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ECHOO

　　海明威在巴黎度过了一段甜蜜岁月，连去小餐馆吃一顿烤牛排都是值得庆贺的享受，所以，在他的眼里，巴黎是节日。但对当年穷困潦倒的马尔克斯来说，它却是座熬人的炼狱。没有工作，一人不识，一文不名，更糟的是不懂法语。

　　1999年，法国为数不多的以巴黎生活为题材的新小说作家让?艾什诺兹以一部《我走了》获得了龚古尔奖。在这部充满了对于地点和线路的确凿的描述的作品中，除了玛得莱纳教堂，巴黎的名胜古迹全然消失了。这有点像一个去了无数次香港的同事面对他人询问“海洋公园”的详情时，总有点抱歉的感觉的情形。“那么有名的地方你怎么可以不去呢？”也让我想起在北京生活了4年以后，被约会对象约在他想当然地以为我应该知道的王府井女子百货商场门前相见时自己的一脸茫然。要知道它可是在最有名的王府井大街的入口上啊。

　　我熟悉的是什么？是后面，再后面的儿童剧院，人艺小剧场，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每一个周末跟着学艺术和热爱文学的师哥师姐们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巷弄间寻找古人踪迹、验证他人的历史印象是我大学4年最得意的乐趣。

　　按照海明威的说法，我不够幸运，因为年轻的时候我只算在北京待过；但我又够幸运，因为按照卡尔维诺的说法，巴黎是一座“透过阅读而熟识的城市”，以这个角度，我熟悉它少说也有十几年了。这个巴黎，不同于旅行指南的巴黎、浪漫假期中的花都，在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凯旋门、艾菲尔铁塔……之外，是对延续几世纪的翻译作品的记忆，一但踏上这块土地，扑面而来的就只可能是这些散落的地点，等着现世的我一一还原，再次解构。其实，这跟巴黎人的性情也有相近的地方，两间咖啡厅，一间空着，一间满座，他们必定要等那间满座的，说出来又是一段历史，伏尔泰，海明威，萨特，波伏娃，杜拉斯……专栏作家娜斯说，“巴黎，实际上是我们各自欲望的一种投射。真实的巴黎，却有着美与浪漫之外的林林总总。”

　　我对巴黎的林林总总不感兴趣，对于一个旅行者来说，进入别国的底层是相当困难的。在属于一个人的地图里，只有在记忆中重叠的阅读的历史，怀旧与现世漫然交错。

　　贝尔纳—帕里西街7号

　　在发现陈侗的新书《自己的世界——法国的生活与艺术》中关于巴黎的记述也是以这个地点开始以后，我确信了他在书中的一句话：巧合决不是偶然的。大学里学出版课程的时候，一个个密麻难记的国外出版社名只有一个没被诅咒过，那就是午夜出版社，只为了它名字里存在的中文诗意。这是第一个旅游手册推荐之外，仅仅关乎个人的巴黎之地。在小幅的地图上，贝尔纳—帕里西街只是拉丁区的空白，拿放大镜也投射不出在这条街上穿梭的萨特，杜拉斯，或者克洛德·西蒙、罗伯格里耶等新小说作家的身影。这个在20世纪50年代因其新小说文学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相互交错，使它在法国出版界获得了一种先锋派地位的出版社给了这条小街充满豪情的记忆。

　　圣日耳曼德普雷大街：花神咖啡厅

　　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大街上的每一个咖啡厅或啤酒屋都能列出数十个文人的名字，和花神紧邻的双君子咖啡厅是二三十年代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和五六十年代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聚会之地。在离它们不远的地方，始创于1880年的利普啤酒屋不但吸引过海明威、萨特，更是今天政要们的常顾之地。花神的名字源于竖立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型花神雕塑像。19世纪末，莫拉斯在此写下了《在花神的抚爱下》，后来作为诗人阿波里奈的工作室，在1913年甚至充当了《巴黎之夜》杂志编辑部的角色。这一点，让我这个杂志人极尽向往。诗意的工作该是比诗意的栖居更可望而不可及的吧，毕竟对于现代人来说，待在单位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待在家里了，这还包括了睡眠的时间。

