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做好本职是最大的政治

　　文/李思坤

　　如果说没有这场非典，钟南山可能像往常一样照做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搞他的科研，治他的病人，清清静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症却让他一夜成名，他成了几乎所有媒体追逐的对象。我们没能采访到他本人，电话打到他的助手那儿，被坚决地回绝了。可以想见，对于一个以真实为本的科学家来说，热闹的媒体多少与他的理想相悖，他甚至可能避之犹恐不及。某电视台的女记者采访钟南山时问，电视上关于你的访问你都看过吗？一边忙着工作的钟南山头也不抬地说，一次也没看过。是的，他太忙了，他没有时间看电视。更重要的是，他可能并不关心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医务工作者之外的形象。

　　但是，钟南山的出现却挽救了广东人的形象。人们对病源的种种猜测曾使广东人形象大跌，钟南山却以他务实求真和不畏权势的品行让广东人的形象由负分变成了正分。

　　不妨回顾一下刚刚发生的历史：

　　元旦刚过，钟南山像往常一样，来到ICU查房。在10号病床，他看到了那名已经生命垂危的河源病人。那一天，作为中国呼吸病研究领域泰斗级人物的钟南山突然发现，自己终生孜孜探究的领域，又出现了他前所未见的病症。平常的肺部如同一个橡皮球，有气进来就鼓起来，气出来了就瘪下去，然而，眼前的这只肺，坚硬结实，仿佛一块塑料，吹也吹不胀，缩也缩不扁。很快，钟南山又获悉了一个更令他诧异的消息：和这名病人有过接触的8个人都被感染了，其中还有5名医务人员。“我当时就感觉到这个病非同一般。”职业的敏感让钟南山感觉到山雨欲来，他在2月初接受南方某报记者采访时就曾预言一场大疫情爆发的可能。这篇报道至今仍没有发出来，因为根据这位记者的说法，当时所有的人都被钟的大胆吓了一跳。

　　可惜，一语成谶。

　　就在钟南山为这个非同一般的病例寻找救治方案的时候，广东省的中山市也出现了相同的病例，1月21日晚上，广东省卫生厅派出以钟南山为组长的专家组赶赴中山市，通过对三十几个病人的会诊和抢救，第二天，专家们起草了一份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将这种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

　　疫情的高峰期伴随着四处流布的谣言使2月份的广州陷入了恐慌。钟南山却主动要求将数十名危重病人转到了他所负责的呼吸研究所。事后人们夸赞他的勇气，他的回答却出奇的简单：这是我们的专长。没有豪言壮语，对专业的自信心与好奇心是促使钟南山和他的同事们直面恶疾不断探索的动力。

　　很快地，他主持起草了《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并在与疾病残酷的对垒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至今为止，在疫情爆发的地区，广东的死亡率一直维持在最低的水平。用事实说话，不文过饰非，随着钟南山将广东人用血的代价换回的经验推介到全国各地，广东人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从波谷开始上行。

　　有人说，钟南山像一个乱世的英雄。我不这么看，相信他自己更不会这么看。他所做和所说的，只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所该做该说的，只是很多时候常识被遗忘得太久才变得金贵。就像人们对于后9·11时代的说法一样，后“非典”时代的讨论已开始浮现。假如说，政治民主、媒体客观透明、社会应急机制等真的能成为“非典”之后的副产品的话，我们便不该忘记在“非典”时期钟南山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常识”，比如，科学精神：2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消息，称经中国疾控中心和广东省疾控中心的共同努力，非典的病原可基本确定为衣原体。这个结论来自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

　　对于这一结果，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大部分医疗专家显然难以接受。当日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了紧急讨论会议，广东的临床专家在会上很明确地表示了异议，“仅根据两例电镜观察就得出衣原体的结论太过草率，如果按这一结论制定治疗方案，可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4月16日，广东专家对衣原体说的异议才得到最权威的确定。当日，世卫组织宣布，经过全球13家研究室共同的研究，确定非典元凶为“冠状病毒”。

　　还比如，实事求是说真话的勇气：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出席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把“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一句话重复了好几次。又是钟南山，一直坚持要修改这个说法，“有效控制”应改为“有效遏制”。

　　在全国人民都谈“非”色变的时候，广东人却安静了下来，开始表现得最为洒脱，饭照吃，歌照唱，有人将之归结为“风暴的中心最平静”，也有人将之归结为广东人现世享乐主义的心态，更有人戏称：因为我们有钟南山！

　　在这场战疫中，钟南山成了广东人民的信心保障，他已某种程度地代表了一种精神。专业态度也好，泰山崩于前我自岿然不动的大将风度也好，更重要的是，钟南山不讲空话大话的平常心态，符合广东人的脾气。毫无疑问，其中最能体现广东特色的就是钟南山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所表达的政治观：我们搞好我们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像你们，你把你的采访工作做好，而且人民喜闻乐见的，对你们来说是最大的政治。你在你的岗位上，你能够做到最好，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也许，只有广东这块“不讲政治”的土壤才能培养出如此务实的政治观。

　　广东方式之传媒广东

　　微音一把实实在在的声音

　　文/黄煜池

　　在“微音先生笔耕60周年座谈会”上，有人写了篇文章概括了微音“三奇”，其中一“奇”是微音不微，谠言直论，像关公一样生威，像包公一样正直，让多少人为之扬眉吐气，一时名满南中国……

　　对于更多的广州市民乃至广东各地的读者来说，《街谈巷议》似乎更能形象而直接地让他们体会微音之“奇”。“每每遇到社会上的不平，总有人想起‘找羊城晚报的微音评评理！’”经过“微音”的呐喊，水浸街难题可以迅速解决，学校乱收费现象会得到重视，职工下岗权益受到保护，舆论监督能起到最大作用。“微音”不仅是一个报纸评论专栏作者的名字，更是一把有着“神奇力量”的声音。

　　“反映群众生活和社会热点问题，让群众呼声响彻四方，用街谈巷议这个通俗易懂的词最恰当不过了。”对比起报纸庄重的“社论”、“时论”，时任副总编辑的微音在栏目名称上先来了个“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把视觉放之于街头小巷当中，着重反映群众生活的问题，反映社会的热点问题，用《街谈巷议》来提出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揭露这些问题。让读者看起来更亲切，更贴近生活，更加群众化一点，“看街谈应该好像聊天一样”。

　　跟许许多多的广东人一样，微音一直在街谈专栏背后保持着自己的低调。“微音”的真实身份也是在他逐渐退出专栏写作后才被人们认识的。对于被经常问及的“微音”笔名的由来，他保持着一贯的幽默，“因为我人微言轻，讲话分量不够。”在微音看来，一个人的声音总是微弱的，但每个人都敢说真话，那就会形成最强音了。

