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扬帆

　　在最初给美国起的100多个名字中，经过选择最终留下了一个，叫做“美国”。现在初学中文的美国小孩，都知道中国人把他们伟大的国家叫做“美丽的国家”。中国怀着赤子之心，孩童般地迎接注定要给中国带来屈辱的新时代。中国的孩子，担负了美国小孩根本无法体会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民族复兴的使命。

　　历史的印记：“天下为公”的“帝国主义”

　　中美双方的最初接触颇具浪漫的色彩：1784年(乾隆49年)8月28日，当中国人还分不清西洋诸国的确切名号时，一艘具有明显取悦中国人的名称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到达黄埔港。中国对突如其来的西方来客丝毫没有准备。

　　中国的一些士大夫和政治家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对美国表现出学习的兴趣。晚清一位著名的改良思想家、福建巡抚徐继这样夸赞华盛顿：“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这段称颂华盛顿的文字被美国传教士翻译成英文，刻在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台阶的内壁上。

　　在1949年以前——甚至如今，华盛顿、林肯、在抗日战争中援助中国的“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以及向世界宣传红军的斯诺在中国人的美国观念中仍然是值得敬仰的符号。

　　但是，二战后出现的冷战时代不容选择地把新中国推向对立的一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直接交手，美国不再美丽，它是帝国主义的同义词。“打倒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口号，而美国公民的护照上也印着“去中国无效”。

　　直到1972年，由于需要中国的帮助以便“体面地结束越战”，尼克松在还没有和中国建交的情况下访问了中国。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当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不仅为美国人带去了中国人的新的形象，也为中国带来了美国的文化。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在中国人的眼中早已除去了往日帝国主义的阴影。美国有三层含义：通俗文化意义上的美国是享受生活的天堂，好莱坞电影、NBA、麦当劳和肯德基席卷中国大中城市。教育文化意义上的美国是象牙之塔的顶峰，托福和GRE、GMAT成为中国大学的热门。十几万中国学子负笈美国，美国成了中国年轻人的梦想。甚至不想去美国的人——借用北京一所著名的培养留美学生的学校中一位老师的话——“人生就不完整”。政治文化意义上的美国是“自由和民主”的典范。短短十数年间，美国成了中国人的图腾。美国在中国人心中地位的上升是中国开放后面临全球化浪潮冲击的必然体现，处于强势文明地位的美国文明很容易成为潮头冲击长久封闭的中国。

　　破灭的“美国梦”：中国人立场的转变

　　图腾迅速地被世界格局的变化惊醒。冷战在1992年正式结束。以胜利者自居的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在“胜利”后迅速调整全球战略。他们要寻找敌人。

　　美国人在两个方面的行动促使中国人的美国梦幻灭：一是在制造舆论上面，二是在制造事端上面。

　　舆论的制造：自1992年以来，美国媒体掀起了数次“中国威胁”的论调。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威胁论”泛滥于1992-1993年间。而在1995-1996年间，由于台海危机，美国国内再次掀起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加上香港回归在即，美国知识界担心在台湾和香港两个问题上中国将威胁民主和和平，于是有了第二次“中国威胁论”。

　　经过这两次冲击，中国民间蕴藏的民族主义情绪终于开始爆发。不过，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兴起只是促使中国人的美国观念转变的一个契机。实际上，自从1990年代以来的几年，中国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均受到挫折，在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或直接的阻挠：“银河号事件”、申办2000年奥运失败、美国等对中国关于人权的制裁、西方和美国对中国最惠国问题的审查、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受阻等等。中国年轻人和许多学者本来具有很强烈的全球性立场和亲美立场，这些事情促使他们从宏大的视野迅速回到民族的立场，回到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