　　蒙帕那斯墓园

　　离贝尔纳—帕里西街不远，经过圣日耳曼德普雷林荫大道，出了街口转右，一直向前走，路过几处涂鸦就到了蒙帕那斯。在一条热闹的大街上，冷不丁地遇见一个身材矮小，喝得酩酊大醉，发胖，灰白的短发扯直了也遮不住皱纹的老太太，让人产生隔世相遇的错觉。生前死后的杜拉斯都住在这里，抹不去的落寞。在蒙巴那斯的墓园，她有着淡黄色的墓碑，红色的长明灯落在地上，为这个“死了也会继续写作的人”制造一点温暖。我却为再也看不到像《如歌的中板》一样的文字而伤感。

　　莎士比亚书店

　　纽约、罗马、维也纳、西雅图各地都有莎士比亚书店，不过都与巴黎这家攀不上亲戚。如今坐落于蒙帕那斯区巴黎圣母院对面的这家莎士比亚书店因为当年书店女老板苏薇亚.毕奇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出版了被全美国拒绝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举成名。往昔的莎士比亚书店坐落于奥德翁街，1921年，带着新婚妻子赫德莉初抵巴黎的海明威发现莎士比亚书店的时候如获至宝。今天的莎士比亚书店沿用了毕奇的老字号，有意思的是，在店里寻找《尤利西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顾客多是一些讲着英语的美国和英国来的观光客，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被翻来读去的都是旧书，除了少数德文、西班牙文，大多是英文读物。这里没有“新”书。书店的店员都是学生、流浪汉、胸怀大志的新作者，他们在店内以打工交换住宿费，在书店角落的空床上打临时舖。最多的时候，这里可睡上20个人。在书店楼上，现任老板乔治·惠特曼特别为作家们备了一间“作家室”(The Writer's Room)，免费供认真的作家们专心写作。唯一条件是，你必须说得出你作品的优点，同时愿意随时把正在“作家室”里写的作品给他过目。这个每天坐在店里，有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和瘦削脸孔的老人同堆积如山的旧书一起，成为镜头里的风景。

　　王子路的友丰书店

　　穿过圣日耳曼大道，就到了王子路。这条又窄又长的小街，老式的路灯委屈地暗淡着，入夜时分穿行其中，有点鬼魅。历史上这条街里有许多的小型出版社，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关门大吉，惟独后来接棒的友丰书店一支独秀的生意兴隆。友丰书店是巴黎华人文化的一个信息中心，在这里可以买到华人世界的一切新书。彼此相识的书友，用中文轻声地讨论近日读过的书，这样的场景，即使是在中国的大学里也是少有。同友丰的气氛相比，国内的此类知名书店显得书香有余，人气不足。买书的人常将嘴巴寄存在出口的收款台，在不得已的时候回答一句：没有零钱。

　　伏尔泰沿河街

　　贝尔纳—帕里西街、蒙帕那斯、圣日耳曼德普雷大街、王子路都位于著名的拉丁区。拉丁区在巴黎西岱岛的南岸，巴黎共有13所大学，大约50家出版社，100个画廊、100个书局，1000个小吃店，1000个咖啡厅……都在这里。拉丁区是观光客的俗称，在巴黎地图上是没有拉丁区的。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意大利文化深得巴黎人的厚爱，风流倜傥、一口流利拉丁语的青年男子是当年的“拉丁情人”。言必称拉丁，是当时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学识有教养，特别是够不够时髦的标准。据说真正把拉丁区这个名字传出去的是美国人，来自牛仔国度的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一区的文化特征，“拉丁”、“拉丁”的叫来叫去，似乎这样就能获得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的意大利旧风情。不过，法国人并不领情，在法国的很多地方，标记牌上的四种语言：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却独独没有英语。如今，作为最繁华的人文旅游景点，拉丁区里布满了应付游客的小餐馆。不知道抢购LV皮包的人会不会关心和伏尔泰同座一条凳子的细节？伏尔泰沿河街是拉丁区中的一条水边小道。很多奔着伏尔泰三个字涌入的“伏尔泰咖啡馆”实际上并不是当年他在这里喝咖啡的地方，如此命名，只因为它位于伏尔泰最后居住并去世的房屋的楼下。隔着6个门牌号码，伏尔泰的邻居中还有瓦格纳和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几个世纪的觥筹交错，都留在了咖啡馆的好生意里。

