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可

　　如果不是因为葡萄酒，烟台很可能会成为人们去蓬莱看仙境或去龙口吃海鲜的中转站，而已。

　　从烟台市区沿海岸线往西，北纬38度，卡斯特酒庄在一片巨大葡萄园中漂浮的法式城堡。事实上，这个新建成的离海岸线不到100米的城堡下面，是一座有近百年历史的酒窖。想象一下不久以后，旅人们从这个低于海平面1米处的百年酒窖开始，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像绅士一样品尝着“庄园葡萄酒”这种葡萄酒中的极品佳酿，品味这个城市的独特滋味，这，的确是一件无比美妙的事情。

　　在烟台，街头随处可见的葡萄酒广告时时提醒人们不能用眼睛而只能用嘴去体验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来到烟台的外乡客常常会被告知这样一件事：1987年，在罗马举行的“国际葡萄、葡萄酒局”年会将烟台命名为“国际葡萄酒城”，此举意味着在全球已命名的143个酒城中，烟台成为了其中惟一的亚洲代表。的确，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寻找这个城市与葡萄酒非同寻常的关系，比如在中国不多的几个生产葡萄酒的城市中，烟台的葡萄酒品牌最多，产量也最大，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烟台种植和酿造葡萄酒的历史。尽管许多中国人早就从“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中意会到了这种异域琼浆美液的滋味，但广东番禺人张弼士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带有现代工业色彩的葡萄酒公司是在1892年在这里落户了。或许正因为如此，今年9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葡萄·葡萄酒组织(OIV)的签字仪式就是在烟台举行的，如果打个比方，这OIV就像葡萄酒世界里的WTO的话,那么，烟台就和多哈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样不可忽视了。关于这件事情对烟台的特殊意义还有另外一个说法：烟台人从此可以像当年的樟树人声称的“药不到樟树不灵”一样，以一种国际眼光来挑剔中国人的葡萄酒品味了。

　　但是否可以把话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葡萄酒，烟台还有什么？10多年前，热爱看新闻联播的人会在那段著名的片头曲开始前5秒钟聆听“北极星”的报时，这个当年名噪一时的烟台企业现在有些烟台人都不知为何方神圣；两三年前，一个名叫东方电子的烟台上市公司的异军突起，使烟台这样的二线城市有了在IT行业露一手的雄心，可就算这家企业不至于PT得那么惨，它与咱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有多大关系？尽管把一个由多元生活形态构成的城市的特性归结为“某个东西”的做法已经遭到了严肃学者们的耻笑，但以发掘城市个性魅力而闻名的美国人卡尔·艾伯特仍然觉得这是阅读城市的好办法，他相信，从好莱坞中的那些片厂开始阅读洛杉矶或者从曼哈顿的金融街开始阅读纽约多数情况下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因为在卡尔看来，“这些有特点的城市中任何一个有趣或有价值的变化，都只和其中一两个最重要的东西发生关系。”

　　或许我们知道，今天的烟台人并不像他们的邻居青岛爱喝自己的青啤一样爱喝张裕的葡萄酒，毕竟，以烟台人均4268元的可支配收入，要想每天喝上一支近60元的张裕解百纳干红，简直就是一种奢侈的消费(对于整个中国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呢？)，但烟台这个在上世纪以前还只与海战联系在一起的城市，百余年来的确是靠葡萄酒进入并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不用翻什么历史书我们就已经知道，在1930年代奢华的上海滩上，来自山东的烟台张裕葡萄酒广告与青岛的哈德门香烟广告，是如此引人注目地跻身于中国城市高品质的时尚生活之中。而在1970年代这样既没有品质、又没有时尚感的年代，烟台至少还能以一种颇有法式感觉的“金奖白兰地”，进入中国人节庆并不丰盛的餐桌，现在稍稍能喝一点这种中式白兰地的国人早已改喝人头马啦，而他们提起烟台总比念叨着勃艮第这样的法国名字更来得有感觉一些。

　　据此，我更愿意凭着烟台与某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情调的关联，把因葡萄酒塑造而成的黄海边的这座城市看成是一座想象中的城市，尽管芝罘湾独特的地理与气候环境是种植好葡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烟台积累了100年的酿造经验和技术也同样使其“国际葡萄酒城”的美誉不会旁落它家，但就像我们并不一定要到波尔多的农庄也能像模像样地品尝波尔多干红的美味一样，对于烟台，我们只需要更多来自那里的美酒就足够了，而每一次体面的飨宴或热闹的Party，都可能成为我们去到烟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