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黄：全球化饮食

　　文/李梓新

　　如果要说到中国社会今天的黄色调，那么人们直接的联想便是街头那耸立的亮黄色大招牌——麦当劳。那是一种温暖而明亮的颜色，招牌下面是舒适的环境，以及熙熙攘攘的用餐人群。

　　当黄颜色的麦当劳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各地立起来的时候，那M字的大招牌已经成了一面面旗帜，标志着西方饮食文化在中国的进驻。

　　在河南郑州，仅有的一家麦当劳就驻扎在最繁华的二七广场，明亮的M字招牌和M字形状的二七纪念塔交相辉映，同样有着高而大的象征意义。经常有打扮前卫的少年拿着可乐薯条嬉笑穿梭，而街边是黑乎乎的卖臭豆腐的煤炉车，还有卖着同样是金黄色的食物——窝窝头的老大娘。黄色在这里无疑成了一种耀眼的潮流色，它挑战着一个古朴地方的饮食习惯。

　　这是一个在黄河流域依靠高原之上的红高粱发端的国家与民族，红色代表了生命的火种以及生活温暖的保证。他们沿袭着数千年的饮食方式，到了今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饮食文化也开始了它的中西合璧。

　　学者翁乃群在《麦当劳中的中国文化表达》一文中说，很多中国顾客把在麦当劳吃东西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一种饮食和文化经验。对那些有着高收入并希望多接触外边世界的年轻中国人来说，光顾麦当劳成为他们新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参与跨国文化体系的一个途径。

　　麦当劳不仅把中国人带进一种新的餐饮方式，还使他们接受一种新的行为举止。这些行为举止表明，他们在接受麦当劳快餐的同时，也逐步接受伴随而来的外国餐桌行为文化。这种餐桌行为文化简洁地依靠一股温暖的纯黄便体现出来，这使中国人对这种外来饮食模式空前认同。于是，试图将中餐与麦当劳分店形式结合起来的尝试出现了，我们也在各大城市里看到了各种中餐连锁店。它们的色调是橙色的，正如红加上黄。专家们研究表明，橙色是最能勾起食欲的颜色。无怪乎中西合璧之后的餐饮行当，无不是取调于这二者的均衡。

　　永和大王、马兰拉面、全聚德烤鸭店甚至还有一度红火的红高粱羊肉面……都是中餐借鉴麦当劳模式而树立起来的招牌，同样在前文提到的河南，我还看到有一些类似麦当劳，名字却为“麦肯鸡”、“麦可儿”等的连锁店。它们与麦当劳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对抗又是一种融合。虽然店面上色彩上还是固执地保有红色情结，但在管理与营销上向西洋快餐靠拢了。这是饮食意义上的全球化浪潮。

　　在麦当劳的背后，有肯德基、罗杰斯、哈根达斯等等诸多外来饮食品牌的众头攒动。它们使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习惯于坐在宽敞明亮的大间，随意地晃动着转椅，双手轻巧地拈起一块薯条，就着番茄酱或者雪糕，自如地聊天。这已是中国社会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景象。而在麦当劳之中成长的一代，尽管在食物摄入上仍然需要注意他们的营养结构，但是在文化心理的接受度来说，他们已经比他们的前辈们有了更多的接受力和包容度。

　　文化侵略也好，文化融合也好。明快的黄早已融入了热烈中国红之中。

　　红+蓝：蔚蓝青春

　　文/李梓新

　　蓝，在孩子眼里是一种用来涂抹天空的蜡笔的颜色。而在这个时代里，它开始了一种精神意蕴的外延，它是一种带着忧郁而诱惑的颜色，而又似乎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还是一种气质。

　　所以爱乐者可以从音乐从听出蓝色，称之为蓝调，城市可以从生活态度中嗅出一种蓝来，称之为蓝调生活。蓝调开始流行蔓延，在中国发达的城市里，它引导了某些人的观念改变，也引导了城市的多元化进程。