　　伏特街3号

　　第一次走过这里的人大都不会驻足而立。班驳的外墙衬着褐黑的木材，狭小的窗户让见惯了窗明几净的外来者兴趣顿失。在巴黎众多17、18世纪的建筑中，它是硕果仅存的中世纪晚期的民房样式。坚实的横梁、交错的木材，两米高的灰泥天花是它典型的特色。普通的巴黎人家在里面过着平凡日子，不同的房客在固定的地点上演延续几个世纪的生活剧。对于巴黎人来说，住在老房子里是一种荣耀，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的享受古旧的运气。一块石头，存在久了，吸纳了人气，带着传奇和故事，就不再只是石头。这样的感受巴黎街头比目皆是。

　　卡尔曼街3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和上海是全世界人向往的花花世界，留法的中国学生即使从未去过上海，来到巴黎以后也有了吸纳两地精华的超然气质。当年法国开放式的教育制度为众多文学青年的心仪，纽约和东京在那些年轻人眼中，不过是暴发户的客厅，每一个细节都禁不住推敲。在国内，举凡超过20岁的文学青年对傅雷的名字都不会陌生，幼时衡量不同中译本的价值，傅雷两个字是金字招牌，逢见必买。1928年来到巴黎的傅雷，是现在历史照片中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执着地面对镜头的青年会里的一员。他们中的不少人住在这座卡尔曼街3号的楼里，临界的四方房屋，没有装饰，没有特色，也没有了记忆。已经成为外国学生招待所的卡尔曼街3号只是一个租金较便宜的外国公寓，即使身在其中，被问起知不知道傅雷故居在哪里的时候，文学史背得滚瓜烂熟的中国学子也是一脸茫然。在这个只修不改的城市，好像有无尽的文人气质被散落街角，弥散于一片叫PARIS的空气里，任你拼命呼吸，也寻不到半点残迹。

　　加纳瓦雷历史博物馆

　　除了拉丁区，巴黎城市改建的时候没有被奥斯曼拆除的马亥区其实是个好去处。这里没有经典的旅游项目，只有些有意思的小纪念馆串成的历史回忆。雨果故居、毕加索博物馆，还有不停地被艺术系的学生包围的罗丹纪念馆，让急行的脚步忍不住地要停下来，换换节奏。加纳瓦雷历史博物馆插在小纪念馆的情趣里，配上自己独有的艺术化特色，说不出的享受。加纳瓦雷历史博物馆也被称作巴黎市历史博物馆，由两栋老房子组成，参观的人可以在这里看到从罗马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与巴黎有关的艺术品，既是艺术展览又是历史展览。最大的遗憾是它函盖的一个个优美的小庭院，却大都门楼深锁。建于1548年的主建筑加纳瓦雷旅馆经历过很多人，其中保留的17世纪的女作家塞维尼侯爵夫人的画像和当时她生活场景的一个角落常会获得比政要们的居所更多的关注。塞维尼侯爵夫人是一个意外的作家，她以书简文学流传时代的文字，不过出于对远嫁他乡的女儿的思念而写下的从未想过要发表的家信。画像中的安详表情很容易让人想起李清照，守着空房，写“惟恐西湖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时的模样。今天到哪里能找到关于她的影迹呢？

