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虎

　　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田壮壮在沉寂了10年之后，携着他的新作《小城之春》出现在各地的首映式上。北京媒体用《十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标题来表示对其新作的敬意。而一向行事低调，性格温和的他为了新片的宣传也不得不一再面对媒体的追问，甚至于招架不住地“出卖”了自己的私事。

　　曾经有人听说我是田方、于蓝的儿子，开了几十公里路的车来看我。我觉得那是对我的一种侮辱，父母的事儿和我没有关系。

　　新周刊：你的父亲田方和母亲于蓝都是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你从事电影工作和他们有关系吗？

　　田壮壮：其实我父母都不希望我搞电影。我父亲和我们(两个儿子)很少交谈，他的意思很多是通过我母亲传达的。我母亲一直希望我搞一些技术工作。

　　新周刊：从小对电影没有兴趣？

　　田壮壮：没有。我家当时住的地方离北京电影制片厂比较远，去电影厂就像到郊区玩一样。也会到摄影棚看拍戏，不是很上心。新周刊：是不是因为父母都是从事电影工作的，使你对电影失去了神秘感和兴趣？田壮壮：可能是，因为(离电影)太近了。关键是一直没有想到要搞电影。我父亲当时是电影局的副局长，所以会看到很多电影，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曾经看电影看到吐过。

　　新周刊：看过你母亲演的电影吗？

　　田壮壮：看过《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

　　新周刊：有没有因为你母亲成功塑造了江姐的形象，在你的生活里有人要求你怎么样？

　　田壮壮：没有。但是在部队的时候，曾经有人听说我是田方、于蓝的儿子，开了几十公里路的车来看我。我觉得那是对我的一种侮辱，父母的事儿和我没有关系。

　　新周刊：你说主要是母亲在管你们，她的家教是什么？

　　田壮壮：只抓两样，一个是道德，一个是功课。就我个人而言，功课我愿意好，但我不愿做好学生。我小时候不淘(气)，那些淘气的学生我挺崇拜的。我喜欢功课做好以后一个人到房顶上去。我小时候大概有50%的时间是在房顶上度过的，家里吃饭了，妈妈就冲着房顶喊，回来了，吃饭了，我“嗖”一声就下来了。从小我就对自我空间的感受比较深。

　　新周刊：你的年纪应该是老三届。

　　田壮壮：我插队一年。一年后就去当兵了。

　　新周刊：你插队在什么地方？

　　田壮壮：吉林省镇赉县大屯公社，王家子大队。那是松江大平原，一望无际，很好的地方。干完一天活，一身臭汗，老乡讲点黄色段子，特别过瘾。这是天性里的东西。

　　新周刊：但是陈凯歌回忆他的那段生活的时候，可是有一种切肤之痛。

　　田壮壮：(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不会啊，凯歌去的是云南，云南是挺好的一个地方啊。可能他们是兵团，我是插队吧，就没有他们那么苦。当兵之后，我母亲通过她朋友的关系，让我干上了摄影，我想这是我最早接触影像的东西。在部队学摄影，主要就是我学到了一些摄影技能方面的知识，没有什么可拍的，多是给首长拍，相机、相纸都放在首长家里，特无聊。

　　新周刊：你一直不回避在电影界你受到父母的庇荫。

　　田壮壮：他们在电影界的人缘非常好。我父亲去世，开追悼会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在悼词上面还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当时在位的领导的意见，说是拿死人向活人示威。但来了那么多的人，很受感动。

　　新周刊：父亲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田壮壮：我和父亲接触不多。我插队的时候，他看过我一次；父亲住院的时候，我去看了他一次。我看他那次，我们几乎就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父亲的眼睛会说话，我在他的眼里看到了关爱、一丝担心、鼓励我去闯荡和提醒我要自我保护。

　　我有一个“文革“情结，就是想弄明白宗教的意思。人们为什么对宗教那么狂热？宗教是什么？人活着干嘛？以前大家是对政治的狂热，现在是对金钱的狂热。在拍摄过程中，我明白了。

　　新周刊：你父亲是1975去世的，然后你就回到北京了。

　　田壮壮：回到北京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干摄影，干了3年，干得还可以。然后就去了大寨，因为那儿有一个记者站，有一辆车、一台好的阿莱机器，胶片随便拍，你愿意拍什么就拍什么，根本就没有任务。在大寨我待了两个多月，太痛苦了。