　　在中国承袭了几十年单一的火热红色的生活中，加入了这一种带着贵族气息的冷色调，是一种略显冷艳的混合色。而且这种混合色调之间的比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白天人们按部就班地开始工作生涯的时候，整座城市也如同气温一般呈现出较多的红色。而越到夜晚，气温降下来了，各种充满了格调的生活方式也开始登场了，城市的色调慢慢由紫到蓝，映在明亮的灯火里，衬出一股幽幽的蓝，如同酒精灯的火焰，安静却永不熄灭。

　　愈夜愈美丽，跳跃在布鲁斯音乐、喜力啤酒、轻扣桌面的手指、穿梭来往的侍者、欧陆风情建筑乃至凉爽的江风之中的蓝色，若隐若现。一个充满沧桑感的歌者陈升，可以用《五十米深蓝》唱出一种冷峻凄美的体验，而一座海上都市的一位女写手安妮宝贝说，蓝——blue，本身就充满了诱惑，读它的时候需要让舌头打一个转，温暖而湿润。

　　它甚至开始“侵略”了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夜间生活，潜入越发生活在文明城市里的大众的灵魂一角。从北京到上海，到广州，到深圳，我们都可以看到这股幽蓝，以及红与蓝之间的一种颜色，时尚地称为玫瑰灰。代表一个城市消费力最旺盛的动力人群，往往需要这样一种色调的陶醉。

　　而商标本身就是红加蓝的百事可乐，折射出的却是不同的一种生活态度的蓝——某些跳跃着的、活力十足的、追求炫目的少年影像。他们在街头出现，不分白天黑夜。

　　蓝色流畅地写意了少年的心境，在液体的浸润之下，蓝色也剔除了忧郁，变得明快张扬。甚至带上了至炫至酷的元素，一如染上蓝色头发的少年走在街边一般夺目。蓝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上了潮流科技的缩影，越来越多的科技新产品把包装的主色调定为蓝色。以至于那种叫“万艾可”的小药丸也披上蓝色的外衣，蓝色正取代绿色象征着一种别样的青春。

　　这是百事可乐的一代，他们在冷静的蓝色背后增添了一点热辣辣的红色，他们行走在日渐宽敞明亮的街道上，摆弄着最新的流行科技产品，手里高举着PEPSI，谈论着《蓝血人》，乃至打扮出《蓝血人》的造型，他们可以在红唇上涂上蓝色的唇彩，再涂上蓝色眼影，点染这个都市一种慑人的魅力。甚至连《蓝宇》也适时地火起来，社会对待生活方式的宽容，使这种另类蓝色的生活态度也变得与艺术如此接近。

　　当然，还有与百事同为翘楚的可口可乐，它的热辣辣的鲜红与百事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正是两者的互为补充的色彩，方能彰显这一代灵动的青春。就像张柏芝代言的PDA“蓝火”那样，蓝色与红色，跳跃、燃烧。

　　蓝色的明快+红色的张扬已经成了中国年轻群体的一个象征。这一群体的文化体系中，肯定自我、享受生命、勇于挑战正是他们最主要的心理诉求，这种充满主动性与表现力的文化心理，必然可以为中国社会的明日发展提供新的心理基础，这种精神气质，也将更有助于把握成功。

　　红+黑：又红又专

　　文/拓哉

　　大学生毕业时常把去向分为3路：从政是为红道，红色中国之意；做学问是为黑道，学位越高，学位帽的黑色也越深，方鸿渐所毕业的克来登大学博士帽据说就是MOSS绒做的，颜色最浅，因此老被人说是假冒。还有一路当然就是直奔黄道而去了，当然不是“黄赌毒”那路黄，而是黄金的黄。

　　政治红与博士黑是否真的水火不容？这在今天早已不是一个问题，但中国人确实是从这红与黑的纠缠中变得更加理性而清明的，“红”从来就不是问题，强调根红苗正虽一度捆住了不少人的手脚，但对一个像《决裂》中的那位打铁青年，仅凭着一手硬茧就能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事，今天的有为青年恐怕连嘲笑的兴趣都没有了。但这其中仍有一个变化，上世纪80年代的人确信“知识就是力量”，一点知识学问都没有的“红”不是真正的“红”，所谓“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红色抱负，如果没有知识技能垫底，那跟空谈有什么两样？而时至今日，谁手头如果没有几张过硬的文凭，那么说起自己的能力云云总不免气短。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持有的各类文凭数也才平均1.2个，而今天则达到1.8个，这还不包括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资格证书。基于此，当年又红又专的提法好像只是为了后人的俏皮话而存在。

