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捕风

　　罗大佑又要在大陆开演唱会了，一个"又"字也不动声色地抹去了所有的新鲜和激动，这还让人联想起两年前老罗首度在大陆开演唱会时盛况空前、群情激荡的情形。而罗大佑的歌声的确也就是或深或浅地铭刻了大陆的一众文艺青年们整个80年代的青春期记忆。

　　眼下，老罗是来得太多、走得太近、露面露得太勤了。于是，我们的怀旧也就像对所有其它事物的喜新厌旧一样，厌倦了这一怀旧，便茫然地等待着下一个怀旧卖点的出现、等待着被新一轮的怀旧情绪怦然击中。怀旧总是因为曾经的一切令人兴奋和难忘，有趣的是，在相当大的一个范畴里我们的文化兴奋点往往就都来自台湾……大陆的书商曾经总结说"内地人几乎都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台湾情结，所以只要是台湾作家的书总是无形中就占着几分易于推广的优势"。从老一点的琼瑶、三毛、古龙、李敖到新一点的痞子蔡、王文华、几米，台湾的流行文化一早就在大陆姿肆汪洋地蔓生了根底。

　　在台湾、大陆长达二十多年的文化互动里，文化的时差也一度造就了最微妙的趣味：和上个世纪80年代才真正首度走向开放的大陆相比，多年来与西方接触紧密、经济发展迅速的台湾几乎是浓缩度极高地先期体验了一切，很自然地，任何在台湾狠狠火过一把的东西就总是在它趋于平淡、贫乏的时刻又重新在大陆找到了恰如其分的"二度焕发"。而说起这样的"二度焕发"，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是各有亲历。

　　全面移植的时差记忆

　　对于"生于六十年代"的那一拨大陆文化青年来说，他们在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抱着吉他像模像样地唱起了所有来自台湾的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蜗牛和黄鹂鸟》几乎就代言了那个年代一切纯真、清新、质朴的校园文化气息。他们从陈映真、黄春明那里触荡了浓浓的乡愁，从郑愁予、余光中、痖弦那里开始喜欢上台湾的现代诗，又从琦君、席慕容、罗兰、张晓风、林清玄、王鼎均那里喜欢上了台湾一派繁盛的抒情散文。总而言之，当大陆的青年第一次不被压抑地开始萌生出愈渐清晰的自我意识和情感，一贯崇尚、张扬个人化表达的各门各类的台湾文艺也就细腻、柔润地给了他们最多的舒缓和抚慰……

　　至于生在七十年代的我，赶上的又正巧是台湾流行文化的大举进入，但一点时差感却依然顽固地在那儿，所有移植而来的文化记忆也总是慢着数拍。

　　小学的时候，跟着当时的热潮我第一次读到了琼瑶和古龙。那已是80年代末，古龙其实已经写完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眼看就要喝酒喝到吐血而死。至于琼瑶，琼瑶已经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阿姨，早知道她是把超级纯情的路数坚持到这副年纪，我们活该称她作"老天真"，可惟其因为两岸的时差模糊了一切，于是，整个大陆的纯情少女还都一古脑儿地拿长发白裙感风吟月做了最IN的时尚。初中的时候，我稀里糊涂地读到了很多三毛，我疯狂地迷恋三毛，然后我知道：原来她已经自杀了，是她的死才掀起了大陆第一个正式出版她作品的高潮。高中的时候，我读到柏杨和李敖，李敖的锐气和生猛大大吓了我一跳，而那个时候真正的他却恰恰已是监狱里常进常出的小老头，锐气和戾气混杂不明。到了大学，我先是读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接着就读了朱少麟用小说对抗虚无的《伤心咖啡店之歌》，但写了这样一部好书的朱少麟在台湾又是时过境迁、销声匿迹，台湾文学亦提前进入后现代的无序狂欢。等我终于成为一个所谓的小资，怀着对城市生活条件反射般的疏离怅惘、貌合神离我又迷恋上了侯孝贤的电影，但乡土的侯孝贤絮絮诉说童年往事的侯孝贤此时同样不得不放下"台湾新浪潮"电影曾经的荣耀(亦即如今的包袱)，他一往无前地走向大都会、走向成熟的商业运作、走去接拍《流星花园2》。

