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宏菲

　　苍凉而阴郁，老同志Rod Steward以近乎哀求的语气这样唱道：“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歌里面不想谈的，虽然是“你是怎么伤了我的心”，然而男人真正不想和女人谈的是性关系方面的困惑——不管是曼哈顿还是三里屯，既然男人不想谈，那么女人即使想谈，也就无从谈起了。

　　如果说2002年社会在性观念上取得了某种进步的话，我愿意选择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正视”以及由“正视”所直接引发的“谈论”，talk about it。

　　本年度10月16至18日，首届中国“性存在(Sexuality)”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持召开。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潘绥铭在会上宣称：“一场性革命，伴随今日社会的变迁正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我想起了1988年夏天我在人民大学对潘绥铭的那次采访，以及谈话时那种谨慎而压抑的气氛。沧海桑田。当然，今日的登堂入室，即“性的公开程度能达到目前这样的状况”，是经过了几十年努力的结果。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潘绥铭和他的同行们召集36位调查员第一次在全国的20～64岁全体居民中进行了一项随机抽调查，被列为“中国人的性观念变化主要表现”的第一点，就是“对性信息的接受程度大幅增长，性的公开化程度大幅提高”。

　　2002年，这个以“正视—讨论”为核心的公开化过程，在本年度所达到的高潮提前到来了——始发于2001年底的“璩美凤性爱光碟事件”，在2002年因璩美凤本人对这一事件的娱乐化演绎(包括开演唱会、出书、主持节目等等)而显得高潮迭起，“戏码”绝不轻于光碟之内的影像，一方面使公众“对性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性的公开化程度”双双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也消解了此类事件的“被迫害”神话。

　　性的问题正在急速地摆脱医学概念而呈现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媒体在本年度里不仅积极地发现并且倡导着对性话题的讨论，同时也开始为这场讨论提供着源源不绝的丰富而精彩的谈资。黄真真的纪录片《女人那话儿》在2001年9月获选纽约国际独立电影展的最佳国际电影之后，其D版影碟于本年度开始在内地的广为流传。其实，影片本身正是由香港和内地的63个女人对性问题的公开讨论所构成。据导演自己说，影片中最“深刻”的一幕是带两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去叫鸭，被访者一致表现出来的那种坦白、真实而且毫不忸怩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比她们的谈话内容本身更具冲击力。同时大热的还有HBO制作的《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中国观众在《欲望都市》里见识了纽约人对专栏作家凯丽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性爱问题所做的大胆表态之后，翻开刚刚出版的几种报纸杂志，马上可以读到黄爱东西和连岳等意见领袖在各自的专栏里云淡风清地探讨着“中国人自己的性问题”。

　　很显然，导致“性存在”之所以存在的不只是事件，还在于事件的传播和言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只被允许“自由地思想”而禁止其与他人做公开讨论，我们便不可视此为“思想自由”。事实上“一夜情”以及换妻活动之类其来有日，只有当此类活动终于被正视，被讨论之际，才会产生观念以及社会学上的意义。潘绥铭指出，作为性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性存在”至少包括三个子系统。一，性的生物存在，是指以特定身心反应为基础、以高潮为中心和标志的一种生命现象及其表现过程；二，性的心理存在，指人这个主体对于性的主动的或被动的感知、感受、解释等；三，性的社会存在，指的是由社会所标定的具有性的性质的那些活动与过程。也就是说，若性活动一直无法生成为公众话语，它的“存在”便不完整。

　　谈总比不谈的好，只有通过充分的谈论和传播，性问题之上的重重迷思才能被层层解构，除魅(disenchantment)的过程方得顺利完成，一种比较快乐、平等、安全、民主、有品质、符合人性的性关系和性生活才会被逐渐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