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冬莉

　　“有多少个去过水边的诗人，就至少有多少首歌颂水边的诗。”这样说其实减弱了水对中国文人的影响。也正因为此，对于中国人来说，水更多的是一种意境，浪漫的可供讴歌的诗意，离现实生活总有些疏离。这种气质同西方海洋文明的哥伦布情怀有极大的差别。当水不仅是一种环境而被当作资源融入城市的建设体系，母亲河被拿来作为提升城市形象的时尚地标，可供学习和设计的样板就只能是别人的。

　　水边的回忆

　　“水边长大的人明显比陆地上长大的有灵气，这一点毋庸置疑。”在重庆嘉陵江畔长大，今年32岁，10年前从家乡出来闯天下的Celine对于水之于一个城市的重要意义比常人更多了份坚持。

　　“我所有快乐的回忆大多跟嘉陵江有关。20多年前，江边还有很多纤夫，光着膀子，绳子仿佛都勒进肩膀里的那种。每年夏天无数的人，特别是小孩，拿着汽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水上嘻闹。年轻人谈恋爱的、老年人散步的，什么人都有。当时还没有什么游人。”

　　事实上，在更早之前，张大千、老舍、徐悲鸣、郁达夫等人都来过这里，在今天的华子良脱险处喝酒吃鱼坐滑竿。据说火锅的来源也是出自江边渔翁的发明，因为图方便，渔夫们将带来的材料直接扔进锅里煮，水边阴气重，所以好吃辣椒。这种追溯因为太过久远失去了源头，但关于重庆“字水宵灯夜山城”的评价清代诗人王尔鉴的诗最典型，“高下渝州屋，参差傍山城。谁将万家炬，倒射一江明。浪卷光难掩，云流影自清。领着天尽意，天水共晶莹。”

　　“中国人讲究风水，但很难说不是众多的文人骚客在无形中抬高了它的生活形态，导致今天城市向水的心理一发而不可收。”郑州人小白在重庆生活过多年，如今暂居广州，比较郑州同这两个城市的差异，小白讲了一个例子。“郑州人非常渴望水，为此整个城市甚至生挖出一条沟来。其实北京的护城河也是挖出来的。整个景山就是因为没地方放挖出来的土才堆成了一座山。天子尚且如此，何况贫民百姓。”

　　听水边长大的人讲当年的生活，让人感到快活。回忆会让人对过去的情节产生某种错觉，绝大多数说者省略了水淹的落魄和污染的无奈，原本作为水边城市的灾难成了日后好笑的插曲，把水边的生活衬得越发有趣。

　　外滩，外滩

　　《诗经》里有许多咏叹的诗句都与水、河相关，不论是起兴的《关唯》，“关关雎鸠，在河之舟”，还是白露为霜的《蒹葭》，生活在水边，人的浪漫非常自然。到水边散步，即使是对清贫人家，也是有品味又不掉价的事。

　　中国河流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就有1500多条。虽然水边的城市是近几年才炒起来的概念，作为生活本身，早已有之。

　　除了重庆，武汉是另一个生活气息浓郁的水边城市。在女作家池莉的小说中，长江的渡轮是整个城市生活的缩影，从武昌到汉口，从汉口到宜昌，每一个渡轮上都可能在上演着或悲或喜的爱情故事。“1980年5月，江面上的轮船，无论是停泊还是起锚，都发出了呜呜的汽笛声；长长的锚链，哗啦啦从江面升起，哗啦啦钻入水中。”(选自池莉小说《城市的风景》)池莉那代人的记忆到了23岁的武汉人江浩这里起了某种变化。“现在更能代表武汉的是外滩。”对从前的记忆，江浩同很多同龄人一样，常定格在游泳、放风筝之类的游戏上，让他更有兴趣说下去的是现在的武汉外滩。

　　“我去过上海，我个人认为现在汉口这边的外滩比上海的好。将来等江对面武昌的那段也修好以后，武汉外滩肯定要超过上海外滩。”2002年可谓是水边城市的外滩年。在冒出来的20来个外滩城市中，武汉的口号最为直接——“学上海兴武汉”。武汉的外滩同上海的外滩也有些可比之外。武汉外滩在旧时为法属区，有一些西式的老建筑，虽然不像上海外滩是金融区，但作为江上码头，这里有非比一般的人气。

　　“武汉外滩比上海外滩大，绿化带多。现在的咖啡一条街也比较有特色。自从武汉外滩改造以后，城市变得更现代了。”江浩是典型的小白领，在一家彩印公司工作，他的这番话说得特别符合他的身份，包括这个城市的追求。