　　从1980年代开始，微音每天早上都会从家走路到上下九文昌路的广州酒家，每天在固定的地方与别人“搭台(茶桌)”聊天，因为这样可以互通感情，交流信息。直至80多岁的高龄，他还是喜欢到茶楼饮茶闲聊，从中了解社会动态，“在茶楼你可以看到广东人好客的性格，知道人们最近关心的事情，更可以联系友情。”微音写过很多篇有关羊城茶楼的“街谈”，在这些街谈里反映的却是广东的社会百态，既有对广东人喜欢“霸位”的自私心理的批评，更有对广州餐饮业如何搞好经营服务的建议。

　　所谓“文如其人”，无论担任哪种职务，微音从来都把自己当作普通民众的一分子。他喜欢天天到编辑部转转，听听年轻记者又碰到什么新鲜事；对于读者来信反映的各种事情，他总是和报社记者做出调查后再在事实的基础上配评论。即使离休后的微音，仍然以这种方式，搭起联系报纸与市民、媒体与社会的一道独特的桥梁。

　　微音有句口头禅叫“微它一微！”也是批它一批、揭它一揭、骂它一骂的意思，“骂人也要骂得文明，骂得有理据。”他从来不掩饰自己敢爱敢恨、嫉恶如仇的性格，“我心地很善良，对丑恶现象、对官僚很痛恨。”他认为“整”人一定要看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像“街谈”上的批评都是出于公心的。

　　与他的专栏风格一样，微音说话常喜欢“用几个字来概括(形容)”这样的句式，言简意赅。即使介绍他心爱的专栏，他也用了“简明扼要”四个字来形容。简，简洁，了了几百字就足够；明，通俗，各个阶层都能看懂有幽默感就更好；扼要，讲出问题本质。“讲出了本质，文章就达到了目的”。也正因为这样，《街谈巷议》多年来一直都是不少学校老师眼中的议论文范文，甚至成为许多广东考生高考备战必修课。

　　“广东人是很讲实在的！”在他笔下，有着广东社会的无数世态炎凉；在他眼中，勇于助人和乐善好施是广东人最大的优点，但最可贵的精神还是一直以来所表现出来的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干事实在。正是这样，广东才取得改革开发以来的巨大成就；广州的“小变”、“中变”才取得今天的深刻巨变。

　　秦朔新广东要有人文关怀

　　文/何树青

　　以后《南风窗》的读者将越来越少可能见到秦朔的署名文章，不是他不写，而是他选择不用秦朔这个负载着社会角色的名字。他用笔名。秦朔说：“我从广东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内心认同广东人的生活方式：低调、务实、不慕虚名。广东会潜移默化不让你过于追求一些东西，消解你的名利心，令人心态均衡。”

　　广东改变了这个原本为自己设定了学术指标的河南人，至少他的体重从读复旦时的52公斤，到居粤13年后的今天变成了70公斤。

　　秦朔见证了一本杂志随着一个省的命运载沉载浮，这就是《南风窗》与广东：它因生在广东而成功，因自我局限于广东而走下坡路，因超越广东而突围。在广东俗语里，南风窗是指家里有海外关系。在1984年创刊之后，南风窗以“假如我是广州市长”的活动和《广州处处讲钱》的文章界定了自己的风格：以商本位冲击官本位的力量，以上下沟通的平民姿态冲击官平位的金字塔结构。广东以改革开放前沿的鲜活力量对内心平静传统的生态产生了冲击，正是这一点令这本杂志在1980年代中后期风云际会，享誉全国。之后它进入1990年代的下滑期，它所依托的广州不能成为新思想新趋势新潮流新观念的发源地了，广东改革开放的一枝独秀变成了全国万马奔腾。1990年代下半期，《南风窗》自我定位为一本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不再拘于广东题材与作者资源，力求管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进步。

　　虽然以全国性杂志面目出现，秦朔认为《南风窗》还保留着广东的精神元素：平民化视角与姿态，以立而破的建设性姿态，大众化的叙述话语，国际性及开放性。

　　我并不喜欢广州，但我热爱广州。1997年，秦朔如此写下他的广州七年之痒。因为热爱，他一度拿深圳做样板来“刺激”广州，但现在他感觉“气场”又在向广州转移了。在他心目中，广州虽然不如深圳、中山、珠海这样的广东城市适合居住，但它还是有可能成为华南地区一个伟大的城市。他的伟大标准是：城市有悠久的文化传奇性、极大包容之下的混和性，并且是交通便利、教育发达的交流之都。在最后一条标准上，他的心理天平向上海倾斜，因为他发现自己出差到广东各地的时间越来越少，到京沪去得越来越频密。上海的聚会实在是太多了，对人、对资讯、对信息的凝聚力都非广州可比了。如果要说广东的吸引力在下降的话，秦朔认为广州至少在三个方面自身没做到位，即适宜创业、适宜生活、适宜交流。外地的朋友尽量降低在广州停留的时间这一事实，孙志刚之死的事实，都令秦朔为这个城市不安。

　　今天的广东人已不再是20年前的广东人了，包括秦朔这个新移民。他认为新广东人的“新”包括更新、创新、革新的意思，而新广东人精神应该是开放兼容、务实进取、创新超越，并在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的层面来体现城市人性。

　　广东是一所好大学，开发了秦朔的潜能，现在的他能演讲，能管理，了解经济和企业家，而不仅仅是那个热爱西方哲学史和美学史的意气书生。他在广东传媒浸淫多年，也认同同行如《羊城晚报》的平民意识、南方报系的批评色彩、外地人在广东办报的国际视野和现代眼光。他不再如学生时代清教徒般地自律了，在广东调和生活节奏，不再似北方那种沉重。且行且吟，也奋斗，但不那么沉重和着急了，因为他已经“广东化”了。

　　颜长江不要轻易说广东是文化沙漠

　　文/Edda

　　长江整齐的光头是太太剃的。13年前，他是《现代人报》的记者，与3人拥挤在广州体育西路天河大厦20平方米的“盖世太堡”，以“北人不敢忘忧粤”之心书写了《广东大裂变》、《闯荡广东》；那时的广东活力四射，正合像他这样充满激情和雄心的年轻人驰骋。这个楚人，之后在广东找到了爱情、婚姻、房子、职位和人生的平台，以及适合文字和相机表达的东西。在他羊城晚报摄影部的办公室里，有老掉了牙的相机，尼龙床，花猫图案的床单和绿色军用被，还有一摞一摞的纸箱子和黑色塑料袋，里面是他准备拿来做作品的瓶瓶罐罐。采访就这样开始了。

　　新周刊：1994年，你在《闯荡广东》一书的前言里说，流动是中国的希望。从湖北到广东，从文字记者到摄影师，从媒体从业员到艺术家，流动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颜长江：一方面流动带来希望，当一个人寻找机会的时候，流动就会来到。当10年前我们来到广东的时候，是一种开拓，是对人的重大考验。那时候的广东跟现在很不一样，现在像天河已经形成说普通话的社区，那时候外地人很少。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种逃避，有时候当生活安定下来，感到空虚，或者无法坚守原来的东西，这时候也需要在流动中逃避。

