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ROCKY LEUNG

　　索尼诞生于两个学生发明家井深大与盛田昭夫的梦想中，50多年来，化为一家国际企业的它俨然是全球最为惹人注目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循环使用的电池——锂离子蓄电池、把猫吓了一跳的立体声、解放了视听空间的Walkman、替代了唱片的数字镭射CD、利用了人类耳朵听觉研究成果的MD、缔造全新梦幻般虚拟空间的PlayStation2……半个世纪的索尼，其技术发明足以让爱迪生汗颜。

　　如果你相信，像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霍金这些天才科学家仍然凤毛麟角，那么，未来与我们普通人关系更为密切的科学家将不再有名有姓，取而代之的可能就是索尼这种科技创新派公司。更多的人在数码生活中享受科学研究成果，他们知道自己用什么产品，但从来不会去想是哪位科学家和技术研究者发明的，是的，从来就不会像纪念电灯的发明者爱迪生一样纪念WALKMAN、录像机、MD机、电子狗AIBO的发明者，是的，从来没有，尽管他们热爱得不得了。

　　正因为商业力量的渗透，科学天才的存活可能正逐步消退，而科学家索尼，正是这种建立在现代商业链中的研发集团，正是这种全新意义上的科学家在改变着我们对科学的理解。

　　56岁的科学家索尼

　　“如果还听CD，我的同伴都说我有点土了。”音乐青年阿JAY摆弄着他那个索尼netMD：MZ-N1，一个可以通过电脑下载优质音频的MD机，阿JAY还有一个说法——“让听CD的家伙变成黑胶唱片收藏者式的保守派”。自然，他知道当前的MD音质较之CD仍然有距离，但MD技术发展才恰好10年，而索尼开发成熟的MD数字内核形成也只是1997年后的事情，“技术的突破，5年就是一个大台阶，谁能保证5年后，MD会进化到什么程度？”

　　今年是索尼开发MiniDisc(简称MD)系列产品10周年，1992年的报章对当年的产品报道是：“索尼生产出了一种和卡带随身听体积相似，使用一种可反复擦写的数字存储介质的新型随身听。”体积、反复擦写、数字，这三个技术标准确立了这种技术的优势，其开发者索尼公司则再次走在技术之端。

　　MD只是索尼公司56年来的一个颇能展现其技术创新精神的产品，细细品味其中的技术沿革之路，大约可以对SONY之“科学家”方式一探端倪。为迎战MP3高度压缩的挑战，开发ATRAC3编码(自适应声学转换编码技术)，其中利用了人耳的蔽遮效应，缺省不为人耳所察觉的频段信号以达到压缩纪录效果，同时人耳几乎听不出音质的耗损；在ATRAC基础上，1999年开发MDLP模式，实现长时间播放功能，以此提供比储存媒介本身容量高出2至4倍的录音时间；迎接网络传输时代，2001年开发NET-MD，从电脑下载ATRAC格式文件，录音沿革为文件传输，大大缩短制作一张MD碟片的时间……

　　实际上，索尼的两位已故创始人井深大与盛田昭夫，早已显示了索尼独特的公司气质。井深自小便是个学生发明家，具备对技术的好奇心与洞察力，曾是海军中尉的盛田则具备了全球战略的眼界与大局管理的气质。一个负责技术创造力、一个负责品牌开拓力，科学家索尼得以成为引导电子业、娱乐业技术潮流的大鳄。

　　由第一个成名之作——日本第一台磁带录音机——G型机开始，索尼的“科学家精神”已初现端倪，索尼前身东京通信工业公司在1950年推出，在此之前，他们的研究生产工作包括：粒粉研究(曾经找到化妆品公司学习极微细粉末的技术)、磁带用纸研究、机械设计、涂抹技术研究、向东北大学的永井健三博士购买“偏流交流磁气录音法”的专利权、磁性粉与磁带原材料的改良……一号实验机于1949年9月研制成功，这个日本最早的磁带录音机产品，看起来笨重得完全就像是学生实验发明般。但这个被报界评论为“说话的纸”的磁带录音机具划时代意义，最后亦奠定了索尼在科技创造中的口碑与气质。

