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间2002年11月13日，亚信NASDAQ ASIA收盘价为3.37美元，17日，收盘价升到7美元，之后一周表现稳定，到27日，收盘价保持在7.07美元。这段时期，其他“中国概念股”的表现也都相当不俗，网易一度突破10美元。

　　37岁的亚信CEO丁健说：“十六大的意义，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说，会对像亚信、网易、搜狐这一类的民营公司，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有更强的信心。在他们看来，这些企业在未来都有一个更稳定更好的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内地股市却在8日开会当天一派惨绿，而且在接下来的一周中，股市大幅下挫。国内权威财经类杂志《财经》为此撰文《十六大和中国股市指数》，针对舆论对跌势的不理解，提出了“中国证券市场上每有传言就会影响政策、进而影响指数的时代正悄然走向终结”的观点。并对股市的明天表现出强烈的信心，称信心源自“中共十六大对‘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予以高度的肯定，并提出要‘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这对于天生与私有经济相联系、提供非劳动收入的股票市场，无疑是个好消息。”

　　其间一涨一跌，多少暗含了海内外对中共十六大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当下政经形势的评估。相关的评论更是直接指出，十六大实现了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本性转变。

　　全面小康

　　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中概括成就时有一句话：“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23来年人民生活达到的水准。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的观点，现在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所谓“低水平”是指我们刚刚踏入小康，目前人均收入只达到800-1000美元，要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再翻两番达到3000美元。所谓“不全面”是指仅仅是温饱有余，衣食问题解决了，但住、行还不行，教育、医疗卫生、环境都还差距较大。所谓“不平衡”是指南北之间、东西之间还有差距，城市和农村之间还有差距。

　　中共在十六大上宣布：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此为宏观目标，真正的落实却需要对社会结构、人民经济发展空间做根本的调整和改善。

　　新兴阶层

　　经济发展以后要主动调整社会政策，不主动调整，没有合理的社会政策，就不会有合理的社会结构。而没有合理的社会结构，经济成果就是不稳固的，进步了还会退回去。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巴西、阿根廷人均GDP都达到过7、8千美元，但是一个金融危机就降下去了，因为只发展城市，农村没有跟上。伊朗在70年代人均GDP就已经达到1万美元，但是社会结构没有调整，社会一动荡经济就垮下来了。

　　中共显然对此认识深刻。

　　十六大报告最为核心、最富创新精神的部分就是“三个代表”理论，而该理论的重心就是共产党如何适应已经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如何把当代社会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因素、把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纳入其体系，而现行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就从根本上确定了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确定合法的劳动收入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等等。这样，就能够把界定与保护私产、把界定与保护个人的财富旗帜鲜明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一旦个人的合法财富能够得到保护，那么民众就有积极性去努力工作，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去追求个人的财富。

　　与此同时，这些所谓的中等收入阶层在政治上与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在政治上是支持政府的力量。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主体和稳定的消费群体。中等收入者阶层是文化的投入者、消费者和创造者，也是社会的“稳定器”。

　　坊间不少人士认为，在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比率达到38%就已经达到小康社会的现代社会结构了。但其中有关城市化以及38%这一比率的实现可能性的问题，似乎有待探讨。

　　非劳动收入

　　与五年前十五大报告的含蓄不同，江泽民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也要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

　　不少学者认为，以非劳动收入替代“劳动价值论”，是十六大巨大的突破。过去把一切非劳动收入看作剥削，现在要区分开，是合法的就不能扣上剥削的帽子。200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已经包含了类似的思想，但是还没有今天这样明确。

　　2002年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变得更加务实。他们小心地回避与“剥削”概念相关联的问题，不愿意在此纠缠不清。新国情、新党情要求中国共产党以“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说，离开这一点，其他什么“党的先进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民富国强”等等都无从谈起。

　　在报告中，江泽民甚至用“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来形容目前的处境。中国共产党要在本世纪的头20年，集中力量建设一个让十几亿人民受惠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也就是GDP要达到现在的四倍，大约是目前半个美国的实力。

　　北京有经济学者说，中国社会目前是两股力量在“赛跑”，一个力量是经济蓬勃发展，另一个力量是财富分配不公平而产生的骚动。前者的速度如果快于后者，社会就能继续保持安定，否则就乱。为此，中共认识到一个可让前一股力量跑得更快的方法：扩大人民的经济发展空间。

　　政治文明

　　评论家认为，十六大的重要性决不亚于中共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重要会议。为何会有这种认识？其根源在于十六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根本转变。具体标志之一就是“政治文明”第一次写进了党的报告。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报告强调应“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与20年前相比，中共正在逼近曾经期待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的目标，但江泽民眼中的这支队伍还是一支“三缺乏”队伍，“现在40岁上下的年轻干部，这一代年轻干部，还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扎实功底，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系统了解，缺乏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的严格锻炼”。所有这些新情况，都驱使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而十六大最突出成就在政治体制改革，其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的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2002年夏天下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预示了这个方向。它不是简单地照搬选举制来确定干部，但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任命制，而是把一个干部的提拔任命放到党和群众两个层面来决定，最大程度地尊重民意，让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两把“利剑”的锋芒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