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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觉得自己多么老，可是就像诗人沈浩波写的：我一直在想/我是怎么老掉的/在那些特别年轻的诗人/写得特别年轻的诗面前/我觉得自己的诗/写得就像发硬的馍。
一茬又一茬从后面追赶而上的小孩，催人老的速度比韭菜的生长还快。
黄金时代是他们的，热闹是他们的。
上世纪40年代就有人一语道破：“出名要早啊。”
TEENAGES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人家张爱玲说的！
蒋方舟：要过上王母娘娘的生活
档案
年份：1989
藉贯：湖南湘潭
梦想：出多多的书，赚多多的钱
生下来就为写作做准备的小姑娘蒋方舟，正期待着自己的第4本书热卖，赚多多的钱，从此过上王母娘娘的生活。这是她的梦想。她说。
两年前，蒋方舟以一本《正在发育》惹来文坛的注目。而今年她才13岁。外表看上去斯文、平和、秀气，说起话来声音纤细。这个看似邻家小妹妹的蒋方舟，却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一直当着班长，像模像样地帮助老师管着一班的人。最近的一次竞选班长，全班除了她自己，所有人都投了她一票。
蒋方舟是以兴趣写作，却也同样热爱学习。今年上初二的她，成绩在全年级三四百人中排名第十。老师说，“方舟啊，你不要再写作了，耽误学习，不然你能考更高的分。”甚至鼓励她写作的母亲也希望她能考第一名。母亲尚爱兰是位网络作家，对于女儿的培养没有像其他写作者的母亲对应试教育有看法：“我们的国情就是这样的，反而在写作这条路上，挤的人还少一点。”蒋方舟自己也说：“我特别喜欢上学，但是我不写东西，我还是考不了第一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啊！”
普通的小孩却语出惊人。在她的作品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人一结婚，不出5年，男的就不敢仔细地完整地看自己的老婆了，即使看了，也不会仔细看第二遍。然而，我找男朋友，是大大地有标准的。要富贵如比哥(比尔·盖茨)，潇洒如马哥(周润发)，浪漫如李哥(李奥纳多)，健壮如伟哥(这个我就不解释了)。”这是她在上四年级的时候写下的文字。蒋方舟说：“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应该加上这些幽默的话，大家都喜欢看。”大人们正在默默地想：“一个10来岁的小孩子怎么会懂这些？”而这个小孩却窃窃地笑：瞧，在合适的时机给该挨抽的人一巴掌能换来多少注意！
蒋方舟是湘潭铁路上的孩子。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当地是为人羡慕的，而蒋方舟的眼里，她从小看到的人家都比自己家富有。小小年纪，攀比的心理却不比大人逊色，对于钱的认识也相当早熟：“我对于没钱有很深的恐惧感！”她还说自己在朋友中的口碑，“吝啬和小气是出了名的。”她一个书包背了7年，为了换书包的事情，母亲在商场门口和她争吵；她从来不吃零食，跟母亲一起去超市，即使母亲已经买了新鲜好吃的玩意儿放进篮子里，她也会偷着再放回去。母亲开玩笑地说她太夸张了，“是装的！”蒋方舟却不以为然，就在今年，她还资助了一个贫困大学生。
如果你问她，“你对现在的要求是什么？”她脱口而出：“书要卖得好！然后我就过上王母娘娘的生活，出门戴墨镜，招手就有车。我喜欢钱，因为我自己赚的钱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把它们放在枕头底下生小钱。”
这样的话是戏谑也罢，认真也好，总之，是不能用成人世界的标准来衡量的。又也许，几年或者若干年后，那个“出门戴墨镜，招手就有车”，已经“过上了王母娘娘的生活”的蒋方舟，却会抛出一个新的噱头，再次戏谑人们的视线？
李梦：我要把阳光画下来
档案
年份：1987
藉贯：广东深圳
梦想：健康阳光地生活
文/子悦
8月31日，李梦刚刚过完15岁的生日。15岁，她出了一本书，15岁，她升上了深圳重点高中，15岁，她代表深圳移民第二代宣布——我要把阳光画下来。
好像昨天还在谈论移民精神，这彻彻底底的第二代，深圳生、深圳长的第二代就已经出书成人了。这无疑让人联想到深圳第一代人郁秀。李梦的花季雨季还没来到，又或许她丝毫没从郁秀的《花季雨季》中受到影响，她就是她，一个80年代人的深圳气质，就像她的书名一样，为深圳人撷取了大片大片的阳光。
