸有多少回，惟一和我们一样有耐性来回的是那个卖报纸的小贩。

　　我们细细地品评着外滩的每一幢建筑，间或我给她讲述着自己儿时关于外滩的梦想。下船前，我们约定等毕业后，赚够了租金后，就租下那幢绿色屋顶的大楼的顶楼一天，作为我们结婚的礼堂。(文/罗震光)

　　2谭博思：相爱在外滩

　　德国小伙谭博思比谁都更有体会——外滩是情人谷。

　　3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欧宝公司任机械工程师的谭博思得知公司需派技术员到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工作。刚从美国回来的他虽然提出了申请，但对去那里生活却不免有些担忧和茫然。他还是被委派了，从得知消息到离开德国，前后只要3个星期。3星期前，他不曾想到去如此陌生的国度生活，更不能想象一个上海女孩会令他如此痴迷而改变他的生活。

　　半年后，他和公司另外几个快乐单身汉相约来到桃江路上的爱尔兰酒吧，庆祝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新年，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酒吧上下已被快乐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他和同伴们高举着酒杯，相互祝福，然而稍远处一个身影从梯上出现，一下子摄取了他的视线，他感觉心“咯噔”了一下。这时，女孩也看到了他，大方地朝他微笑了一下，人群开始慢慢疏落，他有机会走进她，带点紧张冒然冲出一句，“可以和你跳舞吗？”她不忍说不，微笑着默许，于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他和她，舞得很慢，舞得很久，不知是新年特殊的气氛，还是彼此心仪的感觉，两人竟都有点感动。

　　之后，他频频约会她。外滩广东路上的？咖啡馆5楼，是他俩最惬意的约会地点，浦东景观尽收眼底，洋人与上海人的融洽随处可见，在这样的气氛中，德国与上海的跨国恋情在此茁壮成长。他迷恋于她高雅的气质，欣喜于她流利的英语，更欣赏她内在的丰富的强烈的事业心。她喜欢他的真挚善良，喜欢听他讲丰富刺激的旅游经历，喜欢他大男孩般阳光灿烂的笑容……

　　2年半后，一个阳光的春日，他俩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当身穿中式大红婚服的德国新郎被问及与新娘的恋爱经过时，他深情地看着身边的她，说道：“2年半前的新年钟声把她带到我的身边，那是命运，今日里我能揭开她的红盖头，这是爱情！”

　　惟有外滩，见证了这对倾情男女。而他们的故事，只属于发生在外滩的故事中极微小的一部分。(图、文/陆杰)

　　3顾炳章：陶醉在外滩

　　1996年，外滩啤酒总汇在海关边的一幢老洋房里诞生。它引进全套酿制鲜啤的设备与原料，成为上海乃至华东第一家鲜啤酒吧，第一家原汁原味的慕尼黑啤酒店。8年前，上海的酒吧并不多，可以想象当老外发现欧洲街头的啤酒屋在十里洋场出现时的惊喜，他们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家。那时许多老外习惯一出虹桥机场就直接打车来到这里喝一杯。满座，啤酒总汇的午夜经常是满座，笑语喧哗。渐渐地，老外的生活在诱惑着上海人。他们想着当年父辈眼中的海上繁华也许就是如此吧。那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奢华享受，是一种缓慢而充实的气质，一种优雅的颓败，一种沉静的力量一点点地渗入你的神经。一切在外滩曾经被中断了几十年的东西，一点一滴地回来了。

　　走入啤酒总汇，两个硕大的紫铜色的酿酒器站立在酒吧正中的位置，我约见的顾炳章从酿酒器后面走了出来，他是外滩啤酒总汇的“秘密武器”、外滩啤酒总汇的啤酒生产技术总监、高级工程师。据说，很多老外到啤酒总汇都指明要见他，因为他们想知道是怎样的一个中国人能酿造出如此纯正的德国啤酒。

　　顾炳章没有想象中的啤酒肚与啤酒的豪放，是一个清瘦、斯文而干净的工程师的模样。确实顾炳章早年曾在研究所工作，后来歪打正着走入了酿酒业，学习酿酒技术，他辗转去过几家酒厂，逐渐成为酿制黄酒和啤酒的一等技术好手。于是，啤酒总汇开业时，动足脑筋把他从“力波啤酒厂”挖墙角，挖了过来。

