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1998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副主任。曾出版《时间的观念》、《科学的历程》等涉及宇宙、时间概念的书籍，关注科学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他在1986年就开始研究时间问题，比霍金在中国的走红至少早了10年。

　　《新周刊》：在1996年出版的《时间的观念》里，您就详尽地阐述了在技术时代中，现代人的时间不再是自然律动的象征，而是机器单调重复动作的象征，而人就被绑缚在这个单调的动作上的观点，请谈谈在当时，您怎么想到去关注现代社会里人与时间之间关系这个问题的？

　　吴国盛：我早在1985年左右就关注到了这个话题，花了10年时间来准备，到1996年才完书出版。在当时，国内并没有太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直到最近几年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加速，我的1996年的学术著书才受到了更多的注意。其实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先于社会而行的。当时，我留意到这个问题完全是出于学术上的研究，在社会模式运作之前，其实观念已经完善，需要媒体的大众传播。

　　《新周刊》：霍金的《时间简史》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的，他的观点对您有影响吗？另外，《时间简史》在最近几年特别受到知识分子的“追捧”，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吴国盛：我在《时间的观念》里的观念与霍金的观念几乎是相反的。霍金主要从物理学的方向考虑，主张时间只是人类的幻觉，宇宙是没有时间的；而我更多是从哲学方向考虑，认为时间是有方向的，有循环的过程，并不是虚无的。

　　关于《时间简史》受到追捧的问题，我想这也有一个媒体对霍金本人的“包装”问题。首先，他是一位不错的科学家；其次，他是一个高度残疾人。这本身是一个“热点”。

　　《新周刊》：刚才您说到了时间观上的“方向”，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吴国盛：首先，古代社会里的时间观是循环的，比如古希腊的毕达斯拉哥说，不要打狗，我听到了我死去朋友的哀号；中国也有句老话，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些都能说明古代人相信轮回，时间观是循环、周而复始的。

　　其次，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兴起之后，人们的时间观开始变成线性的。基督教里有末世审判一说，他们相信时间是有终点的，所以现代社会里西方人往往对时间有恐惧感，疲于奔命。

　　我还是主张回复到“循环的时间”上去。因为事实上有“机械时间”和“有机时间”之分，机械时间就是钟表、刻度的时间，是牛顿、爱因斯坦一直强调的“无方向”的物理时间；“有机时间”则是生命自然枯竭的有方向时间。实际上，从我们的社会发展来看，“机械时间”也是有方向的——因为钟表、器械总有损耗，大机器时代里一切都处在衰退的趋势。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讲究工业再循环、再利用，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的社会在极度增长后走向衰竭，要引导社会向一个循环的方向走。

　　《新周刊》：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周围的都市人，把关注的目光越来越多地从“空间自由”转移到了“时间自由”上去？

　　吴国盛：“空间自由”是外在的，而“时间自由”才是内在的，一切真正的自由都应该是由内而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这个道理。都市人关注“时间自由”，是因为最近几年国内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被逼得无处可逃，所以希望解脱。休闲是什么？把人放回自然的状态，这本身就有一个循环的意味。

　　《新周刊》：弹性生活方式可以拯救现代人被时间、效率、制度异化的心灵吗？

　　吴国盛：我认识的很多SOHO族，他们并不见得比上班族轻松多少。虽然什么时候做事或休息可以自己安排，但生存的压力、社会高速发展的压力始终在那里；而又比如写书的“隐士”，看起来好像“大隐隐于市”，但实际上常常与媒体保持联络，也同样怕自己被城市遗忘。我认为，现代人始终无法逃脱主流社会的节奏。

　　不过就你们提出的“25：00”之说，应该寻找快与慢、自然时间与钟表时间之间的平衡点，它讲究的是一种内心的修炼，一种内心真正平静后能以静致动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25：00”虽不能改变社会的节奏，却可以拯救个人的心灵。(笔录/毛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