　　新周刊：在写安哥的一篇文章中，你形容安哥在虚伪、崇高、淡漠和有趣这几种生活状态中选择了有趣地生活着。生活在极为商业化的广东，你在你喜欢的摄影上作了大量的投入，这似乎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行为，跟环境不合拍。你会怎样描述你自己的生活状态，它跟你生活的环境有关系吗？颜长江：我会说我是在崇高和有趣之间。现实与理想是两端，但不管如何变化，总有彼岸在那里。我做的事情也许跟广东的商业社会不合拍，但不会跟广东人不合拍。广东人其实很纯粹，对自己的兴趣会非常投入。

　　新周刊：谈谈你对广东一些重要城市，比如深圳和广州的看法。颜长江：我不喜欢深圳。深圳有一点像初期的广州，急剧的暴发性，纯粹的物质社会。深圳的文化程度很高，但是精神层面却落在很后，文化积淀不够。一个能够成为文化中心的城市，起码需要两三百年时间的积累。文化跟文化人是两回事，有知识不等于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不等于是文化分子，文化分子不等于是艺术家。社会缺乏的是艺术。

　　新周刊：你怎么看把广东、香港称为文化沙漠这种说法？颜长江：不要轻易把一个地方说成是文化沙漠。广东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一些在中原已经消失的传统文化在广东得到了很完整的保留，粤方言就是一个例子。广东近代也出了很多重要的人物。拿广东跟整个北方对比，这是不公平的。在1990年代，广东的文化气息的确不浓，但这也是经济发达时期文化人退到阴影中的原因。

　　新周刊：作为记者，你去过很多地方，是什么使你留在了广州？颜长江：对于新闻记者来说，1990年代的广州是最合适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空气自由的城市。有人说，八九十年代的广州就像一百年前的上海。广东媒介的发展在全国是领先的，广东的环境也比较实在，只要你有能力，都能冒出来。

　　新周刊：摄影群体在广东似乎特别集中，你考虑过其中的原因吗？颜长江：因为有成熟的新闻采访机制，广东媒体中的摄影人有更多机会深入接触社会，这增加了他们摄影的深度和重量。另一方面，摄影师在媒体中无法满足自己，有更强烈的愿望要表达，这也促使了他们的创作。

　　新周刊：在广东生活了这么多年，你怎么看广东人？颜长江：广东人真的挺好的。我喜欢两种类型的广东人。一是农村的广东人，老市区里的居民，他们有中国老百姓的纯朴，又活在一个有文化积淀的环境中，有很多传统的生活习俗。二是广东的文化人，他们更加像传统文人，不张狂，不虚伪。在艺术方面，因为广东人骨子里面有实在、天真、单纯的一面，他们用实在的态度进入艺术创作，就避免了做作。北方的优点是大气、豪放、张扬，但很容易落入假大空。

　　新周刊：能否再深入谈一下广东的艺术文化环境和北方质的区别？颜长江：就以摄影来说，北京聚合了一群艺术家，一些摄影师是从职业画家发展过来的，他们把它当作现代艺术的一个手段。可以称为学院派。广东的摄影师多是媒体从业员，他们不把摄影职业化，反叛精神不强，反而更加容易抓住社会问题的本质，也更加自然。而且作为业余艺术家，他们没有市场的压力，少一些功利，多一些纯粹。

　　新周刊：曾经有广东“敢为天下先”的说法，你认为这一说法是否已经过时，为什么？颜长江：十年前，广东是天下之师。现在的广东有趋势成为一个普通省份。它作为先行者的角色慢慢淡化。这是一个自然而必然的过程。从广东的立场来说，回过头来看，如果它能更好地打造一下文化的力量，它会更好。有经济实力的时候，本来可以做很多事情。但现在也为时未晚。

　　新周刊：那么说，比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在中国的影响力是否已经减退？颜长江：是减退了。但是广东有很多好东西没有挖掘出来。比如广东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文化的保留地，能够与之相比的省份不多。有一些中原的文化在主流社会已经见不到了，但在广东得以保存而且被精致化了，这完全是职业艺术家的行为。从道德上来说，传统广东人的观念非常东方，非常儒家，相比之下北方因为反传统搞没了很多东西。广东人有一种古风，他们的文化有着边缘的、海洋的特征。这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充满魅力。

　　广东方式之智力广东

　　王志纲“敏于行”，还要“勤于思”文/晓白图—张海儿/新周刊

　　多年以后，贵州人王志纲仍会记得他拖着浓重的乡音在广东开始他的智力冲浪的洒脱人生。

　　百万“移民”下珠江的时候，他是新华社记者；之后，他在广东完成了人生角色的几次华丽转身：社会趋势观察家、专业策划人。他的人生关不掉广东这个频道了。

　　新周刊：广东对你有何意义？王志纲：如果我是一艘船，广东就是我经常停泊的一个码头，所以我对广东没有归属感，只有登陆感、靠岸感。我同广东有一种渔歌互答的关系，毕竟我在这里躲过台风，避过风雨，我也曾参与这个码头的建设。我感激命运的安排，在广东的这十几年我今生无悔。

　　新周刊：你的角色转变和广东有联系吗？王志纲：我来到广东，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可以立足广东而写中国。而我从记者成为策划人，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因素造就的。天时就是整个中国处于市场经济的大转型时期。除此之外，还有地利和人和。广东由于转型比较快，对市场经济提出的许多问题最有发言权。长期生活在广东这块中国市场经济的热土上，作为一个前线冲杀的记者不可避免地要扮演和客串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我无意发现和开发了自己“策划”的这种特异功能

　　新周刊：你怎么看待广东人和广东文化？王志纲：广东人其实是三种人：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广东人本身是由土著与移民融合而来，近代华侨又从广东渡海而去，他们又把海外的文化、伦理与物质文明返销回祖居地，对整个南国的文化又产生了一种特异的色彩。从餐饮、娱乐、房产到音像、广告、招商、传媒等等方面，广东已经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是说广东人聪明，而是说广东人更像一支商业北伐大军，尽管他们主要是以逐利为目的，但同时也把一种商业文明传递到北方。可以说，广东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试验田和示范地，纵观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广东人不断给内地洗脑的过程。

　　新周刊：广东经济的崛起是否得益于广东人的特点？王志纲：广东人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重实干，不怨天尤人，心态平和，不讲背景，不事张扬。它是一种商业精神，很务实，所以在第一轮改革开放中，它能够先行一步。中国初期的市场经济就是放开搞活，这让广东很占了一些优势，出现了珠三角四小虎各不相同的发展模式。当然广东当时还有一个地理上的条件，背靠香港，一衣带水，以港为师，使珠三角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可以说，广东人是中国最具现代意义的商人，广州是中国最具口岸意义的城市。

　　新周刊：广东在中国的影响力是否已经减退？广东还能红火多久？王志纲：上世纪80年代广东经济的成功是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成功。它体现了民间草民阶层的创业特点，“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广东经济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没有解决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关系，政府调控乏力，经济产业结构失衡，社会普遍崇尚投机。因此有人形容广东是强势民间、弱势政府。广东2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贡献了很多的东西，而我认为未来广东也还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