　　另一方面，在上海工作了4年的武汉人张静对此的感受却不尽相同。“前一段时间回武汉，被朋友拉去外滩坐了一会。喝着不知道什么味道的咖啡，盯着望不到江景的堤，为了防洪，江边修了一道很高的堤，我承认改造后的江边比以前有都市感，但一想到长江发水的时候可能淹到一人高，这种学来的假风情就让人不舒服。”

　　在这一点上，Celine同张静有类似的感受。10年的时间，Celine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走来走去，喜欢的城市有大连、青岛、厦门、杭州、上海，都是与水有关的，对于最后决定留在上海的原因，她开了句玩笑：“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现在学上海外滩不是时尚吗，所以我干脆生活在这里。”重庆也是造滩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不久前，Celine刚去过重庆。“我觉得很好啊，同上海比，差距不远了。以前小时候的生活更像是城乡结合的产物，有农村的感觉，现在很都市。”但是对于江边再也看不到光着屁股嘻闹的小孩，Celine还是有不少的遗憾。“我更喜欢以前的水边生活，不过这话由我一个生活在被家乡人羡慕的城市里的人说出来，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被标榜的生活方式

　　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的《国富论》中就揭示了这个现象：水运的便利开启了地方经济的繁荣。纵观世界上一些知名的古都，大都依水而兴。目前世界上公认的5大都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上海无不与水有关，除了靠海的东京，其余4座城市最诱人的风光及生活方式无不依水而生。城市的繁华、都市的诱惑随着水一起流动到可以波及的每一个角落。

　　自古以来，诸如扬州、泉州、宁波等城市即作为通商口岸存在过，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城市在贸易的提升下洋派十足。特别是因为地理位置和水流的关系，沿海城市及一些单边沿江的城市污染较小，特别是清朝众多沿海城市半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建筑和传说，到了今天都成了某种可供炫耀的资本。去青岛或者厦门盖一栋房子是众多小资们的退休梦想。

　　同普通民众相比，煽起这把“水”火的是政府和地产商。“你买的不是房子，而是生活方式。”这是中国的房地产走过10年后最热的宣传口号。而作为购房者他们有权参与的也只有楼盘本身的价位和质量，决定生活方式的要素之一——环境的好坏通常只能由政府和开发商决定。

　　中国水边的城市，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大多经历了一条污染—治理—改造—观光—旅游—房地产—生活方式的路子。直接的影响是将生活在水边转化成了居住在水边，塞纳河、外滩这些字眼理所应当地溶为城市的应有之义。母亲河也顺理成章地担当了城市形象的榜眼及刺激欲望的地标。这两点，在对宁波外滩所做的采访中，建筑师马清运所说的“水的存在，使得它能比较容易地塑造出一个有主题的城市环境。”及副市长何剑敏谈到的“消费主义会拉动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即能体现出。

　　在水边城市的改造中，大张旗鼓地要将母亲河变成塞纳河，将沿江路变成外滩的是广州，江边楼盘最热闹的也当属它。在中国的7大水系中，珠江污染最小，加上两岸的广东美术馆、星海音乐厅及中山大学，包括中山大学研究法国文化的陈元教授都认为，“珠江和塞纳河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同一个问题上，自己人和外人的看法不同是很自然的事。来自法国的Pulli先生，在法国文化处设在广州的法语培训中心工作，被问到珠江与塞纳河的对比，他连摇了3下头。“不一样。塞纳河是生活、旅游、观光的综合区，那里是公共交通的集汇点，很吵。而且它两岸都是历史和文化，每一个建筑都值得玩味。塞纳河是自然发展到今天的。广州的珠江治理不是才结束没多久的事情吗？”

　　水边城市的设计比赛

　　Pulli先生的话有些人会点头称是，也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摇头说：“你错了，你又错了。”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同人家自然形成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更多的水边生活是被设计出来的。有设计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次品。Pulli先生另一个直观差异的印象是“珠江边的高楼大厦太多了，亲水性不强。”事实上，从今年开始，广州市政府在投资了39个亿治理珠江以后，又开始了对原来散落在沿江路上的酒吧进行整建，不久这里将成为酒吧一条街。或者也有堪比赛纳河左岸咖啡馆的野心。

　　实际上对于水边高楼大厦过多过密的趋势，早在几年前梁从诫就专门广州的做法提出过批评，他认为这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侵犯，建筑过高过密必然影响其后更多居民欣赏江景的机会，无论是治理或改造，出钱的大多数还是那些与住在水边无缘的人。但这些显然都没能挡住地产商们打造“无敌江景”的远大抱负。

