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山山

　　晚上7点，50年前，农民兄弟已经入睡，10年前，人们已经吃完晚饭开始看新闻联播了，而今天，很多人还在单位，晚饭可能在一小时以后，而“午夜新闻”才是他们的“新闻联播”——工业文明和城市化，反映在时间表上，就是夜在人们的生活里变得越来越长了。同一时间，不同的故事，在现代中国人民生活的进化史上，看看时间是怎样开花结果的？

　　06：00

　　1930’s，上海。弄堂亭子间里的单身房客(也许是舞女，也许是文学青年)还在酣睡，一般的人家已经起床了，第一件事是赶紧到弄堂口倒马桶、刷马桶，上海的早晨就在刷马桶的声音中开始。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城市发展的鼎盛期，大量的外省和国外移民涌入上海，占当时上海总人口的80%，上海本地原住居民仅占20%。大量的移民也使得上海本就狭窄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加逼仄，上海人不得不在空间利用上做尽文章，用马桶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马桶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关键词，据说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尚有500万户人家用马桶，直到20世纪90年代完成旧房改建后，上海人才渐渐告别了让他们倍感痛苦的马桶。

　　1960’s末期，在中国的城市里无论男女老少，早晨6点一律在窗外高奏《东方红》旋律的大喇叭声中，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拿红塑料皮的语录本，先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然后念上一段与当日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毛主席语录。这就是“伟大的林副主席”发明的“早请示”了。与此相对应的是“晚汇报”，晚上红太阳落山之前，再次集中于毛主席像前，把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小结一下，排着队，一个一个说，要狠斗私心一闪念，最后合唱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自然有爱睡懒觉的人，常常早请示时起不来，然后“狡辩”说自己已经在心里请示过了。对这样的人，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革命群众自然深恶痛绝。

　　1980’s初期，顺德的花农摇着小船，把一枝枝还沾着露水的花送到省城广州去卖。顺德自古就有种花的传统，从宋朝起就开始进贡奇花异卉。“文革”中，种花被当成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顺德的花木砍的砍，拔的拔，一片凋零。改革开放后，顺德的花农敏锐地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在房前屋后、田头地角自辟天地种植花卉。没有人上门采购，花农就自己摇船送到广州。

　　2000’s世纪末，广州。老人们依然是茶楼早市的主角，偶尔出现一桌年轻人，显得分外醒目。那是加了一个通宵班的年轻人，可能是媒体的编辑记者，也可能是广告人。忙了一夜，肚子饿了，去7-11未免太亏待自己，还不如去吃顿好的。如果不是熬了一个通宵，他们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喝早茶。清晨6点这个时间，他们要么是在玩，要么就是还在睡觉。如果这个时候碰巧有人已经起床了，那一定是不得已，比如公司给订了早班机的飞机票。这人一边骂骂咧咧地挣扎着起床，一边想以后非得订中午以后的机票不可。

　　12：00

　　1980’s初期，几乎每个广东人都知道广东电台有个专门讲古(故事)，而且可以讲古讲到出神入化的楷叔。楷叔是当时的著名演员张悦楷，在电台讲《杨家将》、《三国演义》，人人爱听。中午12：30是楷叔开始讲古的时间，中午12时学生们一放学就急着往家里跑，不少人还边跑边喊：“楷叔先别讲啊！等我回到家再说！”一到家，饭也顾不上吃，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调频到讲古台听楷叔讲古仔。这时，街上几乎没什么人——大家都回家听故事去了。无独有偶，当时王刚演播的广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也在全国范围引起了轰动，捧红了一个王刚不说，小说的情节也因此深入人心。在电视尚不普及的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听收音机就是人们最理想的娱乐了。