　　新周刊：那么，广东还需要做些什么？王志纲：华南经济圈在整个发展思路和定位上应该有根本的变化。如果香港相当于上海的陆家嘴，而深圳珠海就相当于浦东开发区，沿线地区的港口码头就相当于上海的港口，珠三角的加工产业就相当于昆山、苏州，如此就构置了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关系，城市之间的功能定位都容易理清楚。粤港的融合小则粤港经济一体化，中则华南经济圈的形成，大则与上海共同支撑起中国的经济格局。

　　广东方式之文化广东

　　李公明公共知识分子是最不世俗的

　　文/侯虹斌图—何政东/新周刊

　　广东的公共知识分子实在不多，李公明是其中之一。

　　新周刊：广东人的肖像是什么？李公明：以前的广东人特征就是黑、瘦、个子矮小。但现在人口自由流动自由通婚，地域对人的影响变得很小了。从性格上说，广东人追求随意、理性、平民化。比如在这次非典中，广东人的恐慌时间很短，接下来饭照吃、街照逛，该干嘛干嘛，疫情也算控制得不错。这与广东人的理性，尤其是平民的实用理性分不开。

　　新周刊：今天的广东年轻一代和20年前的广东人是否有什么区别？李公明：区别很大。很多语言不再使用了。比如，生粉原来叫做“菱粉”，电池原来叫做“电芯”，水泥叫做“红毛泥”……西关茶楼里“饮早茶”的是老人，听粤曲的也是老人。广州固有的文化在消失，人为地保留并不容易。现在都讲全球化，我们生活中的地域文化的丰富性也逐渐消失。

　　新周刊：你同时拥有老师、社会评论家、节目主持人、策划人几个身份，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你会选择哪个身份，为什么？李公明：一方面，我是专业知识分子，在高校担任美术史教授；同时我又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喜欢提出自己的意见发出自己的声音。假如说我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那就是我对改变社会的一些不合理现状怀有责任心。在一般人的观念中，都认为广州人不是政治动物，但历史上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广东人，广东人骨子里是有政治意识的，只不过他们追求平等自由，追求一种渐进的、常识的、理性的民主。表现出来就是重视个人权利，像多年前关于海珠大桥的收费问题，就是由一个被罚了款的开摩托车的提出来的，因为他认为这种规定侵犯了他的利益。当时我写了文章支持他的上诉。

　　新周刊：你与媒体的介入是很深的，但有些项目没有坚持下来，为什么？如果在另外一座城市，你觉得状况会不会好一些？李公明：从1996年起，我在广东电视台策划和主持《每周一书》节目，在节目中很早就推荐了秦晖、朱学勤、何清涟甚至海德格尔，而且在王小波去世的第二天就郑重地做了他的专辑。这证明了广东人不是不读书的。可惜我们要自谋资金来拍摄，几年以后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足够的资金运营下去。在广州电视台的《大地行》节目中，我们驾车从广州出发，一路拍到珠峰，还去澳大利亚土著民中采风，定位有点像《Discovery》。在有一次香港记者的采访中，我还提到过可以办一个“知识分子频道”。现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不断地扩大了，但是电视节目上几乎都忽略了这一群体，实际上办这样一个频道是有可能的，只可惜没有找到人来投资。新周刊：如果有人因为你与媒体和大众联系密切而认为你很“世俗化”，你能接受吗？李公明：并非只有技术型知识分子才是知识分子。现在，技术型知识分子未必穷，他们或许经常有外出讲学的机会，也可能常会有大笔的科研经费；公共知识分子未必富，他们发出批评的声音有时是不受欢迎的。或许可以说，技术型知识分子才是世俗化的，如果他们顺应现时的体制，自身既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超验性的精神生活。而我们自认为是最不世俗的，因为我们总是在追逐和建构人性和自由的乌托邦。我不会为这个问题而困扰。

　　新周刊：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是否在这两极之间还有缺憾？李公明：缺憾不是没有。我们不能说“大众文化是狗屎”，但大众传媒只能接受商业化的东西。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谈过，当它把你收买的时候，很多东西被改变了。大众的商业文化要么不理你，要么包装你。这都不是我想要的。我们的批判其实是为了建设，而这种建设却不是屈服。

　　广东方式之音乐广东

　　陈小奇不做音乐殖民地文/侯虹斌

　　1990年代的广东流行乐坛像一场如梦如幻的嘉年华：原创力量在此风云际会，中唱、新时代、白天鹅、太平洋等四家唱片公司都居全国领先地位，陈小奇、李海鹰、许建强等幕后音乐人才思泉涌，杨钰莹、毛宁、李春波、甘苹、陈明、林萍等歌手流行全国——俨然，广东乐坛可以和北京抗衡。

　　这一切是如何成为过去的？我们访问了陈小奇，一个参与过创造广东流行音乐传奇的词曲作家和音乐制作人。他的名片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威水史”，而名字的上方只有四个字：中国广州。他现在签约的歌手有容中尔甲及宋雪莱。

　　新周刊：当初广东的原创音乐一度领全国风气之先，为什么后来歌手纷纷北上？陈小奇：广东流行音乐异军突起之后日渐式微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广东的卡拉OK市场很庞大，对歌手签约、走红的推动作用非常大，但现在卡拉OK已是明日黄花了；二是广东当年关注流行音乐的媒体力量非常强。但现在广东各电视台受到香港冲击，平面媒体也不再理会本地乐坛。三是90年代后期盗版风起云涌，唱片公司亏了大本。恶性循环之下，歌手纷纷离开广东。广东当时的流行音乐机制还不完善，内部矛盾很多。而北京的形势一片大好，只要在央视露个脸就能让歌手迅速地走红，广东原有的优势也就丧失了。

　　新周刊：有人认为，广东的唱片工业现在虽然没什么大的声音，但都在默默地赚钱，你认为这对广东的音乐市场是否是件好事呢？广东音乐市场是否酝酿着突破呢？陈小奇：的确会有些唱片公司专门引进国外的音乐也能赚钱。但是整个广东的唱片市场绝不能全是卖别人的东西，这样我们岂不成了音乐殖民地了吗？从长远来看，原创的威力最终将保证唱片业获得最大利润。比如，太平洋公司推出的《流淌的歌声》把老歌进行了重新编配，就卖得非常好。

　　新周刊：1993、1994年，最红的毛宁、高林生等人都是签约歌手，广东的这种签约体制对全国有没有什么影响？陈小奇：在1993年5月底，我把广州流行音乐的签约制在上海北京推广，在北京这种经验受到了很大欢迎。现在流行音乐基本上还是签约歌手制，只不过规模更大了。

　　新周刊：你有没有做过粤语歌？为什么广东这个讲粤语的地方没有粤语歌？陈小奇：我只做过一首。我们没有粤语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离香港太近了，粤语歌市场都给了他们。

