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艺术家。他们是散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画家、雕塑家、艺术教员、建筑师、美术评论家、出版家。

　　他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是：艺术家是否该介入市场？谁来批准真正的艺术家？什么是城市败笔？西方城市政府和艺术家是如何结合的？艺术家与教育与传媒是什么关系？

　　他们说：艺术家批准了吗？

　　在中国的艺术家批准机制真正建立之前，我们的艺术家对城市、对市场、对艺术空间、对自身的角色和作品，有着诸多意见、建议和情结。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城市的功能场，都不应该埋没艺术家们的声音。

　　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朱其，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艺术总监/彭德，西安美术学院/杨劲松；周春芽，成都画院副院长/陈泱，艺术策展人/舒群，职业画家/叶永青，职业画家/毛旭辉，艺术家/高氏兄弟，艺术家/王志刚，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创研室主任；/李邦耀，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袁晓舫，湖北美术学院；/吴国全，湖北美术出版社/肖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

　　2002年9月29日，在广州《新周刊》杂志社会议室进行了一次关于"艺术家与城市化生存及城市化运动"座谈会，10多名艺术家在这里进行了鲜明的观点交锋。其后，我们又对几位艺术家进行了补充采访。

　　艺术家是否该介入市场？

　　许江：从纯粹市场的角度来说，自由艺术家必须面对市场，但是却不能太多地考虑市场，一考虑就不自由了。至于公共空间里的艺术品就必须由公众来决定，这个"公众"的概念是由几方面组成，一方是不在场的"公众"，一方是城市规划部门，它提供相关的"公共指标"，另一方就是艺术家了。有了这三方，事情才能做好。

　　周春芽：艺术家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改变社会作用不大，但他应该给社会提意见，这是他的良心。每一个真诚的艺术家，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一分子，看到非艺术对公共环境的污染，他有鉴赏识别能力，就要说出来。

　　陈泱：对知识分子而言，保持沉默是一种罪。

　　陈文令：听说德国对新知识分子有两个界定，一是对现实一定要有距离感，二是要有批判性。

　　彭德：还有第三种知识分子，应用型知识分子。艺术家不仅要能独善其身，还要能兼济天下。

　　舒群：问题是，艺术家现在不是没有热情，而是怀疑这个热情有没有效果、能不能实现。

　　肖丰：艺术家应该跟政府发生关系，如组织一些讨论会，以后还可能进一步谈具体活动。因为艺术家是最敏锐的，也是非功利的，政府应给艺术家一些发言的机会，每年或定期进行城市"诊断"。

　　周春芽：但我认为，精英艺术家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至少比现在的建筑人性化，所以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在制度上。

　　彭德：艺术家参与公共空间只会坏事，不会好事，他参与公共艺术越强，个人的个性就越弱。

　　袁晓舫：当艺术家与老百姓的审美意见分歧和不一致的时候，艺术家应该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提升。

　　王志刚：公共艺术是个新课题，有时是要牺牲艺术个性的，如城市雕塑是一个强制性欣赏的东西，就要服从城市整体水平(城市人口素质、基本建设速度等)。城市雕塑就单体而言是一个半成品，与城市组合才能完整。

　　各地都相应成立了城市雕塑委员会，各地也有规划委员会，但上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根本没有按照规划走。城市管理者没有设定艺术参与机制。艺术家便把城雕列入赚钱的行当。北京人称这种雕塑家的作品为"菜雕"，他们从不把这些作品列入自己的艺术作品目录中。

　　李邦耀：公共环境艺术中，一种是和环境产生关系的公共雕塑，一类是艺术家个人的作品，主要起的是点缀作用。关键在于专家和决策人选哪一类的艺术家、哪一类的艺术，放在哪。有些公共环境是互相配合的。

　　高氏兄弟：我感觉城市的建设问题是人的问题。当缺乏对人的尊重的时候，不可能造出诗意的栖居。

　　袁晓舫：向来就不缺艺术家，只缺艺术家与政府的合作。政府代表人民，其实艺术家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也应考虑他们的审美感受。

