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易宪容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入世及市场体系的完全确立，民营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与壮大(占GDP比重一半以上)，民营经济也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为活跃的力量与源泉。如何来反映这个现实，如何把这股社会最为积极与活跃的力量纳入中国共产党的体系，这就是江泽民十六大报告中“三个代表”理论现实的生长点。肯定民营经济，把民营经济所蕴含的先进生产力及先进的代表纳入中国共产党的体系也就是这次十六大的最大特色。而民营经济在合法性上的确立，自然为民营经济的未来成长与发展扫除了一切障碍。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尽管为民营经济存在与发展提供了一点空间，但是它仍然只能在强大的国有经济窄小的缝隙生存。尽管由于民营经济的强大生命力让其顽强地成长，但是由于没有合法性的依据，它随时都可能受到国有经济的侵蚀、受到来自政府各方面的干预与冲击。为了减少来自国有经济的侵蚀与政府的干预，为了减少民营经济没有合法性可能造成的经济运作高成本，不少民营经济不得不让自己戴上种种国有经济光环，以期保护自己。但这却成了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民营经济与政府产权冲突的制度根源。

　　在民营经济没有合法性的制度保证的情况下，它不仅需要借助国有经济的外衣、借助政府的保护而存活下来，而且也会通过一切途径来保护自身。如资本外逃，经过境外洗白后化为外资进入中国。据有关资料表明，中国1987年到1997年的11年中，资本外逃数额累计达2457.62亿美元，平均每年外逃223.42亿美元。在1995和1997两个资本外逃的高峰年份里，中国的资本外逃数额高达434.37和434.14亿美元。资本外逃如此巨大的规模，无怪乎有学者要感叹“中国资本外逃的形势要比墨西哥和韩国严峻得多”了。而且这种情况近年来并没有缓解的迹象。如2000年中国外贸顺差为241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约为400亿美元，但外汇储备仅比1999年增加93亿美元，差额高达550亿美元。这么巨大的不知去向的差额就是大量资本外逃了。

　　再从中国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看，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流入中国的外资大部分直接来自香港。如1996年由香港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占50%，1997年香港回归后其比重有所下降，到2000年已下降不到40%以下。但香港的减少由来自英属维京岛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所补充。也就是说，在香港回归之前，从中国外逃的资本在香港烫金后再以外国直接投资方式又回到国内，而香港回归后，这些外逃资本考虑到政治上的风险，而转移到受政治影响较小的境外金融中心百慕大、英属维京岛，然后再以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再回到中国。那么，国内资本为什么会大量地外逃，然后又以投资的方式返回国内呢？尽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问题是，国内还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对私人财富进行有效的保护。这就使得民间财富拥有者对自己持有的财产诚惶诚恐，一则担心政策之变化，一夜之间自己财富被掠夺；二则担心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拥有财富缺乏安全感。如果民间财富能够在法律上得到完全的确认，如果个人资产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护，那么国内的私人资本还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到国外镀上一层金跑回来吗？

　　江泽民的十六大报告最为核心的部分或最有创新的地方就是“三个代表”理论，而该理论的重心就是共产党如何适应已经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如何把当代社会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因素及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纳入其体系，而现行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就从根本上确定了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在江泽民的报告中，这些思想具体地表现为：吸收民营经济企业家及非公经济体制的各阶层的人士加入共产党；确定各种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确定合法的劳动收入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及加入保护，等等。这样，就能够把界定与保护私产、把界定与保护个人的财富旗帜鲜明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很简单，一旦个人的合法财富能够得到保护，那么民众就有积极性去努力工作，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去追求个人的财富。整个社会民众积极性真正地调动起来，民营经济一定会迅速成长起来。正是在这意义上说，十六大后，民营经济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表明，一旦民营经济真正地步上良性发展之轨道，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就会厚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