　　从填空到互补

　　讲了那么多的文化时差，说白了这时差无非是追随着大陆和台湾二十多年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最自然而然的结果，"时差"固然存在，两种文化生态却从来也都没有任何简简单单的高下之比。这里也一直还有另外一种状况的存在，比方说，一向颇富争议的大陆女作家虹影从《K》到《辣椒式口红》总是率先在台湾推出，一直找不到知音的王小波也是先以《黄金时代》勇夺联合文学大奖这才反过来第一次吸引了内地主流文化圈的重视。一部同性恋题材的《蓝宇》，在国内只有私下的口碑，它拿到的全部大赏就都来自台湾的金马颁奖礼；新锐导演陆川最早只默默地写好了《寻枪》剧本，又是台湾电影界率先慧眼识英雄颁给了他头等的拍摄辅导金……最近的例子包括旅居澳洲多年刚刚回国的作家赵川，他的书此前在内地不是没人愿意出就是出个乱七八糟。当他的新作《鸳鸯蝴蝶》在台湾获得了2001《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国内的媒体忽然开始对他寄以殷切关注，而他自2002年受台北文化局邀请和澳洲Asialink委派任台北驻市作家以来也状态奇佳，期间更与台湾资深小剧场艺术家王墨林合作，编写并导演了《厕所的脸》，在台北牯岭街小剧场连续上演--这一切似乎都可以让我们做出如下推断：台湾在有意无意间也已变成了大陆所有类似异质文化、边缘文化找寻定位、希求认同、借力打力的最佳途径。

　　与之相应成趣的则是：大陆的小资们也一直在以这样和那样的理由对台湾文化界进行着"起死回生"的重新打捞，最典型的例子包括：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和她们的"三一学社"，白先勇、夏济安、王文兴和他们的《现代文学》作家群，赖声川和他曾为台湾80年代"小剧场运动"奠定辉煌的表演工作坊，林怀民和他的云门舞集……就拿赖声川来说吧，自打前年年底在北京重排《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大获全胜还让两个主演上了春节联欢晚会，他索性就不回台北了，谈笑间又在上海拉开了新阵仗。这还让人联想到如下信息：据北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透露，目前在大陆长时间居住或落地生根的台湾文化人至少有三四千人，更不要说那些一直坚持奔走两岸之间的了。看来，继台商大举登陆内地之后，文化"台风"也就是水到渠成地铺天盖地，台湾知名文化人孙慧嫥的说法颇见端倪："中国大陆有过四十年的压抑期，没有精致文化的生活品味，这种品味不是两三代人能形成的，大陆恰恰挫伤了两代人，直到90年代，大陆才睁开眼睛看世界，所以台湾精致文化还能填补空缺。"

　　当大陆和台湾已然有了从经济到文化最充裕、畅通的交流，固有的所谓"文化时差"显然就日趋模糊了，新一拨的台湾文艺批评家们甚至还断言：台湾新世代的一统天下直接使得整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逐步沦入窄化、异化和空洞的平面，"浅碟文化"的困境也将一再持续。而在这样的时候，大陆对于台湾，与其说是依然被动的流行文化移植的对象和西方文化进入的中转，毋宁说就是台湾人文流脉重开天地的全新开始--就要把怀旧演唱会一场场开下去的罗大佑，作为80年代文化纪念物的罗大佑已然过时了，但是，在罗大佑作出的全新的选择和决定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时代精神一贯的敏感：去年四月罗大佑就正式宣布把他的"音乐工厂"从台湾迁到了北京。他在北京的什剎海买下一套四合院，也整个搬来了跟随他十多年的音乐制作班底。他说：我保证，北京将成为世界华语音乐的新中心。他还说：我感到脚下的大地在抖动，因为一切都在变化。

　　台湾《联合报》发起评选的"台湾文学经典"

　　小说类(十本)：白先勇《台北人》、黄春明《锣》、陈映真《将军族》、

　　七等生《我爱黑眼珠》、张爱玲《半生缘》、王文兴《家变》、李昂《杀夫》、

　　王祯和《嫁妆一牛车》、吴浊流《亚细安的孤儿》、姜贵《旋风》

　　新诗类(七本)：郑愁予《郑愁予诗集》、余光中《与永恒拔河》、痖弦《深渊》、

　　周梦蝶《孤独国》、洛夫《魔歌》、杨牧《传说》、商禽《梦或者黎明》散文类(七本)：杨牧《搜索者》、梁实秋《雅舍小品》、王鼎均《开放的人生》、

　　陈之藩《剑河倒影》、陈冠学《田园之秋》、琦君《烟愁》、简(女贞)《女儿红》�评论类(三本)：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

　　王梦鸥《文艺美学》

　　戏剧类(三本)：姚一苇《姚一苇戏剧六种》、赖声川《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张晓风《晓风戏剧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