　　这种强烈情绪在1996年发生的总爆发体现在围绕两本书的炒作上：一是北京的一些青年学者编著的《中国可以说不》，二是一些在美国读书或任教的中国学者写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不可否认，前一本书充满耸人听闻的标题，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焚烧好莱坞”、“如果需要，还可以弄出一个萨达姆”等，实在令人怀疑书的作者是否还能足够冷静地观察我们这个世界。但这本书畅销的本身说明它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情绪和立场，而且很快就代表了相当一批中国人的美国观念。美国不再是美丽的帝国。后一本书是经过切身体会的中国人之嘴说出的话，似乎更具说服力。他们不仅仅是情绪的宣泄，而且对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行径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冷战后中国人美国观念的变化和美国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美国在中国人观念中形象的改变是美国自身政策和舆论宣传的直接结果。1998-1999年间，美国又掀起了新的中国威胁论热潮。首先是发生了《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等等。宣扬“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利用华人科学家和学生在美国广泛搜取情报”、“企图收买美国政府”等等反华言论。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越来越强烈。

　　正在此时，美国卷入科索沃战争。中国的媒体在连篇报道南斯拉夫人民的苦难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美国的战机竟然在1999年5月8日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并造成多人死伤。人们还记得，仅仅11个月以前在古老的西安南城门，关中父老为美利坚总统的来访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炸馆事件之所以叫国人难以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从心理上难以接受迎接“建设性的战略伙伴”的高调和导弹轰炸之间的巨大反差。简单来说，我们感觉被骗了，甚至被羞辱了，美国人愚弄了我们的感情。

　　“炸馆”事件不仅最终炸碎了中国人对美国的幻想，也把中国的知识界炸得一团糟。普通的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美国“误炸”的解释，他们冲向美国和英国驻华使馆，以标语、口号和砖头向他们表示愤怒并“讨一个说法”。而代表理性一方的知识界则发生强烈的地震。首先是新兴的民族主义学人把国家和民族的荣誉放在全球化带来后殖民主义危险的境地中去衡量，用“美国的阴谋”来为美国的行为做出中国人的注解。在控诉的同时，他们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和当今中国所处的位置做类比，用近代屈辱的历史情结诠释他们对西方的发现：即他们认为西方列强的本质没有变，西方独霸世界、奴役世界的野心没有变。他们和年轻的学生站在一起，咒骂仅仅火热几年的美国热，他们骂道：“什么美国梦，什么‘托福’不‘托福’，什么可乐、牛仔装，去他妈的！”惊天动地一声吼：“打倒美帝国主义！”这是当时占主流的论调。但是，有些人却呼吁冷静。对于发生的反美浪潮，他们认为是知识界中的“小平头”和媒体误导下的群氓作乱。他们呼吁不要因为西方外交政策的很正常的自私行为，而丧失对中国正在走向国际化和世界文明的道路的判断。

　　这些争论体现出来的意义在于：首先，中国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以后，终于在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因此，这种争论的现象比争论的问题可能更代表中国现代化取得的可喜的进展。其次，正是从盲目地崇拜美国生活方式到激烈地反对美国这种钟摆式的思维，摆正了中国人的美国观念和世界观念。长期而言，应该倾向于理性的认识。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2001年4月1日发生了撞机事件。在激愤之余，人们再次把目光转向自身。人民网的一篇署名文章发出诘问：“中国男人，最缺什么？”他呼吁：“中国的男人们，赶快打起精神，抛弃怯懦、自卑、奴性，振作起来、自信起来、坚韧起来、强悍起来，拿出雄赳赳、气昂昂、舍我其谁的气概，勇敢地肩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吧！”

　　从“5·8”炸馆到撞机事件，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现象：一是美国人自己的霸道，砸毁了他们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二是每一次和美国的摩擦，都导致中国人民族情绪的激烈高涨。实际上，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和列强的交手中形成的逻辑怪圈和思维定势：为什么中国人的对外观念总是在“外部冲击-内部反应”的模式中运行，为什么没有摩擦的时候，他们就一切都好，有了冲突，就一切都坏？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发展受到民族情绪如此重大的影响？

