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要说的是两位在杂志界“锋芒外露”的明星主编：她，蒂娜·布朗(Tina)，与他，泰勒·布鲁尔(Tyler Brulé）。两个人一起说的缘由是因为他们都自恋。

　　蒂娜年轻时便被认为是“最值得期望的女记者”，25岁便担任英国老牌杂志《Tatler》主编，历任多本伟大杂志主编后更以卓越编辑才华与名利场风云人物的符号价值被《时代》主编Stefan Kanfer视为“当今世界最佳编辑”。布鲁尔来自加拿大，早年是时尚写手，在经历阿富汗内战的报道后改变了人生观，1996年创办《Wallpaper》杂志，并身体力行地成为当前时尚生活方式的最杰出代表，现在目标是要做一个全球化的电台以及通讯社。

　　近来看一本1970年代写就的社会学力作《自恋文化：前途暗淡时代的美国生活》，作者拉旭教授认为现代的心理治疗师处理的不只是病人的压抑心理，还得花更多的精力去对待那些过度“锋芒外露”的人的心理，他们人际关系的肤浅，自省悔悟能力的匮乏，以及无所不在的摄影镜头造成的病态自恋狂。拉旭又无奈地指出，自恋狂之所以如此泛滥也因自恋人往往是时髦成功的一群，年轻又诱人。拉旭教授由此提倡“重返原本与职业道德相关的道德规范”。

　　是的，自恋是“时髦成功”的他们显而易见的共同特征。蒂娜的自恋在她经营《纽约客》中制定的订阅广告语中表露无遗：“每期仅仅三毛二，《纽约客》带给你最好的漫画、幽默、小说、报道，还有蒂娜·布朗——美国一流的最佳杂志总编辑。”布鲁尔的自恋？看《Wallpaper》上大大小小的物件都经过他本人吹毛求疵的遴选就可见一斑。

　　自恋的他们又都是明星编辑，这不仅是体现在：她在男性化的《名利场》和《纽约客》中呼风唤雨，他的魅力与《Wallpaper》整合于一体，成为女人们的话题；更因为他们的编辑方式脱离了杂志业正轨，如果你能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奢华的本质可以取代严苛，“孤独、富裕、卑劣、淫乱和长命”(拉旭定义的一辈子)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当代的杂志阅读主题的话，他们的明星魅力，只是附和或破坏原有社会良善的秩序的一种可能。

　　他们都宽以律己，宠坏自己。他们都并非职业道德规范下按部就班的编辑。掌管《名利场》杂志时的蒂娜坚持倾注重金每年都在奥斯卡颁奖典礼后举行盛大Party，每个参与典礼的明星嘉宾都获邀参加这本杂志主办的庆功酒会。布鲁尔则多次声称他不爱与大公司打交道，矛头直指东家时代华纳。

　　他们都是挥霍之徒，至少在财务人员看来是这样，蒂娜在经营《纽约客》6年中，差不多挥霍了一亿美金。这个数字经由《财富》杂志披露后，富豪东家纽豪斯都觉得有点过分。而布鲁尔在1996年创办《Wallpaper》后，因为推行全球化的高薪特约采编模式，也几度让杂志经营陷入困境，一直坚持以直接管辖的“特区”制度对待《Wallpaper》的时代华纳最后不得已放弃，由子公司IPC收编，进行同一的成本控制。但在我看来，这两个人的命实在太好，能在杂志工业高度发达和高度看好投资前景的时候恰好生逢其时。

　　他们都有着最值得我们尊重的职业精神。奉承“肖恩主义”《纽约客》的传统读者也许认为孔德·纳斯特集团力捧明星编辑蒂娜的到来是对这本代表美国严谨作派的殿堂杂志的“孔德·纳斯特主义”颠覆，但无可否认的是出身自牛津的她显然更以职业精神为先，如今再来评价她在《纽约客》的工作的话，最重要的一点是，她让这本杂志学会了一个方式与时代精神接轨，而不仅仅是一本文学杂志、小说月刊。当然，与蒂娜不同的是，布鲁尔的兴趣更为广泛，在撤离《Wallpaper》后能把本分职业精神延伸到广播业与航空业。

　　最后，假如真的有机会让蒂娜来操作《Wallpaper》，又让布鲁尔操作《名利场》的话，会如何？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不信赖他们的职业精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