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震
准生:1978-1985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甭管这群人叫个啥,反正他们的准生证是小平同志给发的。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此后1983年,他又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要先富,快读书。在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被宣告结束的大背景下,570万有为青年坐进了久违的考场,其中22万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这一年年底,文革后第一批官派的50名留学生前往美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做访问学者。中国有了新时期的第一代知识精英,他们及其后继者20年后成为中国新兴阶层中的一支重要势力。
1980年,还是小平同志,为人们描绘了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均生产总值近800美元的目标,他把这个目标称之为"小康"。同年,中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沿海城市设立了经济特区,很快,先富起来的人开始在这里扎堆儿。
这一年国务院给了老百姓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允许科技人员外出兼职,收入合法。在这一政策鼓励下,诞生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本地的"星期日工程师"首开科技人员外出"炒更"之先河,这些人成了知识分子中的先富群体。当然,不是科技英才也自有赚钱之道。这一年,中央允许小商品价格逐步放开,以满足市场需求。温州、石狮等地的小商品市场顿时活跃,光卖小钮扣、小别针一类小商品也卖出了不少大富翁--这些人当时的名字叫"万元户"。
也有一些"穴头"未经批准便私自组织演员进行营业性演出的做法遭到非议进而被取缔,更何况,他们还逃税。1980年,我国正式建立了个人所得税制度。
蜕变:1985-1992
10亿人民9亿商
继1984年底中央刚刚冒头的官员经商现象发布禁止令后,次年,中央又作出了禁止领导干部子女亲属经商的决定。官商被禁,皮包公司却多了起来。其中不少干的就是些"投机倒把"勾当--"万元户"也因此改叫"倒爷"。那时物质缺乏,套购重要生产资料及将紧俏耐用消费品转手加价倒卖之举,确实肥了个人坑了国家,逼得国家不得不痛下决心,清理整顿公司。
这个时候,南方经济特区渐成规模,于是南下的打工队伍人数骤增,当年有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去广东"。当年中国城市居民户均收入为1500元左右(以金融资本计),而这个数字在广东却翻了两倍。
20年来的第一次"下海"潮也在这时涌现。当年的流行语是"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待开张"。据说这与近年来出现的日益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有关,那时服务行业与科技、文教行业年人均工资相差高达800元左右,于是有了"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类的牢骚。
最让人惊心动魄的还是1988年的10万人才过海峡。但很多人在这个全国最大的特区海南岛没有挣到什么钱就又回去了,真正的发财之道是"双轨制"。这项自1984年开始实行的独一无二的制度使一些人利用计划价和市场价之间差价一夜暴富。只要你有本事拿到"批文"搞到"条子",700元一吨的钢材你可以卖到2000元。中国人完成从"万元户"到"百万富翁"的飞跃利用的就是这一机会。另外,在全国股份制企业已超过6000家的情况下,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开业。炒股致富,使杨百万这样的高手成了发家致富的新榜样。
经过一年的调查,国家工商局公布了中国百万富翁的数字:490余人。而此前,一些学者根据其对个别私营企业的研究推算的百万富翁人数则高达5-6万。此时,中国大陆的个体工商户的总数为1329万户,其中77%以上都集中在商业、服务业、饮食业等行业中。
命名:1992-2002
一个新兴阶层的诞生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掀起了中国的第二次"下海潮"。"公司热"遍及全国,连续半年,上海市工商局每月都要发掉2000多个个体营业执照和160个私营企业执照。一时间,执照缺货,需加班赶印才能应付需要。随着北京大学长约600米的南墙被24000平方米的具有仿古风格的商铺所取代(8年后,这些商铺被推倒,南墙重建),教授下海、学生经商渐成时尚,而"点子公司"、"头脑企业"崭露头角成了商海新秀。
经济学家都说1993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美元涨、黄金热、股市翻腾、集资债券遍地开花,但真正让人大赚一把的还是房地产热。有人说,此热造就了中国前30位亿万富翁中一半以上的富豪。
富裕阶层一出现,有关贫富差距的话题也就热了起来。据调查,农民贫富差别已由1978年的2.9倍扩大到1994年的3.9倍,全国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已有500万户以上,而当时贫困线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
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私营经济因被重新定位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了第二次大发展的良机。也有人想走捷径而误入歧途。被称为"本世纪最后一次发财机会"的传销,因为迎合了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而大受欢迎。幸亏很快被禁,毕竟,骗来的钱太不干净。
上世纪90年代末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知识经济"的崛起了。在所有的发财之道都试过一把以后,中国人开始从杨致远、张朝阳--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比尔·盖茨等"知识英雄"身上重新理解了知识就是财富的涵义,而"知本家"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原有的知识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像中关村这样的知识部落也成为了中国新的富人区。以海归派为主体的网络新贵或IT精英们打开了21世纪中国人的创富之门,他们为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提供了一幅标准像。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个新兴的阶层开始成型,从一本叫做《格调》的书在2000年的流行,我们就不难看出人们阶层意识的强化。在有关"白领"、"金领"、"小资"、"中产"一类新词儿被频繁而含混使用的同时,国家统计局在2000年开始的一年一度10省市高收入群体的大型调查则显示:私营企业经营者、社会中介人员、股份企业负责人、IT从业人员以及个体经营者这5大人群,成为中国社会业已成型的先富阶层。
社会结构错综复杂的分化和重组,常常导致一些原有分类的混乱。虽然英国人胡润为《福布斯》做的中国富人年度排行榜总给有些人一种添乱的感觉,但这个已做了3届的榜还是因其在纷繁的新兴阶层中梳理出了其最高端群体的财富状况而功不可没。和胡润的这个榜一样引起争议的是,2001年11月推出的一份题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大型研究报告,其"10大阶层说"固然有不少可议之处,但其中由"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所构成的新兴阶层的基本脉络,还是尽显无遗。
一年后,中共十六大的召开,所有关于阶层似是而非的模糊描述有了一个清晰的正名,以经理人、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中介服务者、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的新兴阶层的合法性得到了历史性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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