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可

　　高架桥的出现第一次使人在城市的行走脱离地面而升至空中，在高度成就了速度和效率的同时，城市的垂直形态被高架桥拦腰截断、一分为二，城市日益长高的身体便有了上半身与下半身的分野。显然，这种分野的首要作用给人观看城市提供了一个视觉坐标，并创造了他们对于都市景观的新的认知空间，其中所包含的定位规则和想象逻辑使所谓现代都市的繁复概念得以符号化。

　　的确，高架桥的出现在城市进化的历史中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重要细节，它反映了城市日益拥挤的现状、趋势以及城市在空间形态上的位移态势——从一个横向的层面转向一个纵向断面掘进。城市史专家尤金·霍普金斯就注意到，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剧增及土地资源的稀缺，“20世纪人们关于大都市的概念不是以平面半径而是以高度来支撑的”，在他看来，一个平均高度不足30米的城市是不需要高架桥的。根据他的独到分析，高架桥出现的基本高度是50米，而这个数字恰好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高架桥出现在东京时这个超级大都市的平均高度。

　　高架桥所带来的城市交通效率的提高曾经令人赞不绝口，而其实，在高架桥上以车代步疾驰直接导致的是人的视觉经验的改观。那些被分流到下半身的地面上拥挤的车流与人流、杂芜的招牌以及纷乱的街景均被藏匿，日常生活的俗世景观在一种没有任何阻碍的行进中被城市上半身干净、单纯、开阔甚至可以说是漂亮的图景所取代。这类图景至少在表面上迎合了人们关于城市的主观印象：恢弘、挺拔、壮阔并且有效。当人们从任何一个高架桥的封闭式通道进入城市上半身的时候，他们会从内心泛起一种从纷繁琐碎的世俗状态逃离出来的快感，如同人从庸常而不堪的欲望泥沼中抽身而出，在所谓心灵和精神的高端境界得到净化一样，城市的“上半身经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人们对城市那些由通常所说的“脏、乱、差”构成的“城市病”的微妙自省。

　　的确，很长一段时间，登临城市的某个制高点俯瞰城市是人们体验城市快感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某一幢高楼顶层的旋转餐厅凝望，不仅成为人们释放内心压抑感的有效途径，更重要的是，这种由着眼于城市上半身的视觉所完成的对于城市的“宏大叙事”有效过滤了绝大多数看上去过于粗糙而灰色的细节，并使城市骤然之间被“美化”，而当这种静止的凝望被高架桥上移动的浏览所取代的时候，这种“观看”因其晕眩感而衍化为一种纯粹的想象性幻觉。补充一句，由于在某个制高点上静止的凝望所具有的仪式化的庄重性被景观的移动性所稀释，所以关于城市上半身的想象性幻觉反而成为了另一种“日常”——毕竟人们上桥的几率要比他们登高的几率高出不知多少倍。

　　城市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出现，一直以来就被看成是人类世俗化的重大事件，这一点正好与那个时代人从上帝那里谋求身体的下半身解放的伟大愿望相一致。城市进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的下半身欲望不断释放和不断被校正的历史，这决定了城市在本质上是感性的和官能化的。不可否认的是，19世纪中后期在欧洲以及20世纪中后期在亚洲、拉丁美洲所出现的城市化狂飚使城市一度出现失控的状态，但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日益“升华”的城市上半身的纯洁经验和虚幻想象，很可能会令我们精心打造的城市蜕变成为一堆漂亮高楼的空洞所在。

　　城市上半身是一个缺乏人气的虚幻空间，作为高层建筑的玻璃幕墙和车辆钢铁躯体的寄身物，人与城市的关系只有一条被单一性地视觉化了的不能穿行的视觉通道，人与城市日渐疏离的结果，是城市变得日益冷漠而坚硬，而“上半身”始终所强化的城市视觉崇拜又反过来令我们这些迷恋于视觉审美快感的人在内心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杂乱得有些混沌的城市充满了羞耻甚至犯罪感，于是人们开始收拾城市的“下半身”，想让它变得“好看”起来，这样，我们看到了那些大片的堪与蓝天比美但却不允许涉足的绿地，我们看到了像高架桥上车流一样有序但却限制的匆匆人流，我们看到了如同浮现在空中的高层建筑墙面一样干净而统一但却缺乏历史感和深度趣味的店面和橱窗。“市声”消失后的美和城市瞬间变成一座巨大的展场：静止的建筑物和机械式流动的车辆成为了其中的炫目展品，而城市人却无辜地变成了无关的观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