　　吴国全：其实这个矛盾并非不能解决。比如说2008年的奥运会的场馆建设，就会全世界的艺术家竞标，因为代表的是国家面貌，根本不敢收回扣，专家的水平也一定是不低的。而一个小地方的领导，就可能任其个人喜好来安排城市建设了。

　　肖丰：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应考虑环境，应考虑老百姓，但又不是简单的迎合。纯粹的个人艺术是进美术馆的。

　　李邦耀：目前，大众和艺术的距离太远了。我也努力想和大众交流。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谁来批准真正的艺术家？

　　许江：艺术家的圈子就和很多其他圈子一样，里面的人各自为政。我赞成不论是谁在说话，有道理才可以听，应该让各种声音都放出来，做整体判断。

　　杨劲松：谁来定义艺术家？艺术家受过多年的学院训练，但是不是这就是真艺术？如果遇上的是二三流的艺术家怎么办？

　　叶永青：艺术家也是充满欲望的人，也想瓜分社会的财富。艺术家只是用最纯粹的审美来看城市。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

　　陈泱：很多不定因素在影响艺术家的创作。其实城市规划中一直有艺术的环节，但其中还有市场容量等等问题。召集方肯定会参考各方意见，但结果总是采取"择劣"策略，而且眼光总是很准，一定是挑中最差的那个。这是一个审美标准、价值标准，而不是道德标准的问题。

　　袁晓舫：政府的"择劣"，主要是因为其不具备这种艺术水平，这不是短时期可以解决的。以前不具备这种审美能力，现在要好一些，会考虑得稍稍长远一些。一些官员开始可能是附庸风雅，后来就是真的风雅了，官员的文化艺术修养也会越来越高。像我认识一个国务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官员，也研究文化史，非常专业。

　　现在的几个大城市规划好，比如上海的领导留过洋，水平不低。很快，越来越多年轻人和有文化的人就会上去了。

　　朱其：现在的房地产商出于商业竞争，要求建筑师把建筑超前50年，他们看得比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都多。不能一味地指责建筑师和市长水平不够。

　　什么是城市败笔？

　　许江：面对相似的城市，我总是怀着一种对都会历史的乡愁，毕竟，建筑应该是有时间性的。面对众多的"骑墙"之作，面对高速的发展，我也有种又爱又恨的心情，我特别喜欢列维斯特劳斯对城市的描述"它永远年轻却从不健康"。对于城市，我所乐于采取的关注方式是"眺望"，这种远距离的看不仅呈现了我们与城市"存在"之间显在的时空距离，也提供了某种特定的面对城市自身的方式。

　　彭德：城市出现败笔是难以避免的，如果仅是由一两位长官意志来决定的话。比如陈希同时代，因为他的个人喜好，所有北京新建筑都有一个顶，号称"希同顶"，很不好看。现在，整个中国城市的建筑，再过20年之后，几乎要统统被推毁重来。

　　陈泱：北京的发展目标是要建设成第二个莫斯科城。

　　周春芽：不过北京的规划还没有莫斯科好。

　　陈泱：中国有一个100万人口的中型城市，有一个全球招标的大项目，居然可以要求一星期就拿出规划方案，这种"中国速度"简直不可想象。

　　叶永青：我们今天城市的变化像荷兰建筑师KUHASI所说：每个城市都在变得一应俱全，但所有细节都消失了，变成了一个个相似的城市。

　　陈泱：德国对世界建筑潮流很有影响力，如玻璃幕墙就是德国的首创。但别人一个小巧的方盒子，到了中国就变成了20层楼的方盒子的话，这就不对了。这是应用的问题，不是形式的问题。

　　肖丰：从德国回来，愈发感觉到城市应该有历史。上海这座城市80年代、90年代、2000年都完全不同，什么流行就做什么，永远都是新的。北京建了某种形式的新建筑，直辖市很快就会建一个同样的，中等城市接下去也在建了，全国上下一样。这样就破坏了文化命脉。

　　叶永青：有时，艺术家在提供好的片段，但这些局部的片段结合起来，城市就是一个扭曲的东西。

　　朱其：中国城市最大的问题是在秩序化。一个城市必须有非常质感的不同东西。而一个经济增长点往往都是从波希米亚地区、鱼龙混杂的地区开始的，这些地区可以做成文化品牌。北京拆掉三里屯等，是想秩序化。但这种秩序是否真的那么有价值？