　　新周刊：你如何预测广东乐坛？陈小奇：1990年代末广东乐坛的繁荣是个异数，是非正常的。因为北京才是政治文化中心，广东乐坛想压倒北京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广东的乐坛力量还是全国的第二名，不过这个成绩让人不太满意。我们在去年举办了一场《我们的声音》的晚会，目的就是让人听到广东乐坛仍然在努力仍然有自己的作为。今年我们也想做很多流行音乐的推介会，并拟于10月在北京举行一个“广东作品演唱会”，集中推出广东的音乐作品。

　　新周刊：现在固守在广东的音乐人还有哪些？你有没有尝试过去北京或者上海发展？陈小奇：还有许建强、张全复、朱德荣、陈洁明、李广平、李小兵、张萌萌等人留在广州。我是广东人，几乎没有离开过广东，在这里生活惯了，从来没想过要去其他地方。我喜欢这里的务实、不浮夸，只要有能力就能脱颖而出。我并不认为广东就没戏了。

　　新周刊：广东曾有“敢为天下先”的说法，你认为这一说法是否已过时。陈小奇：没有。广东人很敏感，新事物往往在广东开花，在北京结果。广东能分得的利益很少，只能不断地开拓新的市场，不断地推进，不断地种树让后人乘凉。

　　广东方式之制造广东

　　段永平这里的土壤更容易滋生成功的企业文/张向东图/严志刚

　　段永平是江西人，在浙江和北京读完大学，第一份工作的地点却选择在广东中山。现在他粤语说得很好，高尔夫技术也“步步高”了。

　　新周刊：你当时看重广东的是哪些优势？如果是现在做当初的选择，是否还会选择广东？段永平：我来广东是在1988年，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好几年，广东比起内地来，市场经济的环境和气氛是最好的，来这里就是真做，不可能观望。现在，各地间在这方面的差别已经越来越小，选择什么地方已经不怎么重要了。

　　新周刊：经过在广东这十几年的发展，走过创业期后，广东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公司的发展受到限制？段永平：主要是人才。广东普遍的文化素质比较低，有点像早期的香港，是个“文化沙漠”，我们搞个研发中心，就要去上海、北京招聘，因为工作地点不是大城市，很难招到得力的人才来。

　　新周刊：步步高目前的中高层管理者中，有多少广东人？段永平：董事中有，但高层管理者中一个都没有。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是没有限制的，但局面确实如此。

　　新周刊：你自称“阿段”，产品“小霸王”、“步步高”也带有明显的广东痕迹，大家甚至认为在广告上的几次大手笔(为“小霸王”请了成龙，1997年步步高以123456789元获1998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招标暗标第一名，2000年又请了施瓦辛格做广告)都是广东手法，你赞同吗？段永平：“阿段”是很广东，但我只是觉得这么叫亲切。广东是喜欢用“霸”字，但当时取这个名字只是觉得响亮而已，“步步高”也是征名征来的，很“土气”，很喜庆，后来才知道是粤曲，当时却不是专门去套一个广东风格，很偶然，偶然背后的必然就不说了。大手笔看与什么比较，标王的投入要是和可口可乐一比就什么都不是，要和当时国内许多公司比可能算是，和我们公司本身来看其实很相称，从来都是按照预算进行的。

　　新周刊：你是否认为存在一个典型的“广东方式”？未来的10年，广东优势靠什么保持？段永平：在广东这个环境下，做事情确实务实一些，这里的土壤更容易滋生成功的企业。现在政策比较公平了，未来发展中，企业不可能更多地依靠外部条件，而是要靠自身的能力，广东在过去的这些年中，积累了市场经验、资本等等，这些是其他地方比不上的，所以，它的优势应该还能够保持。

　　黄启均“头啖汤”与“一把盐”的生意经

　　文/陈龙

　　华帝创业有7位老板，号称“七星北斗阵”，江湖传言现任总经理黄启均是其中相当精明的角色。拥有哈苏503CW、莱卡M6、佳能S30三部相机的摄影发烧友黄启均说，“广东方式”并非虚言，有着相当扎实的内涵。

　　广东人喜欢喝老火靓汤,生意场上却讲究喝头啖汤。“相当多的广东企业在品牌营销方面风格大胆，不拘一格。而华帝当时喝了CI设计的头啖汤。”“当时我们7个人集资100万元，1992年的华帝在更大的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螺丝加工厂而已。没有非常手段，无法突围。”

　　其时黄启均和伙伴们拿出100万元中的30万元开始做华帝的CI设计。从1992年就开始与华帝合作的陈树文表示，“最开始是华帝比较专业的CI设计吸引了我，现在看来，CI设计太普遍了，但那是在10年前，华帝的形象无疑是鹤立鸡群。”CI设计之后，黄启均等人又动用了非常手段：广珠高速公路沿线名牌家电企业云集，全国的经销商都必须沿着这条公路到厂家提货，被誉为家电销售的“黄金之路”。华帝就在这条公路的前中后三段，在离燃具界巨头万家乐和神州厂门不远的地方各竖立起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上写“华帝燃具”四个大字和销售热线。

　　“每个成功的广东企业都有自己的一套，而我在营销方面的一套是‘一把盐’，”黄启均用“一把盐”理论来形容他的营销理念：“我把盐比作可用的营销资源，把一锅汤比作市场。假如我有一大锅汤，但只有一点盐，如何让汤有味道？如果把盐全部放进锅里，那么一锅汤都没有味道；如果一碗一碗舀出来放盐，每一碗都够味道，剩下的等到有盐的时候再喝。”黄启均把全国所有城市划分为一级目标市场、二级目标市场、三级目标市场，严格实行“三大纪律”：一级市场必须全力追打，二级市场先培养后打，三级市场是寻找机会再打。

　　黄启均现在忙着企业上市，从其老板的原始积累到两权分离，再到股份制改造，华帝是广东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

　　黄启均最看中三件事，第一是儿子，第二是朋友，第三是老婆。不少员工私下里分析：儿子代表未来。“注重未来”的黄启均已经把战火烧到了越南等东南亚市场，而且打算与国外企业合作，将来进军欧美市场。现在单在越南一国的土壤上，已然分布着一批广东企业中先行者的足迹，比如TCL、华帝、格兰仕、广药集团、广州电池厂等。

　　俞尧昌“水思维”的魅力

　　文/陈龙图—黄亮/新周刊

　　一直以来，由于俞尧昌善言，被赋予了格兰仕“代言人”的角色，人称“大嘴”。说到激动处，俞尧昌会拍你的肩膀，说“哎，你也可以做啊，真的，你也可以做”——这自然是没有恶意的笑谈，我肯定做不了格兰仕这样的企业——也许俞尧昌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格兰仕这种模式的自豪和认同。

　　原本俞尧昌只是答应格兰仕的老板梁庆德帮帮忙，未料一帮就是8年，现在老婆孩子还在上海。“我被德叔(梁庆德)的情感套牢了。”“格兰仕是广东企业的代表之一，而强调低调、实干的‘水文化’也许正是广东企业的一种特质吧！”俞尧昌说。