　　但是，用更为挑剔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所谓专业知识分子至今也仍然是一个难以理清的群体，个中的复杂现象使我们有理由对当下“红”与“黑”这两种色调看似春意盎然的蜜月期保持怀疑。1998年左右国务院精简机构，一部分被精简人员被送到各大高校读书，说是深造，因为有分数的照顾，权力再次寻租成功，不过这次是在学术市场。这再次印证了“学而优则仕”这句老话的正确性，不同的是，“学”与“仕”呈现了前后倒置的势头。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填写具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出60万人，这意味着在中国大陆有60万人持有假文凭。最新的中关村假文凭的报价如下：普通非名牌高校300，北大500，清华要贵一些，600，哈佛也有，3000，但有价无市，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有货，敢出手拿下的也恐非等闲之辈。卖假证的都抱怨竞争太激烈，导致价格大跳水。亦可见该市场之庞大。市委书记、市长读博士，处长、部门主任读硕士、念本科……这几乎成为不少地方和部门未来干部提升的重要依据，所以种种怪事的出现也就不奇怪了：各种专升本硕博连读的速成班像苍蝇一样多；领导拿了文凭，最忙最累的是秘书；某市委书记到一个县检查抗旱工作，发现有些干部不在抗旱第一线工作，而是在家复习功课，准备报考研究生。

　　干部专业化本来应该是种幸事。但学术一旦寄生或附庸于权力，其纯洁性则相当值得怀疑。在中国文科院校排名前列的R大其本科文凭一度并不被国外正规大学所承认，大贪官胡长清事发后，连带曾给予他名誉学位的P大也受到质疑。红与黑互相浸染，结果闹得红的不红，黑的不黑，半红不黑，显然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坏的结果。

　　社会总是要进步的，虽然代价可能无穷大。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于连·索黑尔其实还是一个有为青年，那么好一个孩子，怎么就没了呢？他惟一错的只是不该在不适合恋爱的时候与两个不适合恋爱的女人恋爱。因此于连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我们今天的社会当然也进步了，张铁生式的白卷英雄抓教育工作，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当村支书，或者搞妇女工作的去管金融，修铁路的去管文化，已经鲜见，这其中固然有新陈代谢的功劳，更多的却是社会自然选择的结果。该干吗的干吗去，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人却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明白。其中的衍生物是几乎整整一代人愚昧迟钝与迷失方向。

　　虽说一度也出现过商业化大潮下“新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但的确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一样有如此多的人注重通过继续教育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如果一位公司里的部门主管在其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告诉你，他将辞职重回校园读书，你千万不要太惊讶，因为这种被称为“白领自我给氧”的做法正在当下流行。这些衣着光鲜、踌躇满志、开着小车来充电的“白领学员”与那些读完大学4年还不肯毕业的毛头小子们“抢教室”的情形已成为许多名牌高校的新景观。

　　这显然与中国人什么事都爱一窝蜂的传统一脉相承。比如现在最热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北大、清华、人大等24所首批取得举办MPA教育资格的国内著名高校首批在全国范围内只计划招收2400人，并且对考生有“获得学士学位后、有4年以上实际工作经历的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并持有省级人事部门的推荐意见”这一条件限制，可仅北京地区的报名者就达到了1839人之多，大大超过了本地限额700名的招生人数。全国联考前，在人大、清华等高校分别举办的招生咨询会上，盛况惊人，连会议场所过道上都挤满了人。更早以前热的是MBA(工商管理硕士)，被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拥有MBA办学资格的高校全国已有56所，目前的招生人数几年间翻了105倍。

　　转眼，我们就掉进了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这边讲究的“知识”，其实往往看重的还是结局：它能提升“经济水平”和“政治身份”。一不小心，“黑道”与“黄道”、“红道”都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了。

