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从手机短信上知道张国荣自杀的消息的。短信第一行，是“香港著名巨星张国荣”，我心头一紧；接着是“在香港文华酒店跳楼身亡”，叹一口气，往枕头一靠，我信这是真的，虽然是愚人节，他那始终忧郁的眼神，仿佛就是证明。

　　最早知道张国荣，是看他演的电视剧，名字叫《甜甜二十四味》，是一部关于4个年轻人合租房子的爱情喜剧。其中一对恋人长得怪诞，男的叫“一公升”，女的叫“咖喱鸡”；另一对恋人都长得性感，男演员是张国荣。

　　后来张国荣改行唱歌。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场由香港管弦乐团伴奏的演唱会。到了“Encore”部分，观众要求他加唱节奏强劲的新歌《Monica》。张国荣为难地说：“我唱没有问题啊，但今天伴奏的是香港管弦乐团，他们习惯了慢悠悠的古典音乐，所以恐怕有问题。”

　　嘘声四起。张国荣话锋一转，对着乐团说：“不如试试吧……one、two，one、two、three！”百人大乐队顿时齐奏，那排山倒海的气势，是唱片版本的电子合成器无法比拟的。我当时正处青春少年期，对音乐格外敏感，当晚的兴奋感受，至今不忘。

　　张国荣自杀去了，而我不反对自杀。这想法可以追溯到我求学阶段。那时候，经常在外文室里，翻阅哲学书架上那些西洋哲人的著作，在每本书背的“索引”中追查他们对“爱”、“恨”、“高尚”等概念的评注，而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死”。

　　最喜欢的定义，是大英百科全书给出的，它写道：“死亡将生命力耗竭的生物移向自然循环的另一时相。因此，死亡的生物学意义在于它是自然界改进生物型式的一种手段，为自然选择提供一个机会来进行生物进化的新实验。”

　　我向一位友人谈起这个定义，他难过地回答：“如果你死了，我没有办法安慰自己，你是去参加物种进化实验去了。”而我却深爱这个定义。恐怕是内心脆弱吧，对我来说，只有那样冷冰冰的诠释，才能让感觉平静下来。

　　罗素关于死亡的著名演讲，我背诵过，他说：“有些老人由于怕死而感到心烦意乱。对青年人来说，这种感觉或许是正当的。可是对一个老年人来说，他已经历了人生的苦乐，他该做的事情已经如愿以偿，所以怕死多少有点可怜又可鄙。”

　　我的祖母，就是像罗素主张的那样坦然而去的。她晚年时，既不打算轻生，也不愿意苟活。“如果身体不好，我不愿让医生折腾。”这句话她说过多遍。忽然有一天，她给我电话，说她快走了，要见一面。我连夜赶到，两人独处，牵手片刻，她便去世了。十多年来，我没有摆放过她的照片，是受不了，但也没有后悔过放手让她去。

　　我赞成安乐死。如果我们的社会，将来能形成这样一种宽容的风俗，能让病人在自己的计划内体面地离去，那是文明的一大进步。我也不反对慢性自杀，抽烟啊、喝酒啊、服用天然或人造的麻醉品啊，都只是某些人消费自己生命的一种方式。我甚至不反对自杀，只要当事人确信自己活够了。

　　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张国荣似乎不是这样。后来听说，他是因为不堪抑郁症的折磨，才“决定”自杀的。说是“决定”而已——既然是抑郁症，旁人又怎能断定，那是他在“清醒”的状态下做的“决定”呢？

　　我是“化学成因论”者，也就是说，我相信人的大部分精神状态，都是由其生物基础决定的。开心或不开心，都跟某些激素的分泌息息相关。只要找到良方，一片廉价的药片，就可以让病人如释重负，如梦初醒。

　　要跟爱我的朋友做个约定：哪天我不幸患了抑郁症，或是更严重的精神病，你们不要被我的际遇迷惑，不要以为我是因为挫折，因为逆境，才患上这个抑郁症的；正相反，是我患上了这个病，才会对那些所谓的际遇和逆境耿耿于怀。不要白费功夫开导我了，设法让医生给我打针吃药吧，那才是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