　　新周刊：怎么会去考电影学院？

　　田壮壮：就是那两个多月特无聊和痛苦，一朋友劝我不如去考电影学院。我那时候已经25岁了，想考摄影系超龄了，张艺谋是28岁，但他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写了信，还有他是陕西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而且有作品，我什么都没有，25岁就只能考导演系，所以我就考导演系。进了电影学院，除了专业课，最过瘾的事是每周会看很多电影。

　　新周刊：在电影学院的时候，你的片子就引起了专家的注意了。

　　田壮壮：二年级，也就是1980年，大家都出去拍片实习了，我就赖在北京不走，实习就去剪辑间剪片子。又想不能耗着，又有机会拍片子，就拍了《我们的角落》，讲3个残疾人和一个女孩的故事，拍了一个多月，成本是2万。本来要拿到中央台去播，结果人家说调子太灰暗了，不给播。接着就是《我们小院》、《红象》、《夏天的经历》，就这么一路拍下来了。

　　新周刊：《红象》是给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拍的吧！

　　田壮壮：我母亲当时是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那年他们没有片子，就要拍两部。我母亲问，你能不能给我们拍一部大家都不愿意去拍的片子，因为要去云南拍。我就说行，带着谢晓晶、张建亚、曾念平就去了，条件当时是很苦的。

　　新周刊：你的电影很有风格，但好像不是很商业。

　　田壮壮：我也拍过《摇滚青年》，票房还不错。其实(我的片子)没有哪部片子是赔钱的。比如说《猎场扎撒》，国内都说是零拷贝，但中影公司是做了5个拷贝的。这部电影是由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他们担心成本收不回来，就卖给了中央台当时的电影部，卖了30万，我拍《猎场扎撒》用了20多万。

　　新周刊：就是拍《猎场扎撒》，你引起了争议。因为你全部启用了非职业演员，而且电影里面没有对白。接着又是《盗马贼》，你说是要拍给“下个世纪”的观众看的当时你为什么要拍《猎场扎撒》和《盗马贼》？

　　田壮壮：其实我有一个“文革“情结，就是想弄明白宗教的意思。人们为什么对宗教那么狂热？宗教是什么？人活着干嘛？以前大家是对政治的狂热，现在是对金钱的狂热。在拍摄过程中，我明白了。

　　新周刊：那为什么又要拍《蓝风筝》？

　　田壮壮：我觉得中国真正出现危机应该是在建国这17年(1949-1966)，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只是在这一积累下的大爆发，实际上是高潮，也是一个收场戏。而这17年的事儿，几乎没有人拍过。当时一寻思，就想拍点。正好我是长在这个时期的嘛！

　　新周刊：可为什么会违规？

　　田壮壮：剧本没有审查通过，我就换了一个剧本拿去审查。电影局同意了，我就拍了。拍完了北影厂一审查，就毙了。

　　新周刊：电影局还出通告，不准你拍片了。

　　田壮壮：出通告的时候，我在荷兰，回来后我才知道。我就去找当时的电影局局长。我的理由是，电影局是不准拍地下电影，我这电影是审查过的，干嘛停止我拍片。局长是一个很负责的领导，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我已经出了通告了。我说我在国外。他说，既然出了，就停止一年吧。一年后，北影的厂长电话告诉我，说解除令下来了，你可以拍片了。我说，我想看看那个解除令，他就给我传真过来。收传真的时候，一个朋友看到了，觉得为一个人出一个通告，还盖上了公章很好玩，说配一个相框挂起来很有意思。我就把那个通知挂在墙上了。

　　和母亲谈论得最多的是电影。以前我们会为电影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争论，经常是我拍案，她而起。现在我明白了，我没有他们的那种信仰，他们是在为信仰工作、为信仰生活。

　　儿子总是教训我，因为他是一个绿色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我们是哥们儿。新周刊：以前拍电影更多的是考虑能否通过审查，现在还要考虑市场了。看到这次《小城之春》的宣传活动，你不得不反复地谈着一些问题，觉得真是难为你了，因为你的性格不是这样的。

　　田壮壮：全世界就只有香港、台湾是这样，国外的首映式就只去一两个明星，剪完彩连话都不说就走，可见我们的电影操作还是有问题。这样参加活动，就差可以给人摸了。我拍电影都是用的朋友的钱，我总得让人家满意吧，可人家满意了，我自己又不满意，挺难的。我喜欢和大家谈费穆啊、谈《小城之春》啊，不喜欢谈这以外的东西。可有些记者喜欢谈这些问题，要是姜文的话早就挡回去了。电影不是用来说的。而且，言多必失。

