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有闲城市”。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在席家花园吃饭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餐厅经理在给顾客服务时(即便是为顾客指引洗手间的位置)，脸上有种奇妙的神采，那种神态已经不仅仅是用自信淡定、恭敬为怀之类词语来形容。

　　荣耀是这座城市无形中生成的独特气质，在这里，连炫耀都显得俗气。在我看来，凡勃伦所言的“炫耀性消费”也会变成荣耀性消费。但正是这样一座荣耀的有闲城市，却汇聚着全中国最大数量的无趣读物群：上海的书报亭密集摆放的无聊报刊能令人头皮发麻，而更令我惊讶的是，那本可笑的超厚砖头杂志《青年视觉》在一些上海同行看来竟成了上海本地有趣读物的“代表”。

　　假如你不相信有闲阶级会无趣，那么上海的精粹为何常常无法呈现于当地媒体中？上海的问题莫非正是因为商业的诱惑太多太多？

　　尴尬的上海只是我们去思考商业精神与传媒理想的一个区域载体。往深里想，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美国经济学家T.Cowen在《商业文化赞歌》一书中就曾这样写下：商业不仅不是反文化，而是把文化活动(包括文学、音乐、绘画和电影等)推向高峰的原动力。Cowen至少向我们揭示了商业精神与传媒文化行业之间的契合点，即是传媒精神与商业精神有着以下的共通性：一是炫耀性共通，传媒是商业最有效和不可或缺的炫耀展示平台，同时亦借商业的力量炫耀自己，比如我们常听到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在解说自己杂志的优点时会厚颜地说：“很多读者爱看我们刊登的漂亮广告。”二是代理性共通，传媒代理着读者的需求，商业力量代理着消费者的需求，其中的细微之处近乎可以作为MBA教程来处理。

　　正是这种显而易见的契合，同时让很多媒体从业人员变得急功近利，正是如此，我们看到身边充斥着无数所谓对广告客户度身订造的纸媒产品。它们的特征一律是：一概不理读者需求(读者看不看，无所谓)；平面视觉标准一概不管(上大老板的4R半身观光照片，无所谓)；创新突破的尝试一概不做(越看越闷？无所谓)……这种媒体策略在海外成熟的媒体市场看来，无疑十分“中国特色”。

　　至于我对传媒商业精神的理解则是：首先应是建造一份有精神内核的产品，然后才是实现商业利益及更大成功，进而每个为此而努力的人都与有荣焉。

　　回到上海问题，确实，以纸媒(特别是杂志)来体现一座有闲大都会的魅力，其中的门道不可谓不深：近来颇受国内传媒人追捧的《巴黎竞赛画报》以右派方式呈现的巴黎名利；极受香港杂志界创作界推崇的《Relax》、《Brutus Casa》以视野的开拓方式呈现东京的眼界；曾一度让内地杂志人耳塞顿开的《东西杂志》以多重视觉的密集化表达方式呈现港台杂志人的质素……当然更有那本直接以城市精神引发的《纽约客》杂志。

　　最近看到，评论家威夫利德·席德在1970年代评论《纽约客》作家群的照片时说，“这群人一个比一个忧郁腼腆，一个比一个眉头更紧，态度更退缩，稍稍听到细微的声音便如惊弓之鸟，平常则处于蛰伏状态。”对我们来说，这些一个个有着优雅文字充满纽约客风格气味的幕后真实面貌可能的确会让我们意外。

　　又在今年的“美国期刊奖”中以Jeffrey Goldberg的《上帝派对》荣获“杰出报道奖”的《纽约客》，除了显示其自身笔力之强外，我想每个美国杂志人都与有荣焉。如果说，荣耀是传媒的荣耀，理想是商业的理想，那么在“美国期刊奖”名单上，中国杂志人也许会吃惊地发现，《时代》周刊竟然连一个提名奖都捞不到，当然这对《时代》周刊的显赫名声和他们背后整个AOL时代华纳集团的庞大商业实力没有丝毫的影响。至于那本过于炫耀名流生活常让一些清高生活派的人不齿的《名利场》却获得5项提名，在最佳杂志、摄影、专栏、随笔和评论上均有斩获，这些来自专业的承认让人觉得杂志界不该存在品位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