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让这个春天多了几分戒备，少了几分颠浪的气氛。广州人对付病毒的方法是戴口罩，隔着口罩，你和他(她)的关系再好，也顶多是两只刺猬的友谊了。不戴口罩的人心里也装着口罩，见谁老友般闯将上来，欲行拥抱之礼，立刻屏气凝神，大练龟息功法，此时该老友若不知趣，速速结束拥抱，势必令对方憋得面红耳赤，心中暗暗叫苦，想这友谊一事，竟是如此害人。

　　如果空气里弥漫着病毒，你怎么办？《卡桑德拉大桥》里的索菲亚·罗兰想得开，最初

　　抵死不愿与理查德·哈里斯亲热，怕被染上致命病毒，一听说病菌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反而豁出去了，与理查德·哈里斯来一场抵死缠绵。

　　《卡桑德拉大桥》是1976年的片子，对病毒之下人与人、人与科学、人与政府、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透彻的观察。玩弄病毒者必被病毒玩弄，这是现代科学的寓言；而在无法遏止传播的病毒之前，政府究竟如何处置那一群带菌者，也成了现代政治的寓言。《卡桑德拉大桥》里，政府选择了将带菌者等同于病菌，与病菌一起埋葬于现代文明的断桥--卡桑德拉大桥下。

　　假如你突然之间被人当成了病菌，你曾经拥有的任何人的权利与权力都瞬间失效，你还能怎么办？你只能凭着自己本能的性冲动逃出生天。《卡桑德拉大桥》里的第三重寓言是，爱的能力是绝境中惟一的凭借。你为什么渴望回到人间？因为荷尔蒙告诉你，人生的欢愉值得去追求，即使为这追求而死，也是作为人而死，不是作为病菌而死。只要荷尔蒙不停止分泌，人类就没有被病菌消灭。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时代都认可荷尔蒙的杀菌作用。我碰巧看过一个中国上世纪50年代的黑白片子，叫做《情长谊深》，说的是某种病菌流传，一个研究所里的两位细菌学家共同研制抗菌新药，在这过程中，一个思想创新，一个学术守旧，在病菌面前，两个人的友谊出现问题，最后又通过病菌使二人的友谊修好。这个故事是那个时代经典的安定团结主旋律。但是细究起来，这主旋律的人文底蕴很成问题，似乎病菌倒成了主宰人的友谊的主角，而人与人之间则存在着一道思想的鸿沟。好在这主旋律最终让友谊战胜了病菌，但是这光明的尾巴有硬按之嫌，并不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说，在生死大事面前，不谈荷尔蒙，而谈友谊，终归是扯淡。

　　大概是中国人在生死面前天生的消极哲学的关系，有关病菌的中国电影都不甚健康。关锦鹏导演的《有时跳舞》，说的是几个男女困于因病菌传言而封锁的香港外海的一个小岛，故事并没有围绕如何抵抗政府与病菌展开，最后落到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的结尾上去：死生契阔，人生至此，其实也只不过想有个肩膀来靠靠。中国人天生怕两样东西：老天与政府。如果老天与政府都不眷顾自己，那就只好缩头躲在自己的壳里，同时拉一个知己来陪葬。

　　美国人当然不同，他们因为极端相信政府，所以也极端自信，每一场病毒面前，必然有一个英雄。譬如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极度惊慌》(也译《危机总动员》)，是在来自非洲的埃波拉病毒新闻背景下编构的电影故事。达斯汀·霍夫曼饰演的美国病毒专家奉命调查非洲的致命病毒，发现有人因走私非洲野猴而将病毒传入美国，并在加州小镇中迅速蔓延，摩根·弗里曼饰演的将军要奉命投掷飞弹毁灭整个小镇，以防病毒扩散。此片中，病毒通过冷气管道传播的情节极为吓人。但是由于片中达斯汀·霍夫曼要饰演一位欲拯救小镇的英雄，为了突出这位英雄，导演甚至不惜削弱全片的惊栗片味道。

　　其实，《极度惊慌》里将军奉命投掷飞弹毁灭小镇的情节也并非没有可能。9·11之后，美国空军部队两名将军曾获得总统授权，可以直接下令军方打下任何威胁到美国城市安全的民航飞机，毋需总统亲自下令。电影《极度惊慌》拍在布什总统下此混帐命令之前，可见美国人并没有糊涂到因为信任政府所以信任政府的每一个领导人的程度。

　　在病毒面前，有人问：用避免更多人死伤的理由，来下令亲手杀死另一部分受难的公民，这本身在道德上成立吗？如果这种疑问已经被现实击倒，你不如问你自己：

　　病毒前，你的荷尔蒙停止分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