　　蒂雷纳大街66号

　　比起蒙特法韦公墓里号码为1943——NO392的墓地，这是一个更不为人所知的地点。2002年3月10日从屋里传出的流行乐遮掩了89年前破门而入的精神病院医务人员将一丝不挂的克洛岱尔拉出去的尖叫声。同享有盛誉的罗丹相比，克洛岱尔是罗丹《吻》和《情人的手》等作品里的符号。克洛岱尔寻求的纯洁、刺激，处在天才、有妇之夫罗丹之下的自我的雕塑和爱情在长达十多年的岁月里被张扬被挤压被粉碎。这个拼命逃离又不断折回的年轻女子终于没能甩掉她的宿命。疯人院里保留的档案记述着，死去的她没有财物，没有遗言，连一件纪念品也没有留下。满屋被打碎的雕像，留在当年第一个冲进蒂雷纳大街66号的蒙特维尔格疯人院的医务人员的眼里。

　　阿斯尼埃尔公墓

　　巴黎人爱狗，满地的狗屎是明证。为了保障狗的权益，巴黎人做过不亚于为自己加薪的抗议努力。外来人常为浪漫的巴黎人如何忍受狗屎的腌杂疑惑，去过阿斯尼埃尔，这种疑惑转眼变成苏轼的名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阿斯尼埃尔是一座狗公墓，也存在其他少量的宠物的墓穴。最早阿斯尼埃尔是在塞纳河的一个小岛上，后来因为一边的河道被填平，它便成了岸边的狭长阔地。在草木之间，一排排的墓碑，各式各样，古典的、现代的、平实的、艺术化的，极少重复，公墓的样式体现主人的性情。刻着狗的名字，生卒年月，铭文等，偶尔走过的扫墓者像在其他公墓一样肃穆伤感。或者，巴黎人的浪漫不在于街头激情的热吻，也不在于塞纳河上的潋滟风情，在这里，在这个追忆情感的宠物公墓，才是它最原始的出处。

　　巴黎的N种入口

　　文/玛法达

　　在尚未进入巴黎之前，每一个关于巴黎的文字或影象都能创造一个不同的巴黎入口，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抛却历史的，对现世平常生活的描述更容易刺激到旁观者的灵魂。

　　《决定性瞬间》，作者：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摄影集

　　在罗列那些记录了巴黎的悲欢离合，对这个城市充满热爱的摄影家中，布列松是不可或缺的一位。在这本记录各个国家历史瞬间的作品里，收集了他拍摄的众多文化界、艺术界人士的肖像。像毕加索、马蒂斯、布拉克、鲁欧、撒尔托尔等人。同巴黎摄影界推崇的其他两位只拍巴黎贫民街的摄影师卡帕、多阿侬相比，布列松不仅拍贫民街，还因为自身优雅的生活方式把镜头对准了贵族生活内幕。如今，能够将巴黎的混杂困苦和罗曼谛克合二为一的摄影师也就剩下布列松了。

　　《我走了》，作者：让·艾什诺兹，200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不过，我只呆一会儿，真的只呆一小会儿。我只喝一杯，然后，我就走。”艾什诺兹是位喜欢选择女人、逃避、命运为命题的小说家，《我走了》呈现的是一个解构、变体的巴黎，奔跑的不断寻找的女人和支离破碎极端敏感的男人在巴黎不为旅行者所知的角落纠缠和漂泊。面对这样的巴黎，不是只喝一杯然后就走，又能怎么样呢？

　　《筋疲力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新浪潮电影

　　"新浪潮"电影的导演们选择的地点一般都局限在巴黎，在这个大城市上演悲喜剧。凭借长篇处女作《筋疲力尽》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导演的戈达尔，让人们从这部表现一个笨拙的盗贼米歇尔的影片中，透过不断变换的场景，依靠藏在手推车里的借来的摄影机，推过去，拉过来……巴黎在神经质似的快速变更的剪辑手法里，是一个模糊却异常真实生活片段。

　　《符码未知》(又译《巴黎怨曲》)，导演：迈克·哈内克，电影

　　这部需要在电影院的宽荧幕中才能体味到巴黎风光的电影，出自一个奥地利导演之手，一个非巴黎人眼中的巴黎世界。一个人心冷漠、难以沟通，拒绝外族的世俗社会。巴黎街头的繁华映照着一个个孤单的现代人。狰狞的陌生的脸取代了浪漫的街头之吻的巴黎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