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形象有点矫枉过正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05/09 10:08 南方周末 | ||
翁飞(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新编《李鸿章全集》执行编委): 《走向共和》从目前看效果不错,无论是编导的艺术构思还是演员的表演,都有突破窠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可以引起对近百年来中国走向共和也即是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关注。这是一个一个台阶走过来的进程,而在其中,李鸿章是在第一个台阶上,他试图在封建体制内有所变革有所作为,但从未越出过体制的雷池。 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李鸿章形象已经大为改观,但我感觉有点矫枉过正,某些地方偏离历史真实。比如说李鸿章和翁同騄的关系上,剧中的翁同騄比较保守,心胸狭隘,而李鸿章反而处处顾全大局,但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的。现在说来,翁还是维新的第一导师,康有为也还是通过他引荐给光绪的。在北洋舰队的建设方面,剧中主要表现翁同騄领导的户部在资金上对李鸿章的牵制。但实际的情况是清朝的中央财政确实先天不足,尤其是“丁戊奇荒”后更是捉襟见肘。再比如说甲午战争的责任,李鸿章确实在北洋海军建设过程中花了不少心血,但他在主观上消极避战是不容否认的。另外,李鸿章从淮军到北洋舰队,在管理上有很多裙带关系和封建帮派体系,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些也未能充分表现。战争是两国间综合国力的总体较量,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官兵以至国民的总体素质,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进行,这方面的差异却很大,这是不容否认的。 李鸿章可以说是清朝的一个忠臣。所以他死后谥号“李文忠公”。他当直隶总督25年,在吏治上非常不错,3年一次的考评他每次都是优。有人说,慈禧太后、李鸿章、赫德3个关键人物代表了朝野、满汉、中外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的格局,使李鸿章本身处在近代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矛盾的中心,其重要性和复杂性也就体现在这里面。 洋务运动有五大集团:奕集团、曾国藩集团、张之洞集团、左宗棠集团、李鸿章集团,其中李鸿章的淮系集团是实力最强,办的企业最多的,有人统计他有“47个第一”———第一个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条电报线、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等。 现在看来,我们对李鸿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通过我们接触到的很多新资料,发现仅仅关于军费的来源和开支,就要涉及很多层次。再比如《马关条约》的签订,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从日本发回北京的电文其实早在战前就被日本人破译了,日本人知道中国的底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态度那么强硬。 李鸿章刚刚去世的时候,对他的评价以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最有代表性。尽管梁是李的政敌,但他对李鸿章的评价还不错,表示“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并且和古今中外的良相作了对比。当时外国报纸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认为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国民党统治时期,因为政治上要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李鸿章是作为一个镇压内乱的正面人物被评价的,这一评价到了20世纪50年代被带到台湾。过去大陆和台湾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分歧主要在镇压农民起义上面,现在则逐渐趋于一致。官方虽然还是坚持否定的观点,但是有一定的松动。而在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现在都肯定了他的贡献。问题最大的是在外交方面,因为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19世纪下半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以至于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只看见李鸿章而看不见清朝皇帝。有人据此评论李鸿章“权倾一时,谤满天下”;其中最有损其名节的是他是否接受了俄国人的贿赂,但迄今为止只有俄国方面的孤证。 陈旭麓在1988年认为李是中国走出第一步的代表性人物。而到1992年,袁伟时进一步评价他是“庸众中的杰士、晚清近代化事业的领头人、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认为“海防、塞防”之争也是政见之争,不能以“卖国爱国”简单化。到了1998年戊戌维新100周年会议上,关于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中是否受贿这个问题提出很尖锐的意见,甚至有学者认为即使受贿,没有影响大局,也没有必要过分追究个人罪责。 20世纪50年代,胡滨写了一本《卖国贼李鸿章》的小册子,影响很大,但他个人到80年代初也认为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开拓性人物———80年代学术界讲他卖国的就已经很少了。而且在“卖国”、“爱国”之外提出了一个“误国”的概念,现在学术界对他应当对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承担多少责任是有争议的,对他的评价依然有高有低。(记者/杨瑞春)
订短信头条新闻 让您第一时间掌握非典最新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