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悦

　　历经10年内部试行的《中国性科学》杂志日前终于破土而出，昭昭于天下了。和人们对性的态度由神秘转向坦然相同，一直以性科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著称的这份学术期刊在走向公众的同时，也将变得更有趣味性和可读性。有专家评论，这将是我国性学界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其意义非同小可。

　　但公众的反应却似乎没有预想中的强烈。或许正如“性是一种文化”、“人要正确认识性潜能”、“性生活质量是小康社会的指标之一”等等观点一样，它要被人们不偏不倚地接受，还要经过一番不小的波折。

　　从“不可说”到“大家都说”

　　进入2003年，事先通了气似的，一系列满足男女老少，以各种形式(书本、杂志、VCD、卡通插图画等)，冠以“首部”性教育教材的出版物在市面上陆续被推出。从推出的数量和产生的效果看，比起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之初》杂志的创刊、《中国性科学》杂志的内部出版的各自为战，2003年，俨然成了实践“性教育”的高潮年。有针对中小学生的《学生性健康教育系列读本》、《中小学性教育知识讲座》；针对大学生的《性科学概论》、《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还有强调科学和理论的《中国性科学》杂志等等。

　　谈及杂志的公开发行及同目前市面上出现的20多种涉及性问题的读物的差别，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徐天民教授(同时也是《中国性科学》杂志的主编)说：“这是咱们国家惟一的性科学学术刊物。学术研究和一般的科普、大众读物当然不同。这里发表的都是理论文章，都是从科学的角度去探究性面对的社会和生活问题。”对于性问题在中国的敏感度，徐教授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体会极深。他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必须要说而且也可以去说的时候了。

　　但是以论文的形式出版这样一份学术刊物注定了在公众影响力上的曲高和寡，习惯了从非正规的电影、电视、网络的渠道上获取信息的大众没什么耐心看如此生涩的理论文章。

　　如今不管是专家还是社会公众都意识到关于“性”的讨论已经脱离“可不可以说”而上升到“如何说”的层面上。这一点，《中小学性教育知识讲座》引发的反响更为明显。这套获得了第十届中国人口文化奖的VCD在广州中小学校放映的过程中，一方面专家和教师肯定了它的内容，同时也对其中出现的“真人模特及两性画面”持保留意见。

　　对于度的问题，《中小学性教育知识讲座》的总策划刘唯理认为教材中出现的性交的画面恰恰是在“我们邀请了心理学家、性学家、医学家把关后，决定引导孩子以更科学的态度来看待性，所以介绍了许多以前中小学性教育中回避的名词”。

　　编著“性教育”系列教材的王滨有教授也表示了自己在动笔写作时的顾虑。“对于处于青春期早期的学生对性知识应该了解到什么深度和广度？家长能否接受？学校能否专设‘性教育’课？社会上的反应如何？……这些大家心里都没底。”

　　从“必须说”到“做而不说”

　　接受性教育的年龄，国际上的惯例是从幼儿时期开始。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的性教育都是从幼儿园开始，贯穿小学、中学，到了大学就由学生们自己学习。我国内地的性教育一直处于滞后状态，青春期的性教育同样不尽如人意。尽管从幼儿时期就开展性知识教育是许多专家和学者们都取得的共识，可在实际中如何操作大家都摸不到门路。

　　社会学家和性学家李银河则认为从小直截了当地讲性，实际上破除了它的罪恶感和神秘感。“虽然有一些家长希望孩子知道得越晚越好，其实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让他懵懵懂懂地从一些不正确的渠道得到一些不正确的知识，还不如直截了当地给他一个平常心。”

　　受传统观念禁锢，青少年很难从家长和老师那里获得系统、科学的性知识。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至少有53%以上的青少年通过同伴、报刊、黄色录像及网络填补性知识的“空白”。

　　事实上，不但在中小学校，在所谓开通和时髦的大学生中，如何谈性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以前高校没有开设专门的性教育课，更不可能编撰专门的性教育教材。作为第一部大学生性教育教材的《性科学概论》也一直被作为内部教材使用，但是去年8月经扩充后出版，迅速脱销。

　　《性科学概论》是华中师范大学性教育课老师彭晓辉花费10年心血写就的力作。同书本的热销相对应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率先在全国各高校中成立的大学生性科学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处境尴尬。参加的人是少之又少。更为有意思的是，校内开设的性教育选修课大受欢迎，选课人数年年增加，以至于校方不得不限制选修人数。

　　其实并非所有的课堂性教育都有华中师大这样的效果。例如，虽然当下存在于大学生当中的校外同居现象不胜枚举，黄色短信的泛滥也让大家不亦乐乎，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的大学生都对学校推行的正规性教育持排斥态度。最多的说法是：“学校里教的这些内容我们早就知道了，看了也没什么用处，而且很闷。”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性”属于个人隐私，并不适合成年男女当成公共课进行学习。

　　从“还是要说”到“怎么说”

　　近年层出不穷的偷窥事件，包括未成年少女怀孕的增多甚至夫妻在家看“黄片”被抓事件的产生都在新闻媒体上被予以过大篇幅的报道。当下在社会上流行的“一夜情”和“荤段子”，特别是爱滋病的传播速度都让已经与国际接轨的国人越来越说不清，让孩子何时接受性知识不过是一个部分，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的人到底要学习多少性知识，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去学才比较合适。

　　中国现代社会最早关于性教育的讨论可以追溯到40年前。1963年，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专门做了指示，要求“应该在男孩首次遗精和女孩首次月经之前，把性知识教给儿童和青少年，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

　　要承认，周总理的先知先觉在那样的年代落实下来并不容易。40年过去了，当年的难题在今天仍然是难题。

　　其间的变化是，在婚前性行为这一项上，李银河在上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做调查的时候，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是15%。通过计划生育办公室对婚前检查的妇女做的调查，最新的资料上海是69%，广州是86%。在上海开放的专讲性文化的性历史博物馆经过闭馆的冷落后如今在地方上开了两家分馆。

　　性学家同时兼任上海性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刘达临认为，中国提倡健康的、科学的性开放，但就此而言，这扇大门目前才打开了一半。虽然近年来国人的性观念得到很大的改变，但国人对性的认识还需要提高层次。“一些人关注性，看上去是性观念改变了，但实用主义思想严重，只为获取性知识或者只为生育而重视性，忽视了人格的提高，忽略了有关性的理想道德情操。”

　　关于性知识的获取和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信息中心主任陈一筠教授的看法是，脱离了性压抑年代的中国年轻人，绝大多