　　吴国全：一些错误，是因为我们的幼稚。西方国家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他们可能把该犯的错误都犯过了，现在正是一个成熟期，而我们正在走他们走过的路。相信，很快广州、上海等地的一代代上来的领导会慢慢地把一些不好的规划去掉，留下一些好的。

　　肖丰：城市规划的问题目前很难改变，很多建筑和规划本来是需要精耕细作的，但现在就像是剪彩工程，时间太紧，发展太快，来不及。这个速度目前很难放慢。

　　现在到处都修广场，一个比一个大，既不好观赏，又很不方便，纯是为广场而做广场，只考虑城市形象，完全没有考虑功能。

　　李邦耀：中国城市雕塑水平低，很草根，如中山、珠海有些雕塑，很难看，摆了比不摆更差。这都是在经济背景下目光短浅的行为。广州城市规划发展不好，过多的高楼挤在一起，都是水泥垃圾，城市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潜在的损失很快会出现，十年二十年后我们就会被子孙骂的。现在深圳的问题就出来了：交通挤，下水不畅。这和领导者的前瞻性不够有关。

　　西方政府和艺术家如何结合？

　　叶永青：城市的识别模式是和文化结合的。艺术家如何行使他的权力？有些城市被塑造成艺术与城市的密切关系，如凤凰与黄永玉，大理与五朵金花，周庄与陈逸飞，戛纳和电影节等。

　　亚洲城市像东京香港拼命地扩大繁殖，而中国政府把整个城市的开发权交给了房地产商。房地产商是划地为牢的，可能小区建设得很好，但跟城市整体无关。

　　现在每个城市都有艺术机构或建设委员会之类，但在中国只是参政议政的性质，没有被法律赋予权力。中国的每个房地产项目要盖100多个章，但这些章跟艺术家是没有关系的。而在新加坡，公共建设必须经过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批准。在英国，国家艺术理事会决定着甚至是修房子这样的事情。

　　西方艺术家也在起作用，并不全部靠政府。艺术家首先改变自己生活里的环境和社区，然后是城市。在伦敦，一个房子如果空闲两年以上，就可以破门而入。于是，很多穷艺术家住进了伦敦南岸，很多艺术社区都是由艺术家居住然后慢慢改变的。有些商人注意到社区的波希米亚品质，于是在这里开酒吧做商业，生活水准一提高，富人住进来了，艺术家又是被赶到别处住了，像老鼠一样。

　　艺术家与教育与传媒的关系

　　彭德：我们的教育和艺术家的眼界都是滞后的，完全没有环保、环境的概念。传统美术学科中，学的是美术史、美学、艺术批评、技术等东西。美术史大而滞后，学院强调的都是基本的技术，没有艺术修为。四年毕业之后，只会准确地把他奶奶的肖像画出来，只有一个工具的作用，与艺术无关。

　　袁晓舫：西方艺术史是三块内容组成的：绘画、雕塑、建筑，而中国的建筑专业就叫做"工民建"，摆明了就是"安居工程"，因为在经济建设中，老百姓能住上房子更重要，城市就变得实用为主了。

　　陈文令：中国的建筑系跟美术学院有相当的距离。西方的建筑有温度，有人性，而中国的建筑太冷，老一辈建筑师梁思成呼吁把建筑家和艺术家放在同一起受教育。

　　李邦耀：建筑系在招生时都招理科生，将来做环境设计时，只需少许美术基础，上一年的培训，就是专家了。而美术学院的环境设计专业，设计力强，但在结构上又是弱项，两者没有协调好。很多名牌大学的学生，建筑能力都很有限。

　　肖丰：教育已变成一种平民化的东西，不再是精英文化。建筑又是热门，教师稀释化，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储备是不足的。

　　周春芽：艺术家的想法要由媒体来转换兑现。

　　彭德：艺术展面对的不是大众，而是知识界和文化圈的人。需要传媒进行转换，再传播给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