　　当撞机事件不了了之的余音未去，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重大打击的事件再次冲击了中国人的美国观。“9·11”事件发生后，中国人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也不乏窃喜于色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人还是以博大的宽容胸怀表示了同情，所谓“此亦人子，宜善待之”啊。对于学者而言，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国重新确立和美国关系的契机。美国多年力图把中国树立为它的敌人，这一次，他们终于发现他们错了，真正的“敌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反美恐怖主义浪潮。真所谓“大敌无形”。这也是对美国政府中某些决策人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莫大讽刺。

　　随后，美国拟订了铲除全球恐怖主义的计划，首先是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发动了彻底的打击，接着从今年3月20日开始对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发动了“斩首”行动。美国的反恐战争激发了中国人对美国进行全新的认识。人们在道义和利益勾画的框架中衡量美国的立场和措施，第一次把中国放在旁观者的地位去认识美国。

　　理性的美国观：实用主义的文明冲突

　　中国人自古以来以善良的赤子之心对待外人，应该说，道义感在中国人的对外观念中埋藏很深。我们有这么一种潜意识：既然我们是朋友，我们就可以无所不谈；既然我们是朋友，我们就可以“大信不约”。当初我们如此的热恋，你现在对我如此的狠心，也罢，也罢，爱不成便成恨也。这种非友即敌、忽左忽右的思维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的心理，甚至存在于许多学者的潜意识里。可是，国际关系中却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在各个领域兴起。国家间(尤其大国间)的博弈关系已经由你死我活的零和对局向双赢或双输的非零和对局转化。在被炸了使馆后要抗议，并寻求外交解决，但不能把人家的使馆也炸了；在撞机事件后要用法律和政治手段解决，不能杀他几个美国人以还本。这种“出口鸟气”的极端情绪看似站在民族的立场，但长期而言并不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近代以来，我们面临的对外关系的困境就是：他们一味地蛮横无理，我们是否只有好勇斗狠才是正常的解决之道？民间的民族情绪应该而且必须保持，这是对外宣示立场、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但不应该是全部手段。因为极端的思维和行动并不能保证我们就能免于被欺凌(如果每次冲突都是被欺凌的话)，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被欺凌(实际上，最近以来的中国和美国的冲突已经不仅仅是欺凌与被欺凌的关系)？答案很简单：我们实在是不够强大。我们还没有强大到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那么，解决的办法，就其根本而言，是如何与狼共舞的同时尽快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梦想。

　　但是，这个梦想又使我们面临了困境：近代以来，我们寻求一种出路，西方曾经是我们的目标。但美国式的政治经济体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逐渐失去它的号召力。美国的霸权行为使得权力与财富成为美国的第一联想词。同时，中国人的现代化生活方式逐渐受到自身发展和周边国家的影响：在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日益开放，已经使中国人开始欣赏自己创造的文明，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韩国、日本等国的消费文化也开始对中国的青少年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哈韩”和“哈日”族在茁壮成长。他们已经取代了美国式的现代生活。但是，总体上而言，这些都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大陆受到外来文明影响的结果。毕竟，强势文明是建立在强势权力的基础上的，美国还是最强大的文明和力量的符号。美国大片和麦当劳仍然在中国发挥它的影响。

　　可喜的是，经过对美国大起大落的认识之后，中国人普遍转向了本土化的情结。我们看到，全球化对中国人的美国观的影响，并非是中国彻底、全面地接受了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是使我们变得更加理性化。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全球化的后果并不是所谓的“均质化”，而是多元化。因为在外来的冲击下，弱势文明的本体意识被唤醒了。另一方面，中国学人围绕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展开的理性辩论，也反映了他们转变了要么为美国叫好，要么咒骂美国的二元论的思维，这是中国人理性美国观最直接的表现，也是中国人对全球化浪潮合理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