　　红+白：粉领真女人

　　文/彭军燕

　　最近美国的超级偶像组合——Pink(粉红)歌队横扫世界歌坛，与歌队的名字一样，他们的歌声有种妩媚、干净的另类风情味道。无独有偶，粉领此时也在大行其道，那些靠写作、钟点翻译、Internet生存的女人们将生命享受到了极致，她们真趣独享、怡然自得、独立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个性让人艳羡。一时间“粉红”用它鲜活、柔和的色泽及内涵占领了全世界女人的心。

　　“粉领”这个有点暖昧的称谓，其实与粉色事件无关，它主要描述的是那些从朝九到晚五都可以穿着睡袍或内衣在房间里穿行，可以脸上敷着面膜与客户通电话谈生意，可以咬着面包上网搜寻信息、收发E-mail；可以工作时不必看上司的脸色、不必穿职业套装的真正意义上的“家”班族时尚女性，用英文表达就是SOHO(small office/home office)。

　　除了SOHO族外，粉领还包括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独立、寻求个性价值、有消费激情、敢于投资实践、有勇气、自信而平淡从容的现代女性。她们虽然没有SOHO族那种摆在人眼皮底下的生活方式，但她们的心理自由度一点不比SOHO族差。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粉领已成了追求自我心理满足和自由创业的女性的向往，而现代科技也为催生孵育粉领创造了条件。据报道，目前上海的粉领有50万人，而北京至少有40万人。据IDC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更多联网方式的出现和家庭网络的优化，一年后粉领的人数将从目前的近3700万人增至3900万人，而在网络程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粉领将是新一代的创业者。

　　有人说这一拔女人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受益者。如果拿那些寄生在闺房之内，不事稼穑、不见阳光的女人与之作对比的话，那出走的娜拉就是红色的。其实，中国现代史上一直不乏这种独立女性，我们不是缺乏这种独立的红心，而是太泛滥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无数青春女子响应“铁姑娘”的号召，一颗红心向着党，衣着打扮、举止行动处处泯灭女性差异，沙袋一背五六十斤，为了工作上全线飘红，全然不顾死活，更不用说顾及女性的生理特点了。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一提起“女强人”，大家想起的还是像孙二娘顾大嫂一样的母夜叉，可敬而不可爱，没有温柔可言。

　　但现在不同了，一个聪明的女人，她首先会当一个自己宠爱自己的女人，因为那是生活的乐趣；她也会把工作玩得有声有色，因为那是生活的意义。她们巧妙地把革命工作的红色和女性温婉的白色结合起来，演变成我们今天的粉领一族。

　　有人戏言粉领女性是现代都市里的最后一批真女人。的确，女人在经历了又红又专的“铁姑娘”、柔弱无骨的“水女人”时代后，更加理解“女人”这两个字的含义。有哲学家说过：女人只有理性、感性都具备，才是真女人。的确，只有把两者适宜地结合起来的女人才能外柔内刚、左右逢源、既有女性魅力又独立、坚强。

　　粉领反映了新女性精神及思想的未来走势和全新定位，它给新女性提供了一个心灵或肉体休憩、调适的平台，为她们的头脑开发了若干个空间发展资源，它要用这一切告诉全天下的女人：你们的生活应该是粉红色的。

　　红+绿：绿卡红心

　　文/侯虹斌

　　在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风生水起的时候，《绿卡族》又来了。两部电视连续剧用官方的话来说，都是涉外题材，他们之间微妙的区别是：后者是中国人混了美国身份后回来了。

　　“绿卡族”已成为中国一个新的阶层。2001年7月，上海浦东开发区到硅谷招聘人才，200多个职位，竟有1000多人应聘，其中大部分都是拿绿卡的工程师。许多苦心孤诣考完GRE、考完TOFEL等签证的学生在被人追问还回不回来的时候，很奇怪地反问：“当然回来！怎么不回？回晚了我还怕没位置了呢！”

