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文道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搭火车离开香港，北上内地旅行。其中一件最令我大惑不解的事，是在不少省级甚或县级城市的车站广场，都可以看到“让××走向世界，叫世界认识××”的标语，其中××两字就是当地的名字。

　　同样的情况，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国家见过。不只是纽约、巴黎这样的大都会(当然你可以说它们不需要立这种大志)，而且在很多偏远一点、乡下一点的地方，你也不可能见到同样的标语。印尼的龙目岛没有，美国犹他州的雷诺城也没有，奥地利的林兹更是没有。我曾就此向林兹路上偶遇的老牧人请教，他很困惑地说：“我们为什么要让世界认识我们？谁是世界？”

　　谁是世界

　　世界作为一个舞台这种隐喻，是19世纪末开始流行于中国知识圈的。虽然利马窦早于1584年(明万历十二年)就首次把西洋式的世界地图在广州刻印出来，但中国真正放弃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天下，扩展一个五洲四洋的球状世界，却要直到西洋兵舰叩关犯境。

　　与此同时，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线性历史观也渐渐普及。世界舞台这个隐喻可以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图解，以舞台上纷纭角色进进出出的形象，具体地呈现进化史上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兴衰。可以说，世界舞台是一种时间观念的空间化。透过这个舞台，包括魏源以降至梁启超等一众知识分子，可以很图像地理解中国在其中的相对位置，并且向一般大众阐述他们的忧虑和主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曾忽略所谓弱势地区在这舞台上的角色；相反地，印度、波兰、土耳其等地方的命运一直都是他们用来警惕国人的榜样。要在这舞台上站稳阵脚就得跟随历史潮流，效法美利坚与英吉利，否则就会成了另一个印度次大陆。

　　所谓全球化，就是从东京到上海要几小时，同时从四川省的这一头到那一边得花上一宿。在我们傲慢的城里人的心目中，只有上海到东京那一段路是世界，四川境内那些通宵大巴是“世界上其余地方”(rest of the world)。按照坊间流行的理解，全球化指的只是前半部，而非包括了后半部的整个地球。

　　问题是，那个缓慢而沉重的世界其余地方是怎么认识到一个轻快世界的存在？那些自称住在很不得意的乡下的年轻人又如何可能向我这个他心目中幸福的“世界人”倾诉衷肠？是电视，是传媒，另一项全球化的重大元素。透过电视和报刊，一个住在小镇上的人知道有这样一些人天天逛商场品味消费，晚晚留意全球股市的波动。按古希腊人的理解，kosmos(世界)脱胎自chaos(混沌)，两者的差别在于秩序之有无，世界是有序的，混沌是糟乱的。秩序又与光明有关，世界来自混沌一如光明由阴暗诞生。故此，世界是一个光鲜明亮、事事物物清晰可见的领域，世界之外则是晦暗难解的一团混沌。

　　在今天的地球上，电视屏幕里投出的射线就是光，这些光线组成的影像就是世界，主宰电视影像来源的就是世界的秩序。那些想要冲出去的年轻人眼中的世界就是那个电视机里头看得见的世界(在电视里看到的世界潮流往往源起巴黎、伦敦、东京与纽约，然后流向其他大城市，至于梅县或河源是与这样的世界无关的)。这是一种想从“没人看见你”的状态进入“所有人都注视你的状态”的冲动，是一种被看见的欲望。世界就是舞台，端看谁能出场亮相。

　　中国走向哪里

　　如果说，十几年前我在一些小城镇上看到的“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之类的说法只是愿望的话，观望过去两年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国走上世界舞台的焦点”这句话大概已成现实。不是吗？北京申奥成功，中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足球队入了世界杯决赛圈，国产篮球运动员扬威NBA，上海成为世博会的展览场地……于是一时间，一种笼笼统统但又自信满满的民族情结满溢在媒体的炒作之上。

　　街边巷里的民间琐谈之中，我不只一次听到有人告诉我：“这是咱国运昌隆呀！”与此同时，国际媒体(或者说，世界)也闹哄哄地翻起了中国热，从“世界工厂”到“世界上最后一块巨型市场”，各种名号纷纷加到中国的头上。于是中国终于走向世界舞台核心的这种感觉就不只是自我感觉良好，也是国际承认的客观事实了。

　　我并不以为这一切都只是谎言，我想说明的是：正如我们常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为“入世”一样，在世界舞台的意识形态框架底下，含糊地把一系列或许巧合的事件归纳起来的情绪，也是过度简化的。不只简化，而且危险。

　　我们越是相信自己终于一洗百年耻辱，吐气扬眉地冲出了世界，我们就越想自己长成一幅国际模样，起世界上最高的楼，办世界上最壮观的盛事。其中代价在当主角的欲望下大可先放一边不理。中国人要站起来，我不反对；但不站则已，一站就得占最大的份，就很值得斟酌了。我又想起奥地利林兹小城的那个老人，我还和他谈起奥地利如何可以恢复奥匈帝国光辉的问题。他说：“干嘛要那么大？我们现在这样不好吗？我反而羡慕列支敦士登，小成那样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