李梦热爱深圳。她不仅仅是和别人一样喜欢这个阳光城市，作为深圳人，她还清楚地看到时代所赋予的这座移民城市的特别。“深圳对一些新潮的东西总是把握得特别快，但这些是流行的东西，不长远，一些正经的事情却不太关心。”所以，在她每一次的出行中，她都注意吸收别人的阅历。“我不想自己变得小家子气。”李梦现在在深圳中学读书，周围太多优秀的人让她感觉到压力。“我们一些同学也会讨论压力的问题，不过我们都觉得自己喜欢这样的压力，可能这是这座城市的特点吧。”
同一般15岁的小孩相比，李梦显得更单纯和孩子气。她没有接触过外来人所描述的那种被定格化了的深圳问题少年，所以，深圳的明天就像她和她周围那些“有为小孩”身上流露的气质：自信、豁达、开朗、见多识广。李梦和别的孩子不同，闲下来时她喜欢和父母待在一起，“别的或者小孩喜欢早恋，喜欢打游戏，而我喜欢和父母聊天，晒太阳。这很好，大家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彼此不接受，但彼此理解。我享受这种不同的年龄做不同的事的感觉，我不要我20岁的感受提前体会了，那没意思。”这似乎是典型的E时代小孩的风范，已经想好了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当然，李梦也像很多深圳小孩一样，从小就有参加各种英语夏令营的经历。她第一次参加夏令营是去英国，当时11岁，最大的体会是中国孩子的娇气，她不知道这种群体气质有没有影响到自己，“比如爬山爬到中途就泄气了，可能明明我能爬上去，也就跟着停止了。”到她12岁的时候，已经走过了10个国家和地区，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用她的话讲，“也看到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也许你会怀疑一个小孩子在12岁时写下的诺言，但没必要怀疑她的纯真。
李梦说今天已经开始了自己人生中最艰苦、最激烈，同时也是最有意义、最丰富多彩的第二轮挑战，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难关，她还是快乐而自信地写道：“让我用刻苦的学习，辛勤的劳动，奏响我生活的每一乐章。”
“她们按照自己的个性生活着，坚持各自新奇的想法，坚定地维护着内心的原则。她们似乎并没有和父母之间有多少甜蜜蜜的沟通，可等到有一天，在我自己都忘记了生日的那天，她从她求学的遥远的他乡寄来了一束鲜花，我才明白，她们说长大就长大了。”这是深圳市文化局局长王京生给李梦的新书《我要把阳光画下来》写的序中的一段话。
丁磊：欲与成人试比高
档案
年份：1988
藉贯：上海
梦想：效率总比别人快
丁磊惹人注目的原因：11岁拿到自考英语大专文凭，14岁获得计算机信息管理自考本科毕业证书，不久前又因为申请免试入读浙江大学研究生被拒而引起媒体哗然。
跟绝大多数同龄人不一样，丁磊走了一条和应试教育完全不同的自学成才之路。也跟绝大多数同龄人不一样，丁磊由此过早地踏入社会，进入到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当中：先人一步，抢占先机，什么都要比别人快。
这个不仅跟同龄人抢，还跟成年人抢先机的丁磊，今年才14岁。
因为年龄太小，国外的求学路也被堵塞。不服气的丁磊，决定在他最喜欢的计算机上开始他的创业。联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比他大六七岁的大学生、研究生，“丁磊信息咨询部”的梦翔之旅起航了。
但是，丁磊不是一个天才，他所有的成绩都是他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换来的。丁磊的父亲、所有认识丁磊的老师都这么一再表明。
早在两年前，为了在一些公司打工，谋求实习机会，他像个无赖般一次次上门，甚至有过被人误认为小孩子捣乱而被保安拖出去的经历。而今他的执着被上海一家电视台发现，从而有了关于14岁丁磊的纪录片。屏幕上，身高1米7的丁磊第一次穿上西服，敲开一家又一家的门，礼貌而热情地推销他的产品，一张还显稚嫩的面孔，却担当了一脸的踌躇满志。看过那期节目的上海人，可能已经对丁磊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丁磊谈到自己的“玩乐心”时说：“这在我这里已经慢慢地淡化，变得不再重要。”前两年他还跟一些朋友踢踢球，现在他不想，是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俨然一副成年人的口气。