　　新周刊：费穆的《小城之春》曾经受到左翼电影工作者的批评。你要重拍，你母亲怎么看？她也是一个老革命文艺工作者。

　　田壮壮：费穆的《小城之春》真正重新挖掘出来是在1980年，过去了半个世纪我母亲应该是能客观、冷静地看待这样一部电影的，可能在一个时期内会受大环境影响，但内心是明白的，比如石挥(著名电影演员，主演过电影《我这一辈子》)是怎么死的，她心里都明白。我拍《小城之春》她更多的是关注，这是创作。新周刊：和母亲最多的话题是什么？

　　田壮壮：电影。以前我们会为电影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争论，经常是我拍案，她而起。对此我一直不是很明白。直到有一次参加母亲的从艺纪念会，我买了一把花去。进了会场，我就看见母亲在到处找我，她看到我很高兴。我说，您这么忙，不用招呼我，我坐后边就行了。我坐在椅子上，看见会场来的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可他们都很精神、很快乐，我就在想，他们的精神为什么保持得这么好？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交谈好了很多。晚辈总是觉得错误都在长辈那里，长辈总是爱护晚辈的。

　　新周刊：你和你儿子有代沟吗？

　　田壮壮：我儿子今年17岁了，他总是教训我，因为他是一个绿色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当然我们都不会拍案而起了。他话比较少，我在家是一个话痨。儿子非常懂事，比我想象的懂事，我们是好哥们儿。每年假期，我会陪他去野外采集植物和标本，我们去了两次长白山，还去了云南、三亚。在拍《小城之春》之前，他才15岁，他对我说，你应该拍电影。

　　我只想拍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为一个目的去做电影。或许电影会给你带来很多与之无关的东西，我不想这样，这样我拍电影会更纯粹。

　　新周刊：你10年不拍片，现在一拍片就是重拍，算是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有什么收获吗？

　　田壮壮：在拍《小城之春》的过程中，我的最大收获是在补课，尽管做了很多年的电影，这一课对我很重要。在看待我们的前辈(作品)问题上，其实是可以振奋我们中国电影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中国电影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高度。我们现在没有必要泄气。

　　10年不拍戏，我也做着与电影有关的事情，比如策划啊什么的。拍《蓝风筝》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事情，那就是，我只想拍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为一个目的去做电影。或许电影会给你带来很多与之无关的东西，我不想这样，这样我拍电影会更纯粹。

　　新周刊：有影评家这样说，田壮壮《小城之春》的出现显然有着丰富的意味，在第五代导演艺术追求上全面沦陷的时刻，田壮壮守卫着自己最后的堡垒。

　　田壮壮：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不能把我单独拎出来。我坚信，第五代导演，不管是陈凯歌、张艺谋、李少红等，还是不是我们班的韩刚、霍建起等人，对电影都是非常真诚的，在创作上我们要允许他们有失手的时候，有折腰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很商业的社会了，大家都有可能有剑走偏锋的时候，但他们依然真诚，这和我们受的理想教育是分不开的。

　　新周刊：据说你的《小城之春》是奔着国际电影节去的。

　　田壮壮：电影节在我的眼里是一个电影工作者学习、交流的聚会。没有哪个电影导演拍片是奔电影节去的，因为电影节每年都会有自己的主题、有不同的评委，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的电影适合电影节呢。去电影节没什么不好，关键你去电影节做什么，如果你通过金钱买奖，这个事情就很龌龊了。

　　至于说《小城之春》是奔电影节去的，我想是投资者的炒作。

　　新周刊：现在《小城之春》完成了，回头看有什么感触？

　　田壮壮：我用参加演出这部片子的演员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再拍，肯定比这个更好。电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就是在这里，只是你要在拍摄过程中努力做到当时的最好。我看我以前的片子也是这样，它都是你自己的儿子，不管是丑的、俊的，都是自己的心血。

　　新周刊：现在你在筹备新的片子？

　　田壮壮：下一部是要拍棋圣吴清远的，老爷子已经80多岁了，现在收集资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拍，没准儿我一高兴可能拍另外一部先垫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