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桑晔

　　改革开放，前无古人，需要有人在前面趟出一条路来，广东人为我们趟出了路。

　　赶超西方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消费时代，内地百姓不敢奢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广东人看到了——据说，2010年，广东的GDP将超过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而逼近欧美。

　　当别的地方官员人云亦云地说知识经济时，广东人早在1993年就愿意为听一堂“关贸总协定”的课而付300元学费。

　　中国的土地，不是国家所有，就是集体所有，土地是不能买卖的。但广东农民用土地使用权入股，参与到如火如荼的开发中去，进而参与按资分配。它解构了无以数计的“经典”理论。当南街村用一种令人无以置喙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主义的理解时，广东人提示了一种更有前途和感染力的路径。

　　广东人有钱，这是他们善于挣钱的结果，这一局面从鸦片战争之前就形成了。当长江三角洲的农民用男耕女织来对付皇帝永无止境的勒索时，“十三行”的广东商人们就开始积累愧煞王侯的财富。当内地的百姓用几乎宗教般的狂热表达他们对祖宗留下来的土地的敬意时，孙中山的哥哥已经在万里之外的檀香山养起了牛，然后赞助其弟“走向共和”。当我们用“万元户”说明走出贫困的历史过程时，广东人已经说“百万算一户”。

　　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广东之所以迅速富裕起来，主要原因有：信息的灵通，港、台和海外资本的输入，国家政策的充分运用，全国资源的集中，以及能够把上述4点结合起来的灵活务实变通的广东方式。

　　“广式唯物主义”

　　广东人脑筋灵活的第一个体现是不守规则，这在规则太多的年代里绝对是宝贵品质。中国人曾经为自己制订特别多的规则，以及确保规则强制性的超级规则。规则太多的结果是人性丧失、活力全无。一夜之间，百余年近代教育造就的数以十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当成引出洞的蛇送到塞外边陲，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只怪自己为何偏偏在单位讨论划定谁是右派问题时上了厕所；三年灾害期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却未出现过去习见的社会动荡；20多年不涨工资，孩子从一个到五六个，曾经温馨的床笫之间充满尿骚和吵闹，中国的工薪阶层默默地承受成张大民；从50年代当讲师当到70年代，熬成白头的胡适、梁启超、陈寅恪、陈恭禄、陶行知的弟子们，还会满怀感激——他们有每月半斤八两的“高知油”可领。这都是规则之下社会有序的体现，可它无助于改变中国的贫穷和落后。

　　广东人是不守规则的。清朝的皇帝们曾经“禁海”，广东人照闯南洋不误；北洋的统治者们曾经威逼利诱，广东却始终是革命者们的乐园。广东人血脉中流淌的这种激情，使他们在计划经济、综合平衡的语境中，开始了建设特区、使自己先富起来的一系列实践。他们卖土地，他们搞承包，他们创造“深圳速度”，他们推广高第街，他们和有钱的香港亲戚以及外资亲密接触，他们搞年薪制来突破工资制，他们看到别人钱多不是眼红得睡不，而是想到自己要力争挣得更多，他们还与思想停留在某个阶段的、习惯于“政治正确”的“青年导师”公然对抗，他们甚至默认一种曾被认为与资本主义腐朽性有必然联系的现象产生与蔓延。

　　在规则太多而且不合理的年代，不守规则，实质上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谁学广东学得早、学得好，谁就可以缩小与广东的差距。在广东经济北伐的背景下，广东的生活方式——广式普通话，港商派头，早茶和煲汤，生猛海鲜，时间就是金钱，埋单式豪迈，天上飞的、飞机不吃，地上走的、汽车不吃等等，也鱼贯进入中国各地。曾经骄傲无比的上海人也曾学粤语，如果广东人有朝一日失落起来，且把这个现象作为永久的纪念吧。

