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建红

　　前几天去广东商学院的三水校区上课，向一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要宿舍钥匙。递过来一张表，左找右找没有我的名字，拿起另一张，“卢建红”，我的名字与其他女老师的名字一起赫然在列，我被安排与外语系的一位女老师共享一间房，原来是她顾名思人，将我列入了“女性”名单。这样的“误读”我遇到不止一次，上一学期我领钥匙时也遭遇了相同的经历。

　　一起来的男老师打趣：“卢老师，你可真有艳福！”

　　这次未遂的“艳福”与那个“红”字有关。在大家的心目中，那早已不仅是一种颜色的指称，不仅是一个字符，它是约定俗成的许多东西：代表女性，热情、喜气、神秘、鲜血……更进一步地说，“红”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仅与我的名字有关，更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小时候，周围许多出生几个月的小丫头都穿着红肚兜，鲜红的颜色衬着雪白的小手，特别可爱。我自己有没有穿过倒不记得了，只知道过生日时是一定要吃红色的鸡蛋的——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红色是怎么进到鸡蛋里的；为了辟邪，额头上要点上红色的朱砂痣。许多人告诉我，本命年一定要穿红内裤辟邪，只是，我似乎尚未实践过这种习俗。

　　记得清楚的是房屋落成时上梁的讲究。上梁是农村建房最关键的一道程序，一根大梁负担着支撑房屋架构的重任，所以，要选直溜的、粗圆匀称的木材，上梁那天，照例会有许多人来，看怎么用斧头(取“福”意)杀鸡(取“吉”意)，红红的鸡血涂在大梁上，对于我们小孩，最关心的是那用红布包裹的吊在梁上的东西，那里面有花生、红枣、瓜子、饼干和1分、5分的硬币(那时还没有现在的1元硬币)。当那根木头在众人的抬举下被放到房屋的正中，包裹就被解下来了，解包裹的人就站在(胆大的干脆坐着)梁上，一把一把将包裹里的东西往下面撒。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古时大户人家的闺女抛红绣球择夫的盛况也不过如此吧。

　　建房对于农村人是一件大事，另一件大事就是结亲。建新房往往就是为了迎亲，所以建房的这一家人注定这一年鸿运当头，喜气连连。当时政府虽然提倡自由恋爱，可最起作用的还是媒人。千里姻缘一线牵，这根线是红线，牵在媒人手里，男方相中了某家的女儿，委托媒人上门提亲。若女方家长同意，就会将女孩的出生年月日时等“八字”写在红帖(庚贴)上，外套大红封套，封内放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各两颗，取成双成对、早(枣)生(花生)贵(桂圆)子(莲子)之意，还要用红绿丝线系上太平钱、福字钱各一枚放入，意指太平幸福、姻缘牢系。红色的封套上是金色的“天作之合”4个字。

　　接下来是迎亲。“红”理所当然地成为背景：新娘穿红色的新娘服，罩着红盖头，坐上红色的花轿。与新郎共执红绸，在烛影幢幢、红光艳艳中拜堂成亲，迎来洞房花烛夜，据说第二天新婚夫妇睡的床单要让婆婆过目，看有没有落红，来判定姑娘是不是处女。男人的这种“处女红情结”也许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自女人被视为男人的附庸和私有财产的时候就开始存在了，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它在当今的直接影响就是使得那些从事处女膜修补术的人大赚了一笔。

　　“红”就是这样与喜气、吉祥乃至某种禁忌联系起来。有意思的是，农村有“红白喜事”之说，结婚被称为“红喜”不难理解，人死又怎成为喜事？但从丧礼上的吹吹打打、吃吃喝喝中分明可以感到现世的欢乐压倒了死亡的悲伤，它的热闹一定不亚于婚礼。陶渊明诗云：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己歌。《边城》中船总对痛失爷爷的翠翠说：“老年人是必需死的。”在他们看来，死与生，悲与喜，白与红都是自然的现象，构成人生的两面。我们更注重后者，更执着于现世。

　　吾生也晚，没赶上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年代，却赶上20世纪60年代的红色浪潮。那是“红”一统天下的时代，也是一个单调的时代。革命的“红”要将日常生活中的“红”驱逐出去。“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穿红戴绿被视为“小资”(要放在今天，这两个字眼本身就充满情调)，受到批判；花轿、红盖头、三叩九拜被视为“封资修”、“回旧”而予以废除。在红色的海洋中，全国人民的穿着出奇地一致：灰和蓝，“毛氏灰”和“蓝蚂蚁”的称呼由此而来。那时候的女孩子喜欢戴红领巾，多半不是出于政治热情，而是觉得它好看，给中性的衣服带来一抹亮色。而我的名字，则是那个时代留给我的一辈子的纪念。

　　红色的年代远去了，到来的是五颜六色、眼花缭乱的时代。红衣服不再是女孩子的最爱(她们怕被人说“俗”、“艳”)，与“红”有关的习俗有的在恢复，有的再也恢复不了，毕竟已经过几代人的隔膜。当然，红色不会消失，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它依然扮演独特的角色。暑假去周庄，看到临水的店铺都挂着大大小小用红丝线编织的中国结。红色的中国结，中国的红色结，一个国家和一种颜色就这样奇怪而又和谐地纠结在一起。周庄，小桥流水人家，静谧而传统的中国形象，这中国结也是吗？

　　回到广州，才发现大街小巷也有它的鲜红的身影。看来，中国和“红”的纠结还将继续下去，而且永远不会完。“红”，在被我们加以新时代的解读和演绎之后，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回到了中国的文化之中，虽然，我的带着那个特殊年代痕迹的名字还会一再地被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