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军驰

　　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民族选择一种形象色的话，那么，红色无疑应该给中国，尽管据人类学家所说，世界曾经至少有70%以上的原始民族选择了红色作为他们的图腾色，但是只有我们汉民族才真正将这种鲜艳热烈的色彩根植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之中，并使之日常生活化，而西方不少民族只是在一种近乎宗教化的情感中才会表现出某种对于红色的崇拜。

　　至少在中国，我们很难考证出作为一种民俗与审美意义上的红色与政治革命的亲密接触是从何时开始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农民们的革命义旗鲜有红色，他们推崇的是黄色，那是皇帝的专有标准色，但到了20世纪，有一个重要的元素，使得中国新的革命运动成为了一种红色运动，那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们所感受到的来自俄国十月革命的红色召唤。从某种意义上，红色苏维埃的精神辐射力，使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有了一种超越民族的共同色，富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瞿秋白(他把莫斯科称为“赤都”)与富有政治家抱负的诗人蒋光赤(他因为喜欢苏维埃的红色而把自己名字中的“慈”改为了“赤”)在讴歌苏维埃革命的同时，也赋予了这个红色政权无比浪漫的诗意，而他们的战友则在战场上使自己为革命洒下的每一滴鲜血都具有了无比光荣的圣洁感和崇高意义。

　　可以说，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红色精神史。而其非同凡响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将我们这个民族红色崇拜的传统与革命者们赋予古老的红色的一种全新政治激情不可思议地结合到了一起，这一点，使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红色情绪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民族意识和国家情感的凝聚。

　　红色在冷战时代成为国际关系中区别不同国家阵营最为简单明了的识别色，其实跟中国对红色的崇拜全然无关。西方国家在把红色社会主义国家妖魔化的同时，也把贫穷、落后、专制、封闭等与红色根本不沾边的概念强加给了红色。于是在那个时代的许多西方学者眼中，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冲突几乎变成了一种色彩大战，而那些被西方国家自诩为开放、民主、多元、富足且充满诗意的“蓝色”，在其与红色的斗争中似乎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胜利者的凯旋色。

　　无需作太多争辨，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色彩政治学”的荒谬与可笑，但令人笑不起来的是，其实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整个中国成为一片红海洋的时代，红色其实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裂变，人们赋予这个色彩的政治寓意与其在审美上的固有传统之间的冲突几乎惯穿了整个“三十年”。一方面“红色”作为一种审美元素遭到无情贬斥，“不爱红装爱武装”导致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以蓝黑一类冷色调为主体的审美趣味(如果这也能称得上是一种审美的话)的流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革命是从“街上流行红裙子”开始的；而另一方面，红色的政治价值在革命的范畴内又得到了空前的强调，红宝书、红卫兵、以及心灵深处的红色风暴席卷而来，牛鬼蛇神“黑五类”，统统无处藏身。

　　失去了民族本色和传统的红色在这种情境中只能是一种红色暴力，政治对日常生活的侵蚀所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心灵上的扭曲，而这种扭曲的结果是我们这个热爱红色的民族一度对红色产生过少有的恐惧和抵触，这也难怪宗璞小说《我是谁》中的那个从牛棚里放出来的知识分子，一看见红色就会条件反射地低下头来，自我批评一番了。

　　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冷落红色。

　　18年前，也就是1984年，阔别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可口可乐在开放中的中国特区厦门有了第一个装瓶厂，那时，人们不会想到这种红颜色的碳酸饮料会迅速成为中国新一代的至爱，而不久前一项有关中国中国青少年对国外品牌认知度的调查则显示，在排名前十的国外品牌中，可口可乐与麦当劳、耐克等以红为形象主色调的品牌赫然在列。

　　中国的时尚青年显然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拒绝红色，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们心中的红色情结中或许少了一些上个世纪沉淀于红色中的革命激情，而只是赋予了这种红色以一种时尚的感觉，但事实上，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红色前所未有的开放性，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网络中红客式的爱国激情与这一代人对于红魔曼联的迷狂是如此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显然，红色的回归是一种开放式的回归，政治的寓意、民族的审美传统与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时尚指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种难以截然剥离的三位一体的东西，成为我们老中青三代人的共享色。或许，在红色中你看见了差异、丰富和多样，但你肯定看不到断裂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