　　格兰仕内部文献中写到：“易经说：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格兰仕的思维就是‘水思维’，低调、低端、低附加值，不张扬，不浮躁，不浮夸，在竞争中产生爆发力。”俞尧昌说：“水表面上柔顺，一旦爆发，就势不可挡。”在中国的家电市场上，格兰仕获得了一个“价格屠夫”的称号。

　　“降价是因为我降得起，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水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低调，就是高姿态，就是不张扬，就是实干、苦干、干好，不浪得虚名，默默地苦练基本功，很多广东企业都是如此。而我们将别人不做的低端、低附加值东西拿过来，做大做强，做成‘单打冠军’。这些都是智慧的表现。”

　　德叔、俞尧昌和格兰仕上下激赏的一本书是《从优秀到卓越》，同样激赏的还有一幅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归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水文化除了柔顺还有激昂，格兰仕做“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制造中心”的“野心”昭然若揭。

　　“在珠三角，生产成本之低出乎你的想象。韩国和日本人生产每台空调，折合人民币要3000元，我说拿来我生产，每台只要1500元。因为他们每天工作6小时，每周工作四五天，每年还有几十天的假期；而我们三班倒，员工费用低。将我们的人员优势和其技术优势整合，这是我们的务实所在，聪明之处。”

　　很难想象俞尧昌现在开的只是一辆二手车，而德叔和公司高层的月收入只有“几千块钱”。“我们员工的收入在珠江三角洲是居于高水平的，而我们管理高层的收入是属于中下水平的。但我们没有怨言，因为我被情感套牢。”俞尧昌再次强调。

　　而自称“接受的教育有限”的德叔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示：经商要从“能人经济”转向“感人经济”，激发大家共同的感情。德叔“讲感情”的一个例子是，他最看中一线的销售员，经常下基层和他们同吃同住，有成绩的人“火线提拔”。结束采访前，俞尧昌又放了一炮：现在广东企业有两大弊端：一是很多企业没有在全球化的平台上运作，窝在家里做“拼装”，而不是做“制造”，没有国际竞争力；二是企业内部机制不顺，一些名牌企业也犯这样的错误，摊子大了就放权，放完权尾大不掉，山头林立。

　　广东方式之餐饮广东

　　林欣谁说广式西餐不正宗

　　文/陈龙

　　做西餐厅的广州人最终也卖起广式菜肴，这会令人指责这种西餐厅不正宗，但它生在广东，恰恰反映了广东人对商机的纤微洞察以及融会中西精华的高超手段。只要喜欢，谁在乎纯粹？

　　在绿茵阁咖啡厅天河分店，一身纱绸唐装的绿茵阁董事长林欣说：“我今天碰巧穿的是广东非常传统的纱绸装，跟‘广东方式’很契合。”

　　“我的祖籍是广东南海，在广州西关长大。1989年，我们的餐厅建在一个80个平方的阁楼上，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说，要做有价值的东西。”其时的西餐厅都是全封闭式的，一板一眼克隆外国西餐厅，而这个小餐厅，有阳光照射进来，林欣感觉很好，自言“打破了黑暗”。

　　而林欣所说的有价值的东西，恰是别人没做的，又暗合广州人价值取向的广式咖啡西餐厅。调查显示，虽然广州人喜欢西餐厅的幽雅环境，但却吃不惯舶来的西式菜肴。广州人更注重实际，从很大程度上讲，西餐在他们看来就是另一种味道的饮食。绿茵阁开业不久，有客人提出：希望能吃到油菜，能喝到老火汤。林欣和她的家族一起，对西餐的内容和做法进行了大胆的调整：既卖咖啡也卖老火靓汤，既有牛扒也有白饭。

　　对于有人说绿荫阁不正宗，林欣解释说：“很难说什么是正宗。”“即便是意大利菜和法国菜，都在不断地借鉴、融合其他美食的精华。就说说传统的粤菜，现在也受到了沪菜、川菜等多种菜系的影响。”

　　“我可以说，绿茵阁是广东西餐厅的正宗，因为它把西餐文化和广州文化融化到极致，这就是正宗。”林欣用了“融化”一词，来强调中、西餐饮文化亦可水乳交融，达到最佳的市场效果。“现在，绿茵阁推出的海鲜饭、煲仔饭、特色炒粉等都受到了欢迎。在绿茵阁不但能品尝到正宗西餐、地道粤菜，而且，还有法国、意大利、澳洲、葡萄牙、泰国、马来西亚等特色美食可供选择。西餐的菜式调整后更适合广州人的口味。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奠定了绿茵阁的市场地位。”

　　也许用林欣的气质来剖析绿茵阁的气质更为直观。林欣很爱吃西餐，偶尔会享受一下穿上晚装，披上披肩去扒房的氛围，而她喜欢的西餐厅是“视觉丰富、信息丰富，能调动自己的灵感”——绿茵阁也正是如此。她经常会到绿茵阁餐厅静静吃晚饭，遇上服务不周或者菜做得不到位，亦会像普通顾客一样填写意见表。

　　绿茵阁的种种细节构成了绿茵阁的“时尚”。绿茵阁把Cappuccino译成了“加倍丝露”，比起一般咖啡屋采用的意境平平的“卡布奇诺”，更能惦量出细节的精彩。

　　“我们林家最重要的价值理念有两个，一个是实干，另一个就是‘亦商亦善’。”绿茵阁在广州已经扩展到14家分店，却出乎意料的并未向上海、北京这类一线城市扩展，反而在长沙、南宁、南昌等二线城市率先出击。据说这是林氏家族反复考量之后的决策：扎扎实实地经营，先从二线城市开始试探市场，积累经验，时机成熟后再图发展。而绿茵阁在长沙、南宁、南昌等地的分店亦融入了当地的文化氛围和饮食习惯，除了典范的菜式之外，研发了当地口味的食品。

　　“现在看来，我们的经营相当不错，但也反映出连锁西餐厅的管理难题，比如管理系统和支持系统有些跟不上。”说这话的时候，林欣又从一个“小女人”回复为企业家形象。

　　并非宗教信徒的林欣用了一句话来解释“亦商亦善”：“上帝给你财富，不仅仅是给你拥有，还要给大家分享，不给大家分享，上帝就会收回。”而据说，广州胸科医院抗非典英雄陈洪光殉职后，留下了妻子和一个5岁的女儿。消息经媒体披露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绿茵阁也决定在“六一”儿童节之际送给小女孩一架钢琴，并请钢琴老师免费教学到初三。

　　广东方式之艺术广东张丹丹广东女孩的身体轻盈

　　文/夏楠

　　5月20日。阳光灼人。着一身灰色运动服的张丹丹走出办公室，颈部露出里面的深蓝色运动衫领，额上有汗。“咳，又是教课，排练，成鬼人了。”她说着，一面叮嘱人将水管问题尽快解决。这位当年“中芭”红极一时并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的演员自1994年离开舞台后，全部心思放在“广芭”上。9年间，广芭演员囊括全国舞蹈比赛芭蕾舞全部奖项，并在巴黎国际芭蕾舞比赛、瓦尔纳国际舞蹈比赛等赛事上获奖。