　　1980’s后期，作家路遥在谈到创作轰动一时的《平凡的世界》的体会时说：“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通常情况下，他都是利用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写作，凌晨两三点或者迟至四五点左右入睡，第二天中午起床，一天的“早晨”这才算开始。有意思的是，路遥的声名也是随着中午《平凡的世界》的电台小说连播而远播的。他很不理解，为什么政府规定的午睡时间那么长，当想到正是日上中天的时候，我国11亿公民却在同一时间都进入梦乡，不免有某种荒诞之感。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10多年后很多年轻人的时间表也是“早晨从中午开始”。

　　2000’s。在没有演出的悠闲日子里，模特李丽源的一天一般从中午开始。醒来以后，先在床上发一会儿呆，起床以后，胡乱吃点东西，就出门逛街。三里屯是她最喜欢的去处，在三里屯酒吧街中段的56号(北京模特们最喜欢的集散地)就可以坐一个下午。坐在靠窗的位子上，什么也不干，瞎看看，时间就过去了。而像女作家棉棉这样的派对动物，她的2002年5月10日是这样过的：玩了一整夜之后，摇摇晃晃地回到家，继续PARTY。玩到一半睡着了，然后又胡里胡涂地在中午时分睡醒，马上又盘算着下午3点之前赶紧把手头的活干完，好出去跳舞。

　　18：00

　　1930’s，上海。当时的文学青年、后来的美学家张若谷说，坐咖啡馆的确是都会摩登生活的一种象征，作家们常常提倡“咖啡座谈”的生活。他写道：“大家一到黄昏，便会不约而同踏进他们走惯的几家咖啡馆。他们一壁慢吞吞地呷着浓厚香醇阿拉伯人发明的刺激液质；一壁倾泻出各人心坎里积蓄的甜蜜，彼此交换快乐的印象，有时在灯红酒绿之下，对面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向他们细细追诉伊的已往的浪漫事迹，倾听一句两句从钢琴和提琴上发出来的旋律……”(见李欧梵著《上海摩登》)那种稍稍自恋的倾向和罗曼蒂克的氛围也许是鲁迅最好的嘲讽对象。

　　1980’s，北京。还在清华上学的张朝阳和同学们一样，晚饭后的6点就要到清华学堂去占位置了。那里的桌子特别大，灯光也特别亮，是清华学子们上晚自习的好去处，因而占座也最难。那正是为祖国学习的年代，大学生们晚上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只知道一门心思攀登科学高峰。那也是个最重视知识的年代，在“文革”中荒废了10年的一代人如饥似渴海绵般吸收知识，夜大的教室、图书馆，永远是人满满的。

　　21世纪，广州。17：30是下班时间，但现在，报社的Jasmine还在改稿子。电脑里放着许志安的歌，她一边听，一边埋头在电脑前敲着键盘；有电话打断她，她夹着电话像位小提琴手一样歪着头，一边手指还在键盘上嘀嘀哒哒地敲。电话原来是另一部门的同事，约她7：30在麦当劳吃饭，Jasmine盘算了一下，说了声“OK！”，放下电话，继续工作。得赶紧做完这两篇稿，否则晚上就得加班了，她想。对于城市的大多数人来说，很少人在这个时候吃饭，他们的晚饭时间是两三个小时之后，而且，在家吃饭的人越来越少了。

　　21：00

　　1940’s，著名记者斯特朗眼中的延安周末舞会是这样的：周六晚上举行的舞会是一周主要的社交活动。朱德几乎每周都来，毛泽东大约一月来两次。中国乐器和西洋乐器合璧，中国民间音乐和现代交谊舞曲相结合，还可以配合秧歌音乐跳四步舞。人们无拘无束，想跺脚就跺脚，想溜圈就溜圈。当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延安边区的文化生活也颇为活跃。

　　不过，在中国的广大城乡，这是个开始睡觉的时间，只有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即使已成“孤岛”，已经打烊的商铺反而衬托着一些娱乐场所的喧闹，地下工作者混在各色红男绿女中与日伪斗争着。

