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必须完成从非正式的帝国向正式的帝国的转折过程。”“9·11”后，尼尔·福格森成为我们时代最令人瞩目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位牛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以蔑视庸常观点而著称，他说这“9·11”灾难既非文明的冲突，也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它只是1968年后开始的袭击平民的恐怖活动的继续，而基地组织绝不令人恐惧，它至多与19世纪末的流行于俄国的暴力虚无主义相似。

　　福格森毫不掩饰他对帝国这一形态的偏爱，他相信在世界上占据绝对主导的国家应更广泛干涉各区域的冲突，提供更强的稳定性。而阿富汗战争也早有先例在先，1999年的波黑战争、东帝汶的选举，它们都得力于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的深入支持。当一些国家在抱怨美国的霸权作风时，福格森却说美国仍未肩负起匹配的责任，因为它从国际体系中得到的益处大于它应该的付出。福格森的一点证据是，美国的军费支出只占其GNP的3%，而19世纪的英国这一比例是5%。当然，福格森从未给予布什政府以好评，因为他们仍不了解自己所肩负的责任。

　　“早在2001年初，我就曾指出过美国的大城市可能遭受袭击。”福格森的语速飞快而流畅，并明显缺乏谦逊精神，但所有人都在倾听，尽管其中一些表示不屑。《卫报》称他“可能是全英国最具才华的历史学家”，在2001年年初一篇关于他的报道中，该报记者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我想我可能恨尼尔·福格森，因为他刚刚在牛津大学历史系获得了教席，人们普遍认为，金融与政治史教授这一职位是专为他而设置；在不到5年的时间中，他出版了4本重要的著作，以学术界罕见的雄心勃勃梳理了金融与战争如何造就了近代世界，它们的厚度超过2000页；他还富有，企鹅出版公司刚刚与他签订了107万英镑的合同，以购买他未来3本书的版权，BBC则希望他能够撰写一部关于英帝国的纪录片脚本；更要命的是他还非常英俊，他的时髦打扮与风度令人想到的是娱乐明星，而非历史学家；当然，最为致命的是，他仍如此年轻，出生于1964年，但已然是全球最著名的思想领袖之一了。

　　福格森喜欢成为明星，他欢迎媒体的报道却对它们持有小小的谐噱，“它们不关注你是如何思考的，却总是热衷于你的收入，你妻子的评价，当然还有年龄。”任何追踪福格森履历的人，都很容易在他庞杂的思想体系与能量惊人的活动中迷失方向。在学术领域，他与我们时代的研究风尚格格不入，追求写作的风格像追求资料的详实一样热忱，他毫不费力地引用着欧洲每一位重要作家的语录，把文学中的戏剧性注入历史的写作中。事实上，新闻记者的鲜活行文与学术的严禁的双轨道共同引导了他的探索，在过去的10年他不间断地为报刊写评论，“这是一种瘾”，他承认了这种被学术界不齿的习惯，除了要排解他过分的旺盛创造力，他还要支持他的右派主张，从大学起，他就是撒切尔主义的追随者。当然这一切的核心是，他总是不喜欢问题的既有答案，他试图发现其中的新玩意。他将一些广被接受的观念一一挑落下马。

　　尼尔·福格森执迷于颠覆我们的惰性思维，正如他所坚持的历史观，历史发展的轨迹绝非不可避免的，一切决定论、必然论都漏洞百出。在更多的时刻，偶然的因素支配我们的世界。这种观点使尼尔·福格森成为了一名开放系统的支持者，就像另一位杰出的英国人卡尔·波普尔一样。

　　福格森如今正在撰写一本关于19世纪欧洲的王室的著作，他认定，他们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每当有人问及他为何如此高产时，他总是说他父亲给他最重要的教导就是“工作，工作，工作”。他说他每天早晨醒来就开始工作，而他始终不明白，为何有的学者能经过10年的研究却写不出一本书来。他最近做出了暂时离开牛津大学前往纽约大学教书的决定，因为后者给出的报酬与少得多的工作要求实在无法拒绝，他在《泰晤士报》上半开玩笑地说，他将抛弃牛津的优雅，而开始在商学院制作Powerpoint，喝着可口可乐、吃着汉堡给MBA们讲授金融史。他的离去在英国社会造成的震动，再次充分说明他是个多么重要的年轻人，因为几乎所有的英国重要媒体因此感慨：“英国正在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