　　由G型机起步，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索尼一直在科技实验之路上摸索前进，以至于20世纪50年代某个时候，《朝日周刊》刊登了一篇震动索尼人的文章，这是评论家大宅壮一的系列文章《日本的企业》，文章评论：“在晶体管方面索尼是顶尖厂家，但现在，东芝的产量占据第一位，是索尼的两倍半。东芝公司的优点在于知道什么盈利就不断地投入资金。这也不是什么奥秘，也就是说索尼公司做了东芝公司的‘实验鼠’。”这个“实验鼠”的比喻尽管令人不快，但相反地，井深非常喜欢这个说法，他把“实验鼠”精神理解为一种好的精神：如果因为这个“实验鼠”，日本的电子产业能够得到发展并给消费者带来便利，那么索尼被称作实验鼠也没什么。

　　时至如今，索尼新开发的PS2和AIBO电子狗，除了是创新科技之极致外，更让新一代消费者对索尼的创新能力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索尼在网络时代的开拓能力，让美国报章都为此惊讶不已，《连线》杂志也多次以索尼为报道对象，标榜这家有着56年历史的创新企业。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是什么精神让索尼保持着这种实验的科学态度？

　　索尼精神就是科学家的精神

　　得益于盛田对SONY品牌的坚持，人们似乎从来只会把索尼看作为一家公司、一家国际知名企业，但这无妨于我们把索尼看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具备科学家精神的“科学家集团”。

　　事关，它与科学家都有相同的性格因子：

　　其一，科学家都意图让自己的发明发现成为业界权威学说，索尼则总是通过公开某种技术秘密而统一技术指标来开拓市场。让别人比较方便地使用自己的科研成果或研究公式，再通过别人的继续开拓来奠定自己理论的基石作用，恐怕是众多研究者的不二法则。索尼在1976年的录像机VTR“规格战”中便学到了经验教训，当时，索尼对自己开发的“Beta-max”作为VTR的基本技术曾向松下电器和JVC公开，索尼在“Beta-max”基础上生产了Beta型录像机后，便意图公开自己的样机让其他公司的产品也统一到自己产品的规格上来。谁料，JVC却以VTR记录时间为2小时的VHS制式(Beta-max只有1个小时)与索尼分庭抗礼。那时的索尼仍然对“Beta-max”保持自信，画质和尺寸都较VHS有优势，于是，随着两种规格的抗衡，录像机行业出现两大集团，竞争一直持续到1988年，随着阵营的分化，Beta亦逐渐从市场撤出，索尼也开始生产和销售VHS产品。VTR的惨痛教训让索尼记忆深刻，后来他们在小型摄录一体机的产品规格问题上，便发起成立了委员会，规定了8mmVTR为统一规格。这种方式，后来在3.5英寸软盘、CD、MD等规格问题上都推广得颇为得心应手，也奠定了索尼在其中的领导位置。有传媒曾经把索尼比喻为“土拨鼠”，擅长开拓，却缺乏系统开发，这便往往让东芝等后来居上，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对科学家来说，商业谋利虽然是应该的，但他们往往在奠定了自己的话语权后，却并不懂得如何牟利。

　　其二，科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人类能得以应用，索尼的商业策略从来就奉行技术应用哲学。索尼在制定产品大小标准时，常常会以某些生活用品作参照，比如开发摄录放一体摄像机时就指明要做到像护照大小，时间是1989年，果真如护照大小的CCD-TR55让世人大吃一惊。而索尼开发这个摄像机针对的便是那些使用护照出国游的游客们，两个随身物联系起来，实用精神一直灌输到广告营销上。科学研究发现人耳所无法接受的频率后，索尼把它应用于MD的数字压缩技术中去；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E·O·劳伦斯博士发明的聚焦栅彩色显像管本来只应用于军事领域，索尼发掘了其中的技术价值，并开发为“单枪三束”彩色电视机进入家用；纵观索尼所开发的产品，大约应用了AI技术的机器狗AIBO是最理想主义的，但也是迎合那些高端科技玩具玩家的心头好。当年负责开发VTR的工程师木原信敏的信念便是：“技术上是没有常识的。我们的目标便是打破大家都认为是常识的东西。”由科学技术到生活应用，科学家索尼始终自信。