丁磊成长在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父亲是海上报务员，有一定外语基础，从丁磊4岁开始，父亲就有意识地培养他的外语兴趣。有时加班，父亲就让丁磊在电话里把当天学的内容背给他听。“丁磊背不出来就着急，怕爸爸回来骂他，有时急得直哭，谁劝都没有用。”丁磊奶奶回忆起来就免不了心疼。现在的丁磊能说一口非常标准的美式英语。
父亲后来辞去公职，辅导丁磊自此走上漫漫自学路。父亲的观点是，应该提前把最有用的东西学完。父亲认为的“最有用”就是，这个社会承认的，能够短期内换来价值的东西。所以丁磊的计算机学得不错，物理和化学则是糊里糊涂。
父亲没有工作，一家人全靠爷爷奶奶和亲戚朋友资助度日。父亲说自己有时候想想那么小就将儿子推向社会也很心疼，小丁磊却像一个大人一样开始承担所有他这个年龄不该承担也承担不起的压力。他慷慨地宣告：“既然选了这条路，就应该比别人更快地成功，否则现在的努力就没有任何意义。”
谁能说得清，对一个固执的要在成人世界中谋一席之地的14岁小孩来说，什么是最有意义的呢？也许丁磊最初的目标只是，要比同龄人快。可在他把自己推向成人世界后，他的目标就陡然地高出了一截。甚至于对于少年童真世界的缺失，丁磊都不愿将自己的无奈暴露在成年人的注视下。
胡彦斌：我的幸福生活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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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985
籍贯：上海
梦想：成为一个幸福的天王巨星
文/罗震光
胡彦斌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显得相当满意，从他桃花般灿烂的笑容和巧克力般的迷人声音中，不能怀疑这个17岁男孩子的梦想：有朝一日能像天王巨星般大红大紫。
梦想归梦想，就像尘归尘，土归土，现实的生活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能怎么幸福就怎么过。
对胡彦斌而言幸福生活的法则第一条就是：每天睡到11点左右睁开双眼，才算是睡觉睡到自然醒。当然，附加条件是睡醒之后的半小时内不能和他讲话。在这半小时里，小胡要回味一下昨天的生活，享受一下刚才的美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想，只是发发呆。那时的胡彦斌沉浸其中，不想被任何人打扰：“千万不能在那个时候和我讲话，否则我肯定没好脸色，我爸妈都知道我的习惯，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在这段时间里骚扰我。”
起床之后，胡彦斌会出门溜达一圈，顺便吃个街头小吃，填饱了肚子又接着逛街景。下午是胡彦斌买唱片、听唱片的时间，上海好一些的唱片店他几乎都去过，因为和老板们混了个熟，所以他总能用最合适的价钱买到好唱片。而这对于胡彦斌是非常重要的。
千万不要以为像胡彦斌这样小小年纪就出唱片，还搞全国的巡回宣传，就可妄自猜测他是个小富翁。目前他每个月的收入是1000元(别数错零)，那是唱片公司给他发的工资，其他演出、唱片销售之类的收入都由唱片公司负责，和胡彦斌没有太大的关系，至少目前是这样。
于是在种种现实条件之下派生了他的第二条幸福生活法则：到月底的时候，钱包里必须剩下几十块钱。要让这条法则成为可能，胡彦斌得学会挑既便宜又过硬的唱片，同时不能买超过200元的衣服，还有就是去那些有朋友演出的酒吧。只要公司没有通告，小胡差不多每晚都在酒吧里度过。看朋友们组乐队在台上表演，有时也会被朋友拖上去唱几首。胡彦斌跟他这个年纪的其他小孩一样，最强烈的欲望之一就是想吸引所有人的眼球，而他的嗓子和唱功却能替他完美地实现这种表现欲。
音乐人就会有音乐圈。胡彦斌的幸福生活法则第三条就是：和玩音乐的人交往之外，保持自己的朋友圈。因为音乐人这个特殊的职业，他必须拥有一批音乐朋友。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还是从前那些朋友眼中的好朋友，父母眼中的好儿子。几乎所有的朋友一出门都会拿他的名字说事，而他到朋友家中受到的接待也属“贵宾级”的。胡彦斌就这样被人戴上光环，而他自己说：“我不是个坏孩子，但也肯定不如他们想像的那样好，大概这就是做音乐带来的好处。”