　　广东人脑筋灵活的第二个体现是不爱争论，埋头钱。广东人是天生的唯物史观实践者，在有的人整天拿自己的狗屁理论当马列正宗时，他们对此类过早建构上层建筑的恋足癖式的兴趣不加闻问。当他们把自己不爱争论的脾气和不守规则的性格结合起来时，传奇于焉层出不穷：蛇口一个办公室主任，今天成了平安保险的老总；东莞一个易拉罐收购者，今天成了某大电器公司的董事长；一个市报——《广州日报》，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报业集团，而它的同城竞争伙伴——一个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旗下的几张报纸，现在成了拿“新闻无学”当口头禅的中国新闻界的试验田；整天把“小丽呀”挂在嘴边的那个广东男人，在北方汉子几乎恶心的时候，悄悄成为中国广告界的真正“金领”……广东以一隅之地贡献全中国1/10的GDP，岂是偶然？

　　而且，当广东人的钱多到一定程度时，他们的钱在经济学意义上成为了社会财富，他们买别墅、他们出国游、他们买汽车、他们包什么，都可以看成是消费，是对GDP的正面贡献。因为国家行使转移支付的权力，他们的钱的某一部分，事实上对我们也是有意义的。

　　广东方式的另一面

　　当然，不能不提到广东方式的另一面。虽说现在没有人可以证明SARS病毒之源于广东都是广东人爱吃野生动物吃出来的，但是，当广东人用100元甚至更大的代价搜购白醋对付“非典”时，全中国的人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广东方式”其实也未必能特立于“中国方式”之外，其局限其实也挺大的。

　　“广东方式”的局限不在于“非典”首发在广东——HIV首发在美国，许多第三世界的人、包括我们的同胞还是愿意花几万美金像牲口一样被走私进去，其旅程中的风险并不比“非典”小。其局限首先在于它在经济发展中对人文的漠视、甚至故意的敌视。在广东，甚至当地的大学中，谈纯粹的学问是很另类的。虽然我们很清楚，一个以经济发展为重任的社会里，确实不需要太多的人搞学问，但发展到潜意识中把学问和经济对立起来，实在是另一个极端。记得几年前，佛山的第一个文学博士无端在街头被一群从牌号很特殊的奔驰车上下来的彪形大汉痛殴一顿，换在别处，博士的不幸遭遇大概会唤起另一种也不十分正常的愤慨，但在佛山，事情几乎是不了了之。我们不是说，博士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但一个只有商人、没有博士的国家肯定是不行的。

　　“广东方式”的另一个局限是小平说要抓的另一手没抓好。这20多年来，关于暴富无德嘴脸的塑造，很多是以广东为背景的。其实，我们不能同意的说法是：只有某些广东人暴富无德；13亿人的国家，哪里都有坏鸟。但按照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确实是先富起来的也应该在精神层面上有更高的追求。这次追查“非典”源头，广东佛山弼唐村出现第一个患者，说他现在遭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很值得同情，这个我同意；可是，调查发现，弼唐村的这一位，生病花了30多万，这是广东人有钱的佐证了，但他有4个孩子，而他本人才45岁，应该是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啦！其实，到过广东的人都知道，当地生两个以上孩子的太多了——这就是不守规则的另一面了。至于广东信托100多亿的破产案，“粤金曼”数以10亿计的亏损，汕头的骗税案，湛江走私案，当地许许多多干部手上的“劳力士”，不少执法机关人员手上亦公亦私的小汽车，在说明广东的另一面。广东的媒体，在这样的问题上不争论，是见多不怪，还是讳疾忌医呢？

　　谁都需要反思

　　前不久，深圳的一位叫做“我为伊狂”的市民提出深圳发展的隐忧，引起广泛的关注。我想，把他提出的问题无限夸大，就会像于幼军市长所指出的那样，是不全面的观点。但是，仅就股票市场来说，“股票认购证事件”、“原野事件”、“亿安科技”、“中科创”都出在深圳，总是引人联想的；作为广东的首善之区，深圳如此，别的地方就更容易让人爱之切、言之也苛了。

　　几千年来，广东出的最伟大的人是孙中山先生，他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而小平同志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既然是一场革命，那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对于政治，广东人一向都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的一个最新版本就是钟南山院士所说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从正面意义上来理解这番话，想必有广东人不好争论、喜欢埋头做事的意思。对此我们当然同意，但不好争论不能是心里没数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曾经作为改革潮流先锋的广东人，需要深刻反思一下自己的方式，他们引导的革命也没有成功。毕竟，在中国目前的三大经济区中，珠江三角洲是规模最大的，“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们有厚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