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锋

　　巴尔扎克的拐杖上刻着一句话：我将粉碎所有的障碍。而卡夫卡的拐杖上却刻着相反的一句：所有的障碍都将粉碎我。

　　你不能选择生活，只有生活选择你。一些人人生变故往往缘于一次“灾变”——就像地球被小行星那么一撞——生活方式就此改变。而更多的人一生都纠缠在“变”与“不变”的哈姆雷特式反省之中，最终未变，所谓“多谋寡断”。能成功变身者只是少数，他们一生多活了“几辈子”，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障碍而达自由之境。庆幸的是，这样的人如今越来越多了。

　　“freedom！”这是《勇敢的心》中最撕心裂肺的一声喊叫，从梅尔·吉布森那青筋暴跳的表情上我们看到了对自由的渴望。人们宁愿相信，那一声“freedom！”让大英雄一刹那从极度痛苦状升华到极度快乐的自由王国。这种渴望在《魔鬼布道者》结尾处也看到了，基诺·里维斯一枪了结自己时喃喃地说：“freedom of choice……”。

　　电影是现实生活的象征镜像。命运是个暴君，我们或当大英雄、或当奴隶。不幸得很，我们多数成了在命运的皮鞭之下匍伏的爬虫，按它规定的路线走完自己的一生。

　　全世界似乎都在嘲笑萨达姆在全民公决中获100%投票。要知道，如果在中国古代作任何一项这样的“全民公决”皇上都会获100%投票。对于一个失去自由选择的社会，选择反而变成一种象征性的游戏。在封建社会，皇上的自由选择取代了全国人民的权利。我不知道为什么21世纪的中国人乐于在电视剧中欣赏这样一种状态，这分明是一种自虐。最看不惯的就是清剧中集体下跪的景象——要知道下跪动作原本起源于我们的近亲猴子，当一只母猴在猴王面前“下跪”时，那是一种要求交配以示臣服的表达，如果一只小公猴“下跪”则表示它自愿向老公猴让度交配权，以示安慰，猴王往往会骑上去“意思一下”。我无意说猴子们变态，但如果满朝文武集体下跪以示让度自己的交配权，而且涕泪纵横，岂非变态？当然，真正变态的是那些有自虐情结的编剧们。

　　我无法想象那些年代的人是如何获取快乐的。因为我知道，缺少自由选择的快乐迟早会变成不快乐。想象一件极乐之事，比如做爱(你也想到了？)，一但此事缺少了自由选择就会变成一项负担。我亲眼见一只乡下的种猪的痛苦经历，做爱对别的猪是求之不得，而对它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是工作嘛。再漂亮的小母猪也引不起兴趣，无非是被配种员用小棍子赶上去，极为形式主义地比划几下，完了，再哼哼两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那意思是：“无聊的工作！”这只种猪给人的启示是，快感非快乐，强制无快乐。

　　庾澄庆吼唱：你快乐吗？猪们回唱：我不快乐！

　　多年来，我琢磨的一个命题是，“命”是一个定数还是一个变数？通过一个人的诞生星盘来研究他的个性与潜力，通常会导向一个悖论：假如你能改变命数的话，那还叫命数吗？而且此命运方程式变量太多，基本无解，需要超级解盘手，那就是上帝。如果我们都消极地接受这样一种命运，那好，这个世界就无所谓选择了，听天由命就是我的惟一选择。但是，总有人跳出来告诉你，即使你真的相信命运，那好，信它好了，你无法改变命运，但能改变对命运的态度。其实不如相信“态度决定了一切”。当基本条件足够时，只要你愿意，自由是自己给自己的。

　　提倡“思路决定出路”的王志纲声称自己要活“5辈子”，经历插队、教书、记者、策划师直至校长。但愿王先生在这“5辈子”中都得到了快乐，那种不是被他人“设计出来的”快乐，那才是一个“大圆满”。有一天，当农民变为城里人，城里人变为农民，大家主动交换生活方式。这样，农民实现了住大高楼、压大马路的愿望，城里人实现了悠然见南山的农夫之乐，你说，这世上的快乐会不会增加一倍呢？

　　罗素说，世界之美，缘于其参差百态。什么是成功人生？如果你按自由选择实现了自身愿望，就算成功了。法国人说，既然上帝赋予我们色、香、味的感官，为什么我们不好好享用呢？一个美国人会用3小时琢磨如何成为银行总裁，而一个法国人会用同样的时间去做一道菜。如果那个美国人真的今后成为银行总裁，法国人会说，切，这又有什么呢！不过是美国人的选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