《甲方乙方》里有个很“作”(上海方言)的歌星唐丽君，人人都围着时嫌烦，没有追星族了又怨天恨地。小胡出名时日尚短，后种情况还未出现，前面那种情况却时有发生。于是胡彦斌道出了幸福生活法则的最后一条：遭遇追星族很开心，没遭遇追星族很轻松。
胡彦斌在看发哥的《英雄本色》时，觉得最酷的就是发哥一出场就前呼后拥一大群，想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胡彦斌只是碍于承认？
胡坚：当通往北大的破冰船沉没
档案
年份：1983年
藉贯：湖北武汉
梦想：现在没有(在心灵的沙滩上重新建立梦想需要时间)
文/夏楠
胡坚说：我现在常常反思。这个常常反思的胡坚是后胡坚。有人将“少年愤青”直截了当地按在胡坚头上，后胡坚说，那是我曾经当愤青时干的事儿。
胡坚顺应媒体炒作，直指北大：我出书就是为了上北大。后胡坚说，你在利用媒体的时候，就要想到这是一把双刃剑。
尘埃落定，胡坚梦碎北大，却抓住了武大的稻草绳。后胡坚说，预期的都没有发生，发生的都没有预期。
9月，记者在武汉大学的学生公寓见到胡坚。当然这是后胡坚，脸上的表情在第一眼关注的瞬间，呈现出一派风平浪静。
除却因高大憨实的身形而位居第一，胡坚在中文系2002级新生的军训排中倍受瞩目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他是惟一一个不戴军帽的学生。因为一颗超乎寻常的大头，胡坚在军训的操场上不自觉地又充当了一回“另类”。
如果你恰好从他身边走过，如此评点，他准会跳起来说：“你才另类呢，你们全家都另类！”
当然，那是胡坚年轻时“干的营生”，在笑容可掬的新生环境里，他也不再是那个咄咄逼人的愤青。所以，你尽管大方地从他面前走好了。因为胡坚不在乎别人的评价，想说什么就说好了，风雨过后，他可以原谅“一部分人停留在一种意想不到的低能的理解上。”
胡坚那个晚上没能坚持到9点军训结束，便请假躲在宿舍。给教官的理由是，声音嘶哑，嗓子疼。那是他们军训的第四天。腿脚也因踢正步而酸疼，加上因为军训而错过“纪念9·11”(一种反恐游戏)，使得他不想对军训发表一句多余的话。
“很久以前，传说中的6月，有人说我拒绝了保送武大的机会。进了武大之后，又有人说我得了便宜还卖乖。”胡坚不太愿意谈起高考的那段漫长时日，似乎很不容易捱过，有种历经风雨却不见彩虹的耿耿于怀。
北大情结是胡坚的雷区。稍一碰触他就变得敏感，低沉的声音变得真正沙哑，或者干脆沉默。“遗不遗憾你替我回答吧。”这还是个孩子。他已经学会成熟地应对媒体。“对可以言说者言说，对不能言说者沉默。我可以告诉你，可是我知道你会告诉别人，所以我不告诉你。”北大是块伤疤，结在胡坚的天空，形同一朵愤怒的乌云。
他对自己的高考分数秘而不宣，不知是否算是胡坚交上了好运，各方人士替他奔前忙后，武汉大学决定破格录取他。他说其实事前他连北大旁听每年交多少钱都打听到了。他为自己准备的退路，也是系于北大的。《愤青时代》附后，是“北大人评胡坚”。而胡坚自己也说，他将来不一定要写作，但上北大是实现各种可能性的惟一途径。为了突围高考这个“艰难的阶段”，一度胡坚成为人们沸沸扬扬议论的焦点，也顾不了自己的清白。
如果你劝他，“登天的路不止一条。”他会很快反驳：“有在北大读书的这么说吗？即使有，那也是北大废物堆里发出的声音。”他顺手从书架上抄出伊萨克·多伊彻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翻至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托洛茨基回首眺望渐渐远去的海岸，他一定会感觉到，似乎留在他身后的那整片国土都变成了冰雪的荒原，似乎革命本身都被冻僵了。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任何人造的破冰船能为他打开一条回国之路。”胡坚说，读这段文字时特别有感觉。胡坚认定自己找不到一条通往北大的破冰船，或者破冰船还没开始航行就已经沉没。
不堪回首，愤青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标记，一种追忆。
他现在的很多同学都没看过他的书。胡坚也无所谓，他对自己的作品能得到25岁以上人的认同更为在意。不想谈论现在：“无法判断现在，自己的事情搁那儿吧，又没人逼我要一个答案。”
“我对未来没有规划。惟一就是好好学外语。老师，同学，朋友们都是这么劝我的。”胡坚希望军训快快结束，以便踏上新的长征。少说话，多看书，寻找出路，这是工作。胡坚认为他全部的爱好就在于这“工作”。他的书桌上摆着几本杂志和书。他得意地朝我扬了扬其中的《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说是他刚刚买来的。
