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礼伟

　　在美联社近年的年度世界10大新闻评选中，亚洲基本占据30-40%的篇幅。总的来看，亚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正逐步上升，同时这一地区也有了更多的变乱、血腥、不稳定。亚洲在21世纪之初，就是这样地吸引世界的目光。

　　“阿富汗以东的亚洲”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亚洲不仅处在世界安全隐患最大的欧亚大陆的东端，而且它的东南部的一些破碎地带也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新巢穴和国际反恐前沿。核对抗的威胁，也早已从冷战时期的欧洲转向亚洲的南部和东部。

　　在此情形之下，美国力图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亚洲国家的态势是非常明显的。美国是一个两洋国家，冷战后美国实行太平洋和大西洋两洋并重的战略。2002年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调整，即将军事部署和安全框架的重心放在了亚洲。

　　就事实而言，亚洲目前还无法不依赖美国这个国际警察。当然美国维持治安的行动不仅有公益的一面，也有借机寻租的一面。

　　2002年的早春二月，布什突然访问亚洲，本来是其日程表上没有的内容，但由于美国反恐第二阶段提前开始，他不得不赶到亚洲来打招呼。反恐第二阶段的重心在阿富汗以东的亚洲，既包括南亚、东南亚伊斯兰教极端势力活跃的地区，也包括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由于朝鲜与伊拉克的内部性质和外部战略环境不一致，美国目前对朝鲜采取软性施压的政策，但可以想象，有一天那里的问题可能更具爆炸性。所以，布什匆忙的二月之行，是着眼于“阿富汗以东的亚洲”。

　　四个敏感地带

　　阿富汗以东的亚洲，除了恐怖主义的凌乱火星之外，还有三个巨大的火药桶，分别是台湾海峡问题、南北朝鲜问题和印巴克什米尔之争。然而在亚洲的深处，还存在着一个世界级的火药桶，它就是中日矛盾的难以调和。21世纪亚洲舞台上的“世界大事”，完全有可能在这一大三小四个火药桶的阴影下孵育出来。

　　中日是两个距离最遥远的近邻，两国间“互相嫌恶”的关系，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和日本在亚洲经济中地位的相对下降，不可避免地还有加剧的趋势。

　　日本在经济上逐渐失去了亚洲领头羊的地位，但借着国际反恐的机会，在军事方面获得了诸多的突破：“9·11”事件发生后仅一个月，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和《自卫队法》及《海上保安厅法》的修订案，这些法案的出台，使得日本可以范围不限地向海外派遣武装部队和在海外配合美军行动，并且无需事先获得国会批准。恐怖大棒打在美国人身上，日本却做出了令人惊讶的大幅度弹跳，显示了这个民族的机智和“恐怖”。

　　“咸与反恐”，成为日本甩掉和平宪法束缚的最佳借口乃至惟一借口，那么“暧昧的日本人”对亚洲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就有可能产生一种暧昧的态度。

　　中国在亚洲

　　2002年东南亚遭受了自东亚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次惨重打击。其原因之一，是美国经济在恐怖袭击和巨型公司丑闻的打击下，进入了动荡、衰退时期，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东南亚国家应声跌入萧条。原因之二，是东南亚本土的恐怖事件和恐怖警报屡屡发生，外资和外国游客视为畏途，于是东南亚经济雪上加霜。

　　经济衰退使东南亚国家陷入了恶性循环：贫穷产生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使贫穷加剧。目前新加坡正在采取“济贫”措施来抑制国内的恐怖主义，然而在东南亚如汪洋大海般的贫困中，新加坡的举动令人敬佩，也让人产生一种看着一只蚂蚁去救火的慨叹。

　　在此情形下，中国成为亚洲稳定与发展的核心力量。按照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研究，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亚洲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中国和印度又是亚洲经济的中心。不过这个结论是靠数白银的数量数出来的，而亚洲社会中的朽坏基因则被中国白银的光芒遮住了。

　　然而，当今处在深刻变化中的中国，凭其社会变革和体制创新所释放的活力，已经接近了亚洲经济中心的地位。中国也正在成为担负起诸多国际责任的亚洲大国。

　　亚洲是一体的，中国无法独享繁荣和安宁。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我们还需要韬光养晦，那么，21世纪中国在亚洲承担起更多的枢纽、中坚作用，不能被视为骄傲、浮躁，相反，这是一种冷静的生存策略和壮大自身的高级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