　　开创一个先例

　　广州芭蕾舞团在广汕公路上，毗邻华南植物园，几栋白色楼房在茵茵绿草中错落有致。1998年搬来前，这只是张丹丹的一张蓝图，为之她多次奔走游说政府，积极提交各种方案。

　　1994年广芭刚建，在租借的场地上搭建了两个排练场，墙面长霉，地上长磨菇，下雨天出不了门。“我相信没有一个城市能像广州这样，半年之内就定下这件事情，并开始筹建。”

　　当年中芭面临的现状是大量人才流失，而剩下的这些人中，“安排一下你，照顾一下他，一律堆在台上，你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有激情，但是观众要看最好的表演。”这刺激了张丹丹组建广芭的决心——不养老的，一律实行聘任制。

　　提出想法的还有一拨中芭的广东籍演员，来广州却只张丹丹一人。“北京人才济济，事情不多，但他们觉得呆着也是一种荣耀，有面子。”成为北京人的他们当时劝张丹丹：“芭蕾舞团是一个无底洞。”张丹丹也有恐惧，觉得自己并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人，不是那种很有底气能独自担当一件事情的人，但是——她固执。

　　实行聘任制，吓跑了家长，又要吸引生源，张丹丹就将广芭的工资定得高高(是中芭的两至三倍)，所有力气都用于排练，请好老师，争取演出机会。

　　“广芭是文艺界里最早在体制上做试验的，1993年，芭蕾舞界及全国的艺术表演团体还专门来人做过交流。广东通常有这种试点现象，一旦做好，马上会被北京、上海拿去做大。”

　　资金是最大的困难。相比起来，张丹丹觉得自己两次骨折只是一个小小的痛。在中芭很多年她都不知道工资在哪儿领，多说两句话容易脸红，一没有脚尖鞋她就哭。但现在她担当的是整个芭蕾舞团的生存大计。

　　“一双芭蕾舞鞋40英镑，几十个演员最少每人一双，还有场租、灯泡、化妆品，每天都在消耗。”张丹丹计算着一场戏制作的最低成本：300万元。给观众的票价定在60元至180元几个档次——“但这远远不够我们的成本。”即便如此，效果也不理想。

　　国外的芭蕾舞团都是依靠大财团和政府，张丹丹语重心长：广芭需要与国际接轨，它的作用主要是创作精神财富，不可能依赖真正意义的市场。看来，广芭的试验成就了国内的成功，另一半路程将更长更远。

　　南北的排异与融合

　　张丹丹是广州西关人，去北京舞蹈学院时19岁。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年龄最大的学生，她觉得低人一等，面对的也是一个根本不接纳她的环境。“只能插别人的空，人家睡觉的时候你要去练功，人家练功的时候你得趴在门缝上看人家练。”整个学期都是这么过。

　　吃饭最初成为痛苦。看着馒头、包子、炸酱面，精疲力尽的她常常端着饭碗在食堂里哭。后来中芭听说了这个“脚尖上一立起来就可以转很多圈儿”的孩子。张丹丹一度作为广州人的骄傲，旋转在中芭的舞台中心，主演了几乎全部的保留剧目：《天鹅湖》、《吉赛尔》、《罗密欧与朱丽叶》、《鱼美人》、《林黛玉》、《红色娘子军》……

　　“其实，在中芭有几个一级演员都是广东人。”张丹丹觉得广东女孩的身体轻盈——“是喝凉茶喝的”，是适合跳芭蕾舞的，只是问题出在家长。对广芭难在广东招生她很遗憾。

　　也许是广东人只在看得见的利益上才会安心吧，张丹丹自我安慰，“这需要一个大环境。需要时间。”

　　在北京熏陶多年，张丹丹的思维方式已经是南北融合。“这要是放在北京，就……”张丹丹很认可她在北京的那段经历。但她的骨子里依然是一个广东人，并且对广东人身上所特别赋予的禀性津津乐道：“广东人两脚踩在地上，实干；北方人对‘大事’夸夸其谈，常常悬在空中。”

　　广东人开放，兼容，吸纳。这点在张丹丹身上体现明显。她经常说到一个词：在西方。“广东人没有明白一件事情，外国人其实也没多少人看懂芭蕾舞的，但他们乐于用这样的方式改变一下生活状态，全家盛装出席，该鼓掌就鼓掌，该笑就笑，多好。看多了，有了好坏的比较，也就懂了。”

　　兼任广州艺术学校校长的张丹丹对培养广东人的文化消费习惯持乐观态度：“因为如果是请他看戏，他会乐意，这说明还是有需要。”她也效仿国外，准备从大学生入手，以低价甚至免票组织“学生团”。

　　当年一同在中芭的朋友们大都已出国。“那意味着未知，但我不羡慕。”建广芭之前，张丹丹一直都有出国的机会。“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喜欢中国文学，爱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骨子里理想主义的东西占了上风。”

　　40岁那年，张丹丹与比她小15岁的芭蕾舞演员朝乐蒙结婚。“我是他的舞伴、领导、老师，说实话，他的压力比我大。但他用成熟的很宽广的胸怀去准备好这件事，我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张丹丹享受在她的第二次婚姻中，没有孩子的遗憾只会一闪而过，“很多时候，我把他、这些演员都当成是孩子。”

　　张丹丹仍然迷恋舞台，对这些孩子们要求严格，拿他们跟当年的自己对比，有恨铁不成钢，也有欣慰。如果不做团长，她想做只教芭蕾舞的老师。

　　广东方式之时装广东马可只有广州才有例外

　　文/李思坤

　　1992年夏天，拿着毕业证走出大学校门的马可问自己：我懂设计了吗？答案是：NO。那年的马可面临三个选择：去北京、上海或广州。最后，她来了广州，因为“广州像我一样，比较边缘”。没有北京那么重的政治味，也没有上海那么精明，随意自在的广州在气质上更适合“不食人间烟火”的马可，11年过去，马可用一句话来总结自己当初的选择：感谢广州。

　　在广州，她遇到了后来成为合伙人的毛继鸿，并从他那儿明白了什么才是设计；在广州，她凭着自己的作品《秦俑》夺得了“兄弟杯”的大奖，并从此开始找到了自信；在广州，她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不断地以自己的坚持创造着时尚界的“例外”传奇；而且，她的爱情也是在广州一点点生根发芽……她喜欢这座城市。在她的眼里，这是一个充满了包容性和可能性的地方，除了在广州，像例外这样强调自我和个性的品牌还能在什么地方生长呢，马可想象不出。

　　务实、高效，是马可认为最典型的“广东方式”。讲实际而不虚头叭脑，重能力而不重关系，让自认为在人情世故上是个白痴的马可在广州如鱼得水。而这么多年来在广州工作，已经使得马可完全不能适应北方的慢半拍了。她说，有时候去北京出差，原计划只要5天的工作最后很可能就要拖到10天以后，常常让她有“欲哭无泪”的感觉，北方，常常让她失去原来的好脾气。