对话胡坚——
一个从愤青跳槽的“郁闷”家伙
新周刊：北大情结源于何时？
胡坚：高二那年发现自己“没来由的郁闷”，看一本《北大网事》。暑假最热的那个星期学校宣布放假，当时手里捏着这本《北大网事》，在想：走，去北大看看。就去了，感觉很好。
新周刊：喜欢武大吗？
胡坚：我不想说。
新周刊：你将来会当作家吗？
胡坚：不大可能。我不大喜欢专门干这个，把它当作一种职业觉得很没意思，为写而写。
新周刊：对现在就有人称你为少年作家你怎么看？
胡坚：少年作家就少年作家啦，只要不叫我美女作家就行。
新周刊：写作之前，你的功课成绩怎么样？
胡坚：物理得过奖，考过第一名。分文理科后我进了文科班。名次一度保持在个位数。也算是曾经辉煌过的优秀学生。
新周刊：你跟很多媒体说，因为写小说而使得你没有精力复习高考，你复习的时间多长？
胡坚：1个多月。不然我相信我能正常地通过高考。
新周刊：《愤青时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的？
胡坚：我读高二。那时喜欢上网，交了一批网友。还喜欢阅读，一套金庸一套郑渊杰一套王小波。我在课堂上写，有的随手写在很烂的纸上。然后一段一段地寄给桂林的一个网友，他每收到一段就上传一段。《宠儿》、《RPG杨家将》、《乱世岳飞》3个中篇就是那时候完成的。
新周刊：写作动机？
胡坚：就是一种无来由的郁闷。《愤青时代》是我对(传统意义上的)言说和书写的一种挑衅。
新周刊：你对王小波怎么看？
胡坚：最初买了套盗版的《王小波文集》，就是那种感觉，生活很无趣，幸亏有高跟鞋。
新周刊：谈谈你的父母，他们对你少年写作是什么态度？
胡坚：父母，其实主要是我母亲对我管得很严，看得很紧。他们到最后报纸上说我的小说要出版，才知道我写了本小说，当时很震惊。因为我一直瞒着他们在写。我就跟我母亲说，我自信有这个能力从高考中突围出来，她不信。例子太多了。她语重心长地跟我谈过很多次，我就想挺挺，能突围过去就算了，不想让她知道。有句话，言者谆谆，行者藐藐。
新周刊：那你现在被武大特招，算不算是一种突围成功呢？
胡坚：谁知道，反正我不是高中生了。就是那段时间，郁闷，总想着过去。
新周刊：你对愤青是怎么界定的？
胡坚：想到这个词，我就郁闷。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词。很多人以为自己很有道义责任感，对现状不满，会骂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俭让。从这个角度讲，我不是愤青。从前当愤青的时候，有朋友提醒过我，说我可能会受到伤害。我没听。好像就是那次作品讨论会上提出来，就有某报道说你这么年轻就当了愤青，不亏了吗？后来不知怎么回事都沿用了这个说法。我也没去计较。
新周刊：你刚才提到从前当愤青的时候？
胡坚：我跳槽了，不再是愤青。
新周刊：书名为何取为《愤青时代》？
胡坚：其实这个书名不是我取的。我原来的书名为《主流英雄的另类生存》。我认为愤青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与小说并没有多大关系，真正的主题理想、回忆、开放、自由等却相反被人忽略。
新周刊：经常有人拿你和韩寒相提并论，你怎么看？
胡坚：我是后起来的，我占了个便宜。
新周刊：怎么看他拒绝复旦的事？
胡坚：那是旁听，如果是你你会考虑吗。他是他，我是我。
新周刊：怎么看网络文学？
胡坚：精品不多。原来上网写东西的多是能手，现在泛滥了。
新周刊：关注网上对你的评价吗？
胡坚：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李修文在谈到少年写作时，对我评价挺高。我就有些窃喜。
新周刊：有新作品可以出版吗？
胡坚：才两万字呢。现在好好看书，学习。
新周刊：阅读有偏向吗？
胡坚：阅读无禁区。
新周刊：对你的大学4年有些什么想法？
胡坚：对我自己会有很大帮助。
新周刊：这个7月发生了很多跌跌撞撞的事，你会再去北京吗？
胡坚：北京再往北是什么地方？黑河？我怎么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地方。(笔录/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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