　　其三，科学家都是严谨的，索尼也曾就CD的尺寸问题专门调查了日、美、欧各国上衣口袋的尺寸，看CD的尺寸是否适于携带。那时，索尼和协作者飞利浦为CD的尺寸和技术标准进行艰难的讨论，当初飞利浦公司主张“录制时间为60分钟，盘径为11.5英寸”，索尼则认为“不行不行，必须是75分钟，12英寸”。双方就此而作调查，时间长度方面，要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装下的话，就必须是75分钟，这样大约95%的曲子都能装下，而要实现播放时间为75分钟的目标，其盘径就必须为12英寸。飞利浦说：“12英寸的话，就不能装进上衣口袋了。”不甘休的索尼于是进行口袋调查，结果是没有小于14英寸的口袋，12英寸没问题。双方还就CD的量子化小坑的数量问题(注：CD唱碟内部的信号录制面上，音乐信号被变换成由数字1和0组合成的数字信号，以凹凸不平的小坑的不同排列进行录制)进行讨论，飞利浦主张14坑，索尼则要16坑，当时实现14坑是很容易的，而16坑则在技术方面乃至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它在后来的日子中得到普及。

　　当然这便涉及到下一个科学家的特质：领先感。

　　科学家大都渴望“领先感”，索尼同样如是，王石评价索尼时说，“索尼之所以一直领先，就因为它推出的产品和别人不一样，科技含量很高。”这个评价源自井深的一句动员令——“索尼是革新者。生产和别人一样的东西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细看索尼的产品链，他们的“领先感”便可一目了然。

　　正如索尼所坚持的：“我们勇于挑战无限的未知。”这种挑战精神与社会意义上的科学家精神并无二致。

　　消逝的天才科学家与集团化科学家

　　上世纪60年代，索尼曾就在保土谷兴建一座新的研究所破费心血，聘请建筑设计师吉村顺三专门设计，为了嫁接到快速路上去，索尼甚至为此斥资建造了一座私家高架桥，让研究所的研究成果通过这座大桥不断地送到索尼的制造工厂去，桥梁后来名为“索尼大桥”，成为索尼研究所最显著的特征。这种对研究力量的重视态度，实际上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集团化的科学家群正越见重要。

　　是的，在传媒慨叹天才科学家越来越凤毛麟角的当下，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像索尼这种创新型公司正集结着越来越多服从于现代公司管理制度的科学者，他们构成的是一个集团化的科学家群。

　　在上世纪60年代引起轰动，极大地推动计算机速度的“江崎二极管”(又名“隧道二极管”)的发明便是一例。从索尼的公司要求来说，“江崎二极管”只是研究员江崎玲於奈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的一个异常现象：在此现象中发生了正方向电流受阻现象。根据量子力学，物质具有波的特性。因此，即使能量像山一样横在前面，粒子也会像通过隧道一样穿过能量这座大山，出现在对面，这就是隧道效应。在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只注重研究反方向的隧道效应时，江崎提出了研究正方向的隧道效应的全新提法。

　　他最后成功试制出具有明显负电阻效应的新型二极管。使用这种二极管后，如果增大电压，电流反而会减少。在发明公布后，晶体管发明者之一肖克莱博士高度评价了“江崎二极管”，“对未来有望问世的高频仪器非常有用”。江崎二极管具有负电阻，其隧道效应非常明显，因此可以用于高频振荡和放大，以及整流等电路元件——在美国研究人员眼里，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提高电子计算机的利器。

　　记载索尼公司历史的《源流》对此做出这样的评价：“索尼公司既不是大公司，也不是晶体管研究所，但却完成了这项世界性的发明，理应赢得赞誉。公司要求必须做出更高频率的晶体管，由此激发技术人员的工作欲望，同时以科学者的眼光解决制造过程中发现的难题，最后终于取得可喜的成果。”这本书还意味深长地写到：“这其中也蕴含着索尼公司的有趣之处。”

　　是的，不是研究所，但经常能爆出学界惊讶的研究成果，又能利用科技的力量制造出让消费者称奇的产品。“创造力是我们的哲学精华。”索尼的这种独特的科学集团军不失学究味，又永远不会过于沉湎于科学的理论而忽略科技的应用。

　　与索尼相似的还有苹果，但他们似乎更致力于独自经营与完善属于自己的“性感”帝国。总裁斯蒂夫·乔布斯，在这个史上最崇尚创新的CEO的带领下，在起起伏伏中，苹果的imac、G4、ibook、ipod都呈现着创新科技带来的性感魅力，但由于苹果在其坚持的Mac OS系统与PC主流Windows系统的抗衡中处于下风，苹果的创新精神也被常人所忽视。2002年初，乔布斯在推广新imac时说，在这个寒冷的IT冬天，除了性能和价格血战晃在大家面前外，还有一家名叫苹果的电脑公司，向大家传播着永远创新的精神。乔布斯亦藉此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他对记者说：“我们行业的胜利者就是幸存者，我们得以幸存的途径就是创新！”

