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被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到“你为何如此受到公众推崇”时，虚荣心膨胀的基辛格说，因为美国人喜欢那些孤胆英雄，他们单枪匹马地改变历史。此言的确道出了我们着迷杰出人物的原因。对于20世纪的商业世界而言，两位思想家具有这种伟大特质。

　　彼得·德鲁克在1940年开始管理学研究时，图书馆里只能找到5本相关书籍，而现在，人们公认德鲁克创造了管理学这一行业，他对于经济学、政治学、人文艺术、历史乃至日本学、印度学的广泛兴趣迫使他不得不创造出一门学科以容纳自己的广泛好奇心，在这个已93岁的老人眼中，管理学就是一项通才教育，训练经理们就像16世纪训练那些人文主义者差不多，他在传统基础上引伸出一股新潮流。

　　而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得·泰德罗则这样说阿尔弗雷得·钱德勒：“当他在1971年来到哈佛时，全美有13名研究商业史的教授，如今这个数字是1300名。”一些人为钱德勒错过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遗憾(它给予了道格拉斯·诺斯与罗伯特·福格尔)，因为瑞典皇家学院很难确认钱德勒的定位。他在1977年写的《看得见的手》是对亚当·斯密的“看得见的手”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与轻微的嘲笑。

　　钱德勒在少年时就宣称将“成为一名历史学家”，这个出生于1918年、在海军服完兵役的年轻人如果选择了常规的历史研究领域，如政治、战争等，他的成就可能终会淹没在群星灿烂的天空。他与著名的杜邦公司间的某种渊源使他将目光投入到从未有严肃的历史学家涉及的商业领域，他对于大公司则具有博斯韦尔对于大人物那样的浓厚兴趣，在他眼中那些庞大的铁路公司、化工企业、石油托拉斯像伟大的人物一样值得崇拜与深入研究，他如一个严肃而才华横溢的传记作家一样对待这些大公司。他关注着《财富》500强的排名，试图了解1840年至今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何有些公司成功了，而大部分却消失了，何种公司才能在一轮又一轮的截然不同的竞争风潮中幸存下来。他用文学中流传下来的史诗传统来打量这些商业行为。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杜邦公司的考察，到荣获1978年普利策奖的《看得见的手》，到1990年的《战略与结构》与2001年出版的《消费电子史诗》，钱德勒以惊人的能量描述并分析着商业革命的本质。尽管这个84岁的老人喜欢说：“我是个历史学家，我不习惯预测未来。”却没人敢于怀疑他通过追寻历史赋予商业的长远的战略性眼光，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战略定义为“关于公司的长期目标和目的，以及为实现目标和目的所必须采取的行动方针和资源配置的决定”时，整个商业界没人思考这样的问题。正是通过不断回望过去，钱德勒使人们逐渐相信，在新的挑战面前不断创造新的结构与策略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历史中那些成功的伟大公司皆是如此。

　　在2002年7月接受《战略与商业》杂志采访时，钱德勒用他的历史眼光审视了正在面临变革的商业世界。对于安然事件，他说它使美国经济陷入双重不幸，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与谣言盛行。而类似的情况只在1929年出现过。但1930年时经济形式在表面上已经好转，但1931年—1932年间随即跌入谷底，失业率达到25%，其背后的原因是当时的股市被谣言所困扰，人们相信美国经济正在被一小群无赖操纵着。这样的情况在2002年也发生了。而对于日本经济，钱德勒说使同样使他想起了1929年的大萧条，美国直到二战发生时才恢复过来，而今天日本与之颇为类似。

　　《商业周刊》曾写道：“在商业历史中，BC(公元前)意味着在钱德勒之前。”这样的说法不无煽情，却相当准确。钱德勒正是赋予了长期以来被鄙视的“经商活动”这种历史感与传奇性，他使那些看起来无趣的公司显得如此生机盎然和光芒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