　　啤酒厂与啤酒吧，哪个更有趣些？我问。顾炳章笑了，说：你去过啤酒厂，你就会知道啤酒吧是一个微雕的玩具。言下之意，啤酒厂是一个让人更有成就感的地方。不过，他说他喜欢啤酒吧的气氛、环境与音乐，喜欢看着老外们看着足球赛，酒至微熏，合着音乐微微地摇晃着身体说话的样子。说着，顾炳章做着示范，很有韵律的一种陶醉。我想顾炳章一定是懂音乐的人。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测。顾炳章的母亲是当年学校里的有名人物，因为美丽，也因为跳芭蕾跳得出奇的好。受母亲影响，顾炳章从小热爱音乐，他记得自己小时侯最美好的时光，就是穿着睡袍在阳台上在月光下拉小提琴的样子。不过，命运的小小捉弄，打消了顾炳章投身音乐的念头。如今，音乐是顾炳章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每个星期，他总要在钢琴面前忘却自我地陶醉几次。“一个热爱音乐的人总是苛求完美的，所以才能酿制一流的啤酒。”顾炳章微笑着解释爱好对于职业的影响。

　　关于一切，顾炳章总是要夹杂着说几个英语单词，他说得很自然，没有丝毫的卖弄感觉，那是种老上海特有的英语口音，听来似乎已是这个城市的一种方言，有种特别久远的神闲气定。今年已过60岁，顾炳章有足够的理由神闲气定。他说他的生活是有规律的。每天早晨，公司的别克车会准时来接他上班。一般每个星期，他要专心做2天啤酒，其它时间他就在啤酒花中穿梭，密切地像关注孩子一样关注啤酒的温度。

　　顾炳章说他发自内心地爱啤酒，爱啤酒的醇厚与纯粹。他是一个很好的酿酒师，一个很好的品酒师。只是他像一个“科学家”那样地爱着啤酒。他不贪杯，如果晚餐时分，他一定要喝一杯的话，他会选择葡萄酒而不是啤酒。有时顾炳章也喜欢在上班时候，坐在位置上喝一杯自己新酿出来的黑啤，听听音乐享受一下外滩的景致。不过，他说他已经不能习惯啤酒总汇的午夜了，有点过于热闹。“那是一种年轻人的生活。”顾炳章说。

　　采访结束，顾炳章执意留我用餐。在开菜单时，他问了我诸多口味上的选择，细致从中可见一斑。主食端送上来，顾炳章轻声说：慢用，就欠身走开了。避免了我边吃饭边说话的尴尬。原本，我想吃饭的时候可以和顾炳章再多聊几句的，可是也许，在顾炳章这样老派人的眼中，淑女吃饭原本就不该话多。注释：啤酒花同麦芽、硝母一样是制造生啤的一种原料，啤酒总汇的啤酒花来自德国。(文/朱惠)

　　4航峰：工作在外滩

　　航峰的工作台正对着外滩靠北一带。天气好的时候，从20楼高的大窗户望出去，前面是一片蓝天和不停翻滚的白云，俯看是船来船往的黄浦江。

　　航峰和他的同事，澳洲人、上海人、香港人，一起制造着上海最前卫的潮流刊物《生活在上high》，指导着上海的小资们在上海的各个隐秘角落里如何找high。

　　工作在外滩，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件很值得荣耀的事儿(这儿的房租可不便宜！)，但在航峰眼里却未必。在他看来，外滩其实并不能代表现在的上海。当然他也承认，外滩曾经是上海的象征，但是，有哪个人愿意整天把一个所谓的城市象征背在自己的背上呢？这不等于一个北京人对着外地人说我天天都经过天安门一样，不是他自己太老土就是欺负别人太老土吗？

　　航峰心目中的上海象征物已经明显地内移了，它可能是淮海路上的写字楼、陕西南路或者茂名路上的小酒吧、CLUB和一些幽静的街道，是一些更细节的东西，一些像他这样熟悉上海并能够深入她的腹地的夜游去处。外滩已经某种程度地属于别人了。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总是匆匆地离开外滩，奔赴那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城市。

　　除了那些纪念碑式的建筑，航峰记忆里的外滩其实是模糊和寓意不明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国庆节在外滩，从南京路和四川路上涌来的人潮简直就是无边无际，人在里面挤得近乎绝望。多年后的周末夜晚，临时回办公室拿东西的航峰再次遭遇汹涌的人潮，“呀！怎么是这样的！”那一刻，他像一只被蜇的章鱼，只想尽快地游回自己的城市里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青年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地道的上海人，这倒不是因为那来自于父亲的另一半的山东血统，而是，像大多数工作在CBD区的上海青年一样，他认为自己是个“国际人”。(文/李思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