　　在对母亲河的治理中，成都因为对府南河的治理获得了联合国的人居大奖。1997年，府南河治理结束的时候，河边楼盘开始被炒得很热。男女老幼彰灯结彩走向河边，“所有的人都很亢奋，大唱赞歌。那时候感觉从此以后成都就会不一样了。5年以后回头看，并没有当初想像的那么好。”当时还是学生的海岚对这一段的记忆尤其深刻，后来做了《成都日报》文化版和房产版的编辑，海岚才发觉“成都水边房地产建一个死一个，在全国可以说是特例，也算是典型，水边小区卖的好的多是内部认购。”

　　同赛纳河呈梯形的亲水堤岸相比，中国的水边城市为了防水祸大多做不到这一点，这也使得众多环保专家对政府的环保意图表示怀疑。从地产商的角度，水边的地价一般较高，修高层电梯洋房是他们赖以赚钱的根本。“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政府当初为了彻底整治府南河，把原来的居民、商业、工厂全都强行迁出去了，迁出去以后，漂亮是漂亮了，但生活的氛围也失去了。一个喜欢喝茶的人突然间要换成喝咖啡，总会产生排异性。成都这样的城市，大家喜欢什么样的生活？出门就可以买到油条，拐几个弯就能找到苍蝇馆子。但外滩的时尚化更多的是表面功夫，同环境做的漂亮但不在水边的丽都花园或者万科花园相比，水边的居住条件即昂贵又不方便，那些真正的富人更愿意选择锦绣花园，那里是标准的国际化的酒店公寓式管理，才是成都真正的富人区。”

　　丽都花园所在房地产集团置信的董事长杨毫对于现在过热的水居也坚持一点，“河居是不是一定要住到水边并没有定论，关键是好的环境。”

　　“虽然1993年没治理之前的府南河是有名的棚户区，但住在里面的老成都人并不愿意搬走，哪怕面对的是一条臭水沟。因为那种方便的、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状态是他们熟悉的。我们很多问题在于把以前的生活形式改变了，但又没能塑造出更好的新方式进行衔接。”同样离开成都去了上海的海岚这样感慨，她举了青岛和上海两个成功的水边城市的例子。“这两个城市之所以作为水边城市的样板，因为他们历史上有过半殖民的过程，学习的对象也比较近，总算是自然的产物。”这个观点在巴哈巴针对殖民地的“戏拟”理论中有过描述，“人们相当自如地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私下很少和西人接触，但在生活方式和知识趣味上却属于最‘西化’的宏体。”

　　能够自然长成被羡慕的模样总是少数，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城市空间与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在谈到城市的规划时表示过：“我们不可能在10年内就把一座城市改造得多么完美、多么理想，城市就像是一张复写纸，它不是一张白纸，画完就完了，我们要在上面不段地画，最后重叠出的，才是它最理想的面目。”

　　如果我们认可了西化的生活方式和知识趣味是积极的和摩登的，是不是意味着正如池莉在《水与火的缠绵》中所感慨的，“一个人成熟的过程，是一个充满遗憾的过程”，城市也是一样。

　　等级化城区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是几年前上海关于城区选择的真实写照。虽然现在这个说法已经不再流行，但在一些老浦东人的眼里说上海指得仍然是浦西。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在很多城市都有不同的说法，对比广州的珠江，不过是将浦西换成了河北，将浦东换成了河南。

　　在广州，说住在水边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词汇，比如沿江路或者滨江路，二沙岛或者珠江新城，虽然所有的地产商无不以“无敌江景”作为招揽顾客的口号，但河南和河北的意义相差甚远，北边以二沙岛为主线的多是一些老建筑，大多低于10层，视野和绿化带较为宽阔，同河南动辄二三十层的密集层楼房相比较，河北显得更有档次。

　　一条河穿过不同的城区会拥有不同的面貌。很多伦敦人把泰晤士河边的一块沙滩，在靠近伦敦塔的地方作为伦敦的分界线，河北作为中产阶级的典范，是从20世纪80年代一批前卫艺术家将水边的仓库改造成艺术馆和公寓开始的。很多去过伦敦的人无不以在河北公寓住一晚欣赏水景、参加一个水上Party作为其终生的伦敦印象。如果仅从居住或欣赏景色的角度，南与北并无太大差别，作为一条心理河流，河北的记忆无可代替。

　　在中国人的眼中，市中心是城市的核心，离中心越近，地段越有价值。成都东穷、南富、西贵、北乱的概念同府南河的位置及行政区域的地理位置就有很大相关性。

　　这种情况在单边临海或临江的城市则要简单一些，水边要么是郊区，要么是别墅。应该说，等级化城区一直都存在，如果等级化是人们区别彼此地位的一个心理暗示，水的存在则使得这种心理优劣的差异进一步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