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群

　　不知多少年以后，2002才会被中国篮球重新提起。其实多少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被提起。

　　2002年是中国篮球历史性的一年，却不是确定中国篮球历史走向的一年。历史上大部分事件的性质界定都是后人做的，因此2002年不界定也罢。

　　中国篮球不会忘记2002，从这一年的6月6日开始，到11月22日划为一个完整的段落。6月6日是《达拉斯晨报》女记者裘迪·弗雷德发表文章《王治郅有可能对抗政府或叛逃》的日子，11月22日是姚明第一次作为休斯敦火箭队首发队员上场参赛的日子。这期间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都互为关联，无论哪个剧作家都无法编出如此环环相扣的剧本。历史，从来就是如此引人入胜。

　　2002年中国篮球的大事可划为若干版块：王治郅不归；姚明当选NBA“状元秀”；中国男篮兵败印第安纳波利斯；中国女篮夺回亚运会冠军；中国男篮兵败釜山；姚明在NBA出人头地。

　　尽管历史学家们在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上仍有重大分歧，但我们不妨把这些事件一律看作“必然”。于是每一个事件都变得有了因果关联。如果不是王治郅不归，姚明就会顺顺当当地成为“状元秀”，他与国家体育总局篮管中心的谈判也会简单得多，同时，中国男篮尽管不一定能打进前八，至少不会在争夺第11名时输给从未输给过的安哥拉队；如果不是中国男篮在美国世锦赛上一败涂地，也就不会背负如此大的压力开赴釜山，那么原本有二三十分优势的决战不会急转直下，变成了加时赛，然后把冠军拱手让给韩国。

　　相对而言，姚明成为火箭队的首发，并决定火箭队胜负的命运，是迟早的事。只经过短短10场比赛就有如此出色表演，与其说姚明进步神速，不如说他给灰暗的2002年添了一抹亮色，并且预告今后10年会有一个中国人时常登上NBA的新闻头条。但反过来说，如果姚明早到美国20天，他单场拿30分和16个篮板也许不是必等到第10场，首发不必等到第11场。至于中国女篮，她们从江苏世锦赛到釜山亚运会，就像演了一出独立的单本剧，但由于大结局与中国男篮兵败釜山同时上演，更突出了娘子军的夺冠不易和洪常青们的懊恼。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由于王治郅事件的干扰，中国男篮军心涣散，加上外线缺少王治郅这样的重要球员，才导致在印第输得离谱；由于输得太离谱，男篮兵发釜山之前背了太重的包袱，又由于对手太过弱小，才导致在釜山决战时发挥失常。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王治郅事件。

　　事实上这一事件更重要的不是细节本身，而是它所处的背景和环境，它给中国篮球带来的后果不单单是失去一个亚运会冠军，而是失去了一个改革的重大契机。王治郅事件只有两个解决办法：毁掉这个人，或者改变我们的机制。现在的选择是前者。

　　我们有了三个进军NBA的球星，NBA对我们而言不再是三个简单的字母或者球迷追逐的偶像世界，而是一套实实在在的商业和职业机制，50多年的发展使它形成了无法打破的规则。王治郅事件的内因，便是这套规则与我们国家的篮球现存机制发生了冲突。我们有了好的球员却没有科学的训练竞赛规则，长年集训虽然已经作古，长期集训的思想却仍然牢不可破，不分主次的锦标主义仍然牢不可破。当NBA已经侵入到我们门口时，我们还不思改变，再这样下去，中国篮球只会变成为NBA输送人才的育苗基地。

　　即使姚明在NBA已经出人头地，他的发展也决不可能和美国的NBA明星一样顺利。他任何一年的季前集训都是无法保证的，现在他的首发时间已经被推迟，适应时间加长，以后还可能比别人更疲劳，比别人更容易受伤，这一切的起因，便是王治郅不归。

　　好在姚明已经站稳脚跟，他只要在NBA打球，就等于在美国的土地上为中国竖了一块大广告牌，广告牌上的大字是“改革、开放、聪明、勤奋、力量”。这些东西是一块金牌换不来的。

　　因为这块“广告牌”的竖立，2002年也应该被中国篮球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