　　1960’s，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占据着晚上的几乎所有时间。即便是大年三十晚这种本应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北京工人体育场里照样开着万人批斗大会。所有的娱乐已经被取消，包括那令人对“50年代”怀念不已的大学校园里的舞会。在北大女学者赵园的回忆中，自己忘了有没有穿过漂亮裙子。她记得有位归侨同学，曾在周末晚上宿舍仅余两人时，向她展示从国外带回的衣裙，平时她只能委屈它们压在箱底。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此时要么东游西荡到处找吃的(说难听一点就是偷)，要么就是躲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看难得一见的书。

　　1970’s，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去看露天电影。即便要走十几二十里的山路，即便放的电影都是老掉牙的、看了不知多少遍的老片子，都不能阻挡人们对露天电影的热情。去看露天电影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大节目，对大人们来说则是一个社交活动，给青年男女提供了交往的机会。

　　1980’s，中学生们上完晚自习后急急忙忙赶回家去看《排球女将》，还有后来的《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等。自己家还不一定有电视，一般是有电视的人家把电视(黑白的)慷慨地拿出来与大家共享，一个小小的电视(14寸已经算大的了)前总要围上十几个人，不到主人家把电视关掉绝不罢休。而大人们则热衷于跳舞，把办公室的桌椅搬走，把食堂整理整理，再借一个简陋的录音机放放音乐，就可以开跳了。舞曲多半是《深深的海洋》、《山楂树》、《红莓花儿开》之类的苏联歌曲。那也是那个时代难得的消遣了。

　　2000’s。还是前文的模特李丽源，夜幕开始降临，李丽源开始用手机给朋友发信息，约着一块儿吃饭。当然，有些朋友因为公司加班，只能在写字楼里用盒饭将就一顿了，但她们约好了加完班后可以在某个酒吧见。李丽源的夜晚，在晚饭以后才正式开始。活动无外是泡吧，在一家坐厌烦了，就换另一家。玩到肚子饿了，就七八个朋友一起，坐上出租车去宵夜，确切地说是吃早饭。北京24小时营业的店并不多，无非就是永和豆浆。终于回到家里，一般都是早上6点以后了。

　　00：00

　　1930’s，上海。还是在《上海摩登》中，有人这样描写上海之夜的动人之处：“上海的子夜因无数的珠宝而闪闪发亮。夜生活的中心就在那巨大的灯火电焰处。”

　　“印度手鼓的节拍，色欲的交响曲，上百个乐队的音乐声，曳步而舞，身体摇摆，休止符，欲望的浓烟——灯海里的欲望，那就是欢乐，就是生活。”

　　“快乐，杜松子酒，爵士乐。上海一切是无拘无束。伴舞女郎——一毛钱到一美元，她们亲亲热热，俄国的、中国的、日本的、朝鲜的、欧亚混血儿，有时还有其他的。”

　　这大概就是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不夜城”的缘故。

　　1990’s，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半夜12点还没睡的人在过去会被称为夜猫子，现在，整个晚上泡在网上，白天睡大觉的网虫大有人在。

　　2000’s，24小时便利店、24小时自助银行、24小时药店、甚至还有24小时营业的移动通讯营业厅，都为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的“夜归人”们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便利。对广州人来说，子夜不是一个夜晚的结束，而是开始。早些时候广州夜生意仅限于百货、餐饮等行业。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市民生活习惯的改变，广州夜生意的内涵不断扩宽，除了传统的夜茶、卡拉OK外，银行、深夜洗车甚至电信行业的深夜服务都应运而生。有数字说，从每日入夜起计算，广州的餐饮、文化娱乐、银行市场等夜间生意额，占全日全市消费市场的一半以上。传统意义上的深夜已经被广州人视为等闲，所以他们到别的城市怎么也不习惯：怎么搞的？晚上还不到10点所有的商店就已经打烊啦？街上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还有，连卖烟的士多都没有！！真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