　　这个品牌从诞生之日起便认定了个性化的道路，只是这种个性化并非完全的孤芳自赏式，而是建立于实用、真情实感的创作，做真正打动人的设计。相比其他品牌的定位，“例外”已属十分不市场。做这个品牌从心理上讲去圆一个设计师的梦的成分远远超过追求利润。没有这样的初衷，便不可能产生这样超然的品牌。她说，例外不等于马可的全部，但这并不妨碍我目前完全投入到这个品牌当中去。为了有效地遏制每一个有才华的设计师都可能犯的同一个毛病——只顾自我表达而不顾市场反应，马可和毛继鸿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分工：马可负责设计，而毛继鸿则负责市场和运营。这个安排对于同样学设计出身的毛继鸿来说，有点残酷，但是，“我们必须这样。”事实证明，他们的坚持是成功的：从1996年初创开始，7年的时间，“例外”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出了70多间专卖店。

　　马可肯定地认为“例外”的顾客是“自信而有内涵”的；在广州的顾客中，大部分是外地人。她很清楚，“例外”从一开始就是为这样一群人设计的。因为广州是一个并不太时尚的城市，它的所有时尚的源头可能都来源于香港，没有原创性。所以，她要给那些爱美的女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自由度很大的时尚，而且一定是非常“国际化”的。有趣的是，这个品牌的美学及商业目标和它所诞生的这座移民城市目标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在一个追求国际化的大都市里，一个品牌如此的追求怎能不打动人呢？

　　广东方式之市井广东《外来媳妇本地郎》广东口味就是热爱生活

　　文/未来

　　这个古仔(故事)好长篇：广州老城区西关一户康姓的人家，老俩口外加4个儿子，但除了一个儿子娶了本地媳妇，其他3个儿子的意中人统统都是外来女子，有河南人、上海人，甚至还有金发碧眼的“鬼妹”，有着地域文化冲突的外来媳妇硬是打破了康家原有的生活秩序。

　　凭着这个古仔，第一次，广东电视“地头蛇”压过了香港电视“过江龙”，扬眉吐气——广东电视台的系列短剧《外来媳妇本地郎》自1999年制作、开播以来，力压香港诸台的诸多节目稳稳地雄居全省收视第一的位置，眼下已拍到了创纪录的500多集。它的卖点正是“外来媳妇本地郎”这种地道的广东口味。

　　广东口味

　　何谓地道的“广东口味”？《外》的总导演陆晓光有这么一番说法：广东人特别讲求实在，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不为所谓的“内涵”去拍戏，我们要的是平民化的视角、平民化的娱乐精神和最贴近生活常态的、生动直接的表达。广东人对政治的关心也远比北方人要淡，他们从来就更关心生活实际。所以，像《我爱我家》那样靠调侃、靠黑色幽默取胜的喜剧在广东几乎很难受到欢迎。对于广东的观众来讲“外部的搞笑”更有效，他们看惯了香港的动作片，对动作的兴趣远比对话大——透过广东人对夸张加强的动作效果的偏爱，你也能读出：广东式的生活节奏、生活习惯里都有一个“快”字，同样因为这个，像北方的侃剧里一样把一段话颠来倒去地说绝对会让广东人走神，拍给广东人看的东西就得不断地抓住他，让他跟着镜头和台词走，决不给他休息的时间……

　　和陆晓光导演对谈你会发现，他对于拍广东口味的短剧有着日积月累的经验和一种真正的热情，据说这也和他因“文革”之故从1969年到1983年都在工厂和农村度过、广泛接触了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有关。而早在1980年代末带给了一大批广东人欢乐和记忆的电视系列短剧《万花筒》也就已经是陆导的作品了。当时的那部片子第一次将目光集中于所谓“老广州、老广东”的风味，也调动讽喻功能很直接地宣泄着当时当地人们的情绪，到了《外》剧，陆导就是希望一众演员是作为人物在生活——他们与其说是“演戏”，毋宁说是带入“新广东人”最即时的生活反应，用“交流”而不是“表演”适时传达出广东人最切实的生活体验。电视上的“老康”是个固执、排外的老广州角色，真实生活中的他却也会很自然地向陆导抱怨——自己的儿子就要娶个外来妹了，“那我家岂不是要变成‘外地人的中转联络站’？”

　　三个女人一台戏

　　《外》剧的创意始于1999年，一直是由王萍、王丹丹、许丹华这3位女编剧操刀。3员女将的主创阵容多少让人有点意外，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这部深深扎根于广东地缘文化的剧集里，只有许丹华是全体主创中惟一纯正地道的广州人——在先先后后的6位执行导演里，我见到的刘卫平只说自己如今勉强可算广州人，而老家在东北的王胜起也说：他从不自认广州人，只是，也见不得别人说广州的不是。就是在演员当中吧，老广州和新移民也是一半一半。难怪《外》剧就很自然地把“康家”变成了一个大舞台，它一方面体现着最传统的广州市民文化，一方面又随着来自河南、上海，甚至海外人员的加入不断测试着多种地域文化的交融、碰撞。

　　几位编剧对广东独有的地缘文化也都各有一番理解和诠释。王丹丹，是河北人，也是个标准的“外来媳妇”，她在“万花筒”时代就是广东台的编剧。从“万花筒”时代到今天，广东人对于浓厚的生活气息的迷恋都让王丹丹印象深刻，而现在的“老康家”，如果从现实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有这么一大家子人聚居在一起的，之所以这么设置，除了情节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要满足广东人心底对老广东式的亲昵、热闹的人际关系的向往。虽然从表面上看，广东人都很“独”，人际关系疏离、淡然，但实际上除去一点“怕麻烦”的心理，广东人还是很愿意用他们的方式体会和分享亲戚邻里之情。编剧王萍在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一开口说话还带着浓浓的京腔。在她看来广东人是乐天知命的一群，他们做事情勤勉、脚踏实地，从不怨天尤人，他们因势利导、适应力也特别强，并因此显得颇有几分圆滑、机巧——在《外》剧里，广东人的这种个性就常被夸张地表现以产生某种揶揄、自嘲的喜剧效果。王萍说：广东对外来人的接纳态度也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抗拒，但慢慢看到外来人的融入是大势所趋、也能带来很实际的好处，就索性接纳了——这整个儿的思维逻辑只要用“商人文化”来概括，就统统都能得到解释。

　　顺着“商人文化”的概括，3个编剧也不约而同地感慨：当商人文化仅仅指向单纯的娱乐，广东人的性格也就特别没有魅力——就好像你如果认识一个广东人，他除了跟你谈怎么做生意、怎么消遣就再没有别的可说了，情趣和品位都相当匮乏。许丹华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我找男朋友就不想找个广东人，北方人的性格、底蕴都还是丰厚些。王丹丹也特别推崇省委书记张德江最新的提法“广东要建文化大省”，在她们看来：广东文化历来深受内地和香港的挤兑，本来就先天不足，如果不加大投入建文化大省，那么广东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就更不相称了。今天的《外》剧固然关注到了广州空前庞大的移民潮，但是，要吸引人们长久地、心甘情愿地留下来，广东的城市魅力还不算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