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伟

　　人们关注财富很正常。财富像一个好仆人，有这样好的仆人供你差遣，为什么不愉快？如果现在中国还存在枪打出头鸟的情况会非常奇怪。先前，山西乔家大院为什么修得像一座围起来的城堡？乔家的善良抵销不了太多富裕的“罪过”。旧制度下掌握生产资料的地主、资本家对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进行残酷剥削是必须反对的，不然就不要进行革命，就不会有社会进步了。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以后，应该看到财富是好东西，大家都应该光明正大地去追求，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当别人过得比自己好的时候，对自己应该是一种激励，应该去模仿，使自己的生活更好。如果财富的来源是正当的，那么富人致富的经历就能够被大众所接受、效仿，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富人富裕导致穷人的贫穷？富人的富裕和穷人的贫困不能构成因果关系，这应该是常识。但将“富人对社会的贡献一般来说比较大”这种说法也看成是常识的人就不多。比如私营企业家，他们不仅个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也为社会创造了就业、创造了财富。为什么人们仇富，也许是仇恨一些富人钱财的取之无道，挥霍无度。但打倒富人并不等于穷人就得到拯救了。我们应该关照“弱势群体”，但弱势群体不是富人太富造成的。不是因为这部分人没有能力，没有才华，没有知识，而是这部分人的一些权利受到了损害。这些弱势群体需要的不是同情、怜悯，而是归还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和尽力给他们创造致富的条件。

　　财富带来话语权的不公平？当财富成为话语权后，知识、才能就不重要了？这个问题比较奇怪。一个人有没有才华，有没有知识，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有没有财富。国家统计局刚刚做过一个有关“收入”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接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与人们的富裕程度是正向关系”。从各个国家的情况看，知识水准的高低肯定最终反映在拥有财富的多寡上面。从这个角度说，知识的话语权部分转化为财富的话语权，不能把知识跟财富的话语权对立起来。才能与财富不是对立的，应该说是平行的，拥有财富往往意味着你拥有某种才能，这种才能也会部分地转化为财富的话语权。需要注意的是，财富的话语权应该是一种有限话语权，如果财富成为一个社会的惟一话语权，那么这个社会不是在搞市场经济，而是越来越成为一种庸俗的拜金主义，中国不会走到那种地步。

　　什么是富人的标准？慈善事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并不是通过慈善事业就可以解决的。马克思曾讲过只要人的智力、体力有差异，赡养的人口有差异，他的收入就有差异。一个国家要把贫富差异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靠的不是慈悲，而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收入分配极端不公，不是富人不够慈善的过失。政府是不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到了公平，财政转移支付体制是不是透明，是不是可以把从富裕地区收的税比较有效地注入到相对比较贫困的地区或者人群当中去，这些才是关键，只有当这些问题得到了较好的处理，我们才能谈到所谓慈善的事情。富人可以有菩萨心肠，也可以没有，当然对于一个有菩萨心肠的富人我们应该更尊重一些。

　　社会也许以后会形成这种趋势，衡量富人的标准，不仅要看他每年能挣多少钱，还要看每年为社会做的公益事业有多少等等。法国在评价一个人能不能进入中产阶级时，不仅要看收入，还要看教育程度、听了多少音乐会、为野生动物基金这些组织捐了多少款等等，只有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他才会认为你是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富人，而不是一个暴发户。中国有富裕阶层了，但是能不能成为社会道德的楷模，还是很值得担心的事情。如果中国的新富们能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的强势群体，不仅个人成功很重要，对社会也应该负有更大责任，这当然是更好的事情。

　　财富是社会的“独轮车”？衡量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和发展程度的指标肯定不只经济增长一个，还包括很多。整个社会的运行一定不是财富这个独轮车可以负载得起的，只有当一个社会有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时，社会的文明程度才能与社会财富的积累同时进步，社会民众普遍道德水平才能逐步提升。也许那时候大家对十大富豪排行榜并不怎么关心了，也许会评中国最值得效仿的十大榜样。如果中国年年评出最值得尊敬的十大榜样，那时候“福布斯富豪排行榜”恐怕就要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