　　出国热了20年，再加上建国17年时期，出国的人数已相当惊人。早些年，我们号召海外华人加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可在中国的处境实在太不理想，“反哺”的人远没有想象的多。不是没有这颗政治红心，而是这颗红心英雄无用武之地，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些顶尖的人才也只能到大洋彼岸去寻找人生价值了。因为去的人多了，去美国的签证有50%被拒签，是因为它的主人有移民倾向，甚至英语太好的人脸上都像刻着“我要移民”的字样，立即就给拒了。而事实上，那些“没有移民倾向”的人Pass之后，绝大部分都移民了，据称，清华的50%、中科大的60%的本科生都出国了，研究生比例更高。真是“中国种树，欧美乘凉”。

　　也不是没有回来的，像钱学森、李四光、钱伟长等学者，他们都果断地拒掉了国外的高薪，揣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国，为我国的建设发光发热。正像老话所说：“为爱而爱，是神；为被爱而爱，是人。”这些老一辈学者就是神，即使没有回报，他们也愿一颗火热的红心走到底。但要求人人都是神就难了，无法做到这样“红”的另一些学者，在大洋彼岸只能把这份感情折叠在绿卡中，封存起来。

　　那时，绿卡是美国佬们收割我们人才的机器。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的永久居民身份证，绿卡一直是不少青年才俊们的梦想，这张I-551表不过是最先开垦北美洲的白人们设的门槛，等他们各自占好坑种萝卜了，发现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就开始叫：“关门，放狗！”想进入安全地带养家糊口的，要通过他们的审查；演变下来，这种身份审查证明就成了一张绿色的小卡片。尽管经过20余年，绿卡也因为防伪进行了19次的改变，早就不是绿色了，但多少人还是为这张称为“green card”的小纸片耗尽半生的力气。美国人眼里，外国人是Alien，外星人也是Alien，可美国人对奇形怪状的后者似乎更尊重、更感兴趣一些，但我们依然是头悬梁锥刺股地学习、奋斗，从一个绝望走向另一个绝望地等待着移民局恩赐给我们一纸证明书。无他，在这个更富有、更美丽、更干净的国度里，会生活得更好。一个船民可能会花5年时间不惜代价地偷渡到加拿大，因为在那里洗一年的碗可能比他在中国干一辈子挣的钱都要多。无怪乎郁达夫在日本如此的悲哀，《沉沦》中的男主人公沉水前凄凉地叫道：“祖国啊，你强大些吧！”

　　即使美国的考试机构ETS朝三暮四地质疑中国地区GRE学生的诚信，大家仍一面义愤填膺地指责老美的蛮不讲理，一面报考人数却有增无减，纷纷指望能通过这魔鬼式的地狱考试飘洋过海。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TOFEL考500分已经可以拿全奖去留学了，而今天可能600分还拿不到offer。现在，每年拿全奖或半奖去留学的大概有2.5万人左右。

　　可是，拿了绿卡不等于不爱国。专门把中国学生送到国外留学的考试培训机构新东方学校，也诚惶诚恐地把自己的Logo定为绿色，也算是“绝望中寻找”的一点“希望”之色吧。有意思的是，把中国学生送出去的是他们，最大张旗鼓号召“海归派”的也是他们。今天，终于有了一茬一茬的“海归派”和“绿卡族”回来了，他们巧妙地把绿卡和赤子之心糅合在一起。留学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如果说中国有红道、黄道之分，那么，现在还应当加一个绿道。回国省亲的“绿卡族”们总被中国那些鳞比栉次的高楼大厦所惊醒，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蕴含的发展空间大家都心里有数，甚至有人拿了绿卡并不愿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现在，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区已经出现了持绿卡的“空中飞人”，做着中国和美国两头的生意，持中国护照拿美国绿卡。当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让老外看好的时候，往返于中美两地的国际航空公司的客舱里就挤满了这种在太平洋上飞来飞去的“绿卡族”。

　　爱，是因为被爱，当报效祖国变成一项有意义的事业，当个人理想和民族利益能结合起来的时候，许多人都愿放弃在北美的高薪、舒适的生活，洁净的空气，蔚蓝的天空，做一只骄傲的“海归”。

　　如今的欧美，很有希望成为我们的人才加工厂。相信这些“绿卡族”回来，更大的雄心壮志是这样的：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持有中国护照进入美国将无需签证。而且，还有无数的外国学生哭着喊着要来中国留学，要考中文TOFEL，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规定：中文TOFEL必须用毛笔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