　　凑巧的是，在大量的IT公司开展合并竞赛的时候，乔布斯最看重的就是索尼，因为索尼也同样专注于制造时髦漂亮的电脑，按乔布斯的话来说就是：“索尼模仿我们简直就像疯了一样。”而且索尼还有一个强大的数码产品、影音产品阵营。乔布斯说：“我宁愿跟索尼竞争，也不愿意跟其他使用微软软件的产品相比。我们能做的东西，别的人不能做！”最后这句，泄漏了苹果与索尼所共有的气质底蕴。

　　当然，类似的还有与IT时代到来相呼应的英特尔公司，其已经在“摩尔定律”下不断地以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处理器实现着超越科技的快感；还有NIKE，即便是一件普通球衣中亦应用Cool Motion科技，使用双层散热防水物料制成，在科技的细节中呈现这个运动品牌的不同凡响之处。

　　在这些创新产品的背后，我们都能看到这群商人背后的那一大群技术研究员，只不过他们的发明和研究早已经被精细的生产流程和庞大的商业包装覆盖得更像是产品的某个实用内核了。正如索尼对自己产品的滥美之词一样——“我们的创意总是意味着精细，从不令人失望，我们的发明简单实用，让人一见倾心。”你已经无法想象到，实际上支撑他们的，是他们暗藏着的集团化的科学家群。

　　(部分技术数据资料据索尼50年史《源流》)

　　-科学家索尼10大发明

　　G-型磁带录音机

　　1968特丽珑Trinitron彩色电视机

　　1969 VTR录像机

　　1979 WALKMAN随身听

　　1980 3.5英寸软盘(这个在1980年便确立的电脑OEM的微型软盘标准，迄今仍被尊为业界标准)

　　1982推出CD

　　1989摄像机CCD-TR55

　　1991公布MiniDisc(MD)规格，

　　Playstation

　　AiBO

　　出井伸之的数码复兴策略

　　索尼本质上仍然是一间生产消费类电子产品以及硬件的公司，但它不会墨守成规。短短几年里，索尼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出井伸之进行的全面改革，已经让索尼成为数码世界里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他正忙于大规模的整顿改革，比如为了使整个团队更灵活，他鼓励个人主动出击，部门之间人才共用。他重新提出索尼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设计而是一系列的设计而构成不需要电脑的家庭网络。他预示，一旦数码化，索尼属下的产品将最终和公司的传统生意结合。

　　最重要的是，他正支持CSL研究室的研究。这一步既有象征性(索尼冒险研制他们的梦想产品)又有实用性(AIBO机器狗在日本一上市，20分钟内售磬)，同时也是一项大胆的创新。出井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娱乐+机器人的新软件行业。”

　　首席技术官Mario Tokoro说：“在索尼，我可以看出每个人的个性，索尼不单是人群的集合，而是单独个体的集合。这是索尼为什么可以继续其独造性精神和变化的根本原因。”

　　加州圣何塞市索尼公司研究实验室的副总裁罗杰·李尔说：“大多数大公司不再进行纯理论研究，而索尼在此每年花费60亿，这是长远之见所需。美国的公立公司担心他们的股东无法承担这些费用，”李尔补充说：“但索尼因为这样而蒸蒸日上。”

　　AIBO狗是出井的一大杰作，观察家认为，这个AI电子狗是一个有潜力的财源——建议零售价是25万日圆(即2500美元)——价格昂贵，大大超出玩具的新颖价值。出井对AIBO充满希望，AIBO如同长了腿的PlayStation游戏机。很容易想象，AIBO作为游戏系统，将成为从足球到象棋各种游戏的同伴或对手。

　　第一阶段是向数码产品转变，第二阶段就是把独立的产品变成互相联系。HAVi技术(家庭音频视频交互技术)、Aperios实时OS技术、Memory Stick记忆棒等都是这个策略下的索尼新作。

　　出井之力作PlayStation游戏机，在1998年便一炮打红，收益占了公司运作赢利的4成。由此看来，确实是出井的数码策略令索尼复兴。(文/Tina译自《WIRED》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