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树青

　　在秋风微凉的广州，打电话给北京的迟宇宙约稿。迟哆嗦着声音和手中的笔说：北京的天气真是冷啊。看过新闻知道，北京已经接近零度了，这是此时维持在二十多度的广州不可想象的。

　　又有什么是可以想象的呢——公元819年，同样是这个季节，韩愈从西安出来，走到蓝关时已是大雪漫天，而他要去的是千里之外的荒凉之城——潮州。

　　潮州，我来了，我会死在你的手上。1186年前，中国唐代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韩愈郁闷地出京城、入荒城。当时，这个51岁的文人对前途充满了悲观恐惧：他的12岁的孩子已经病死在路上，他的部级干部的仕途已经被自己的一篇《论佛骨表》彻底“马赛克”了，他的朋友们纷纷贬职、流离失所，他没有出版过一部文集，他的房子、家眷和微薄的财产全部随他而动荡。

　　不可想象的是——他没有死在潮州，只在那里呆了8个月；他创造了这座南方城市的灵魂，这里在千年之后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他成了这座城市的偶像，成了被祭祀的神，被裹在民俗里传诵千年；他的姓氏成了这座城市的姓氏，山姓韩，水姓韩，道路和树木、学校和建筑都姓了韩。

　　1186年后的灯火楼台

　　我是从揭阳坐夜行大巴进入潮州的。揭阳，潮州，潮阳，汕头，都是潮语区，一支善于经商的中国族群的母居地。潮州的夜色毫不璀璨，与我经验中的中小城市暗合。

　　第二日，先是在街头小摊吃加了芝麻酱的沙茶粿，然后去太平路去看骑楼。骑楼是什么？骑楼就是南方，多雨的南方、商业的南方和人间烟火的南方。这条骑楼街巨长，甚至长过了我的脚力和耐心。遗留的进士第和官宦之家，老宅子、老门锁、老式对联镶嵌其间，一种叫做人文的东西就在繁华的街市中草灰伏线。

　　骑楼街中段，还有开元寺。这座唐朝大庙之外的几间素菜馆，无疑只是一种商业和信仰消费的陪衬，与著名的“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郁而不腻”的潮州菜是不合的。

　　不能免俗地在市中心穿行。潮州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城市建成区达到30平方公里，新的潮州大道形成新城区的主轴线，然后延伸、环线、放射，串连起一座座所谓的标志性建筑物和花园式住宅小区。这又如何？如果一街一寺一桥就足以表达这个城市的内涵，那么城市的大就只是一种地理概念而已。

　　李嘉诚的成功首先是作为香港人的成功，而非潮州的成功；法国潮汕商帮的强大，首先是个人能力的强大，而非家乡的供给。在这个曾经以制假闻名的城市，面对众多似曾相似、似是而非的风景，我几乎要失望了。

　　如果我没有走过湘子桥的话。

　　城市的文化导师

　　过湘子桥，看韩祠。

　　现在流行专栏作家，唐宋八大家已经成了众所周知却谁也不读的经典，韩愈的文章也不例外。专栏作家们都是公共知识分子，竟相在报刊上抖着机灵，以高稿酬和高曝光率的回报实施着对传媒和城市的占领。他们的文字铺天盖地，从头版头条到副刊版、从每日专栏到周末版，像成万吨的钢筋水泥倾泄在报刊版面上，搭建着个人的品牌和声名。像极了商品，有标价，有生产日期和有效期，能带来消费的愉悦感，并且安全——对作者和读者同样安全。

　　但是，你确定吗？你确定你看到的这些专栏文字也可以换而称之为文化、责任感和社会良心？除了灵感和幽默，他们是否还有些别的？他们是否为一座城市注入了新的灵魂？即便不这么沉重，那么，单凭文笔的比拼，这些专栏作品是否可称之为杰作？

　　作品、知名度与身价，作为衡量一个当代文人是否成功的指标，比个人行为本身更被看重了。我们每每提起一些重要作家，会说：北京的王朔，西安的贾平凹，上海的王安忆，武汉的池莉，南阳的二月河……在这里，作家与城市互相辉映。因为他们的作品写得好，写出了他们所在城市的灵魂，或者历史的灵魂。人们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只以文章论英雄。

　　文人的境界可以比文章更高的。待出了韩祠、离开潮州这座城市之后，我明白了重要的不是“文起八代之衰”，而是“道济天下之溺”。独善其身，再大的声名也不是一个文人的最高境界。

　　韩愈的文章是不安全的，像那个时代的众多优秀文人一样因言获罪，但他的文章一经与他的南方城市之旅相结合，便附着了文化、责任感和社会良心。

　　潮州人千年以来把他称之为“吾潮导师”。韩祠里有什么？那里记录着一个中国落难文人的文功武治，千年以来的文化精英对先贤德行的推崇和反思，一个荒蛮城市对文化教化者的神话和怀念。

　　对潮州这座城市来说，韩愈即便一生未写一个字、一篇文章，已经在这里千古流芳了。

　　韩愈在潮州做过些什么

　　且看一个文人是如何以官员的身份用八个月改变一座城市的。

　　身为潮州刺史，韩愈只做了四件事。一是把中原文化带到岭南，推广普通话，任用潮州本地人才赵德主持发展教育，这种延续性使得到了北宋时潮州在全国就有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开始人才辈出；二是赎放奴婢，把潮州的这种把人不当人的恶劣民俗强行矫正；三是关心农桑，不仅修堤筑渠，甚至为民求雨；四是驱除危害人畜的鳄鱼，为民除害。为了办学，他捐出了自己在潮州8个月的所有俸禄，简直是在潮州做义工。

　　从内心来讲，韩愈是带着耻辱、失望和创伤来到这个陌生而落后的南方边城的。但是，8个月之后，韩愈调走了，他灌注在这个城市的入世理念却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潮州是一个有感情有记忆的城市，甚至情绪化得会将自己的教化者神话。在潮州，韩愈越来越不是人了，而是神，他似乎从不曾离去，而是在潮州的每个人迹所在，看顾着这群知恩图报、孺子可教的边城浪子，令他们越发地进化。而历史的潮州官员把韩愈放在与这个城市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要求着自己。

　　驱鳄的恶溪改名叫韩江，笔架山改名叫韩山，橡木改名叫韩木，还有昌黎路，昌黎小学，太平路上的中国农业银行潮州分行昌黎分理处，简称韩师的韩山师范学院——一个城市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来怀念着一个人，把他的短期作业视若丰功伟迹。而历史上关于韩愈的第一本文集，也是由潮州人编的，即便当时这个城市的出版业是那样地不发达。

　　在潮州，最佳视觉制高点是站在韩文公祠的高台上，韩江、湘子桥及更远的潮州也一览无遗。潮州人把最好的风水宝地留给了一个文人，那个高台的入口雕塑着一本摊开的书，书上只有两行字：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2002年，潮州人拍了一个介绍潮汕文化的小电影放在网上，片长47分钟，片名叫做《如果韩愈看得到》。自然，韩愈是看不到的，但所有来到潮州的人，最终都会看到隐形在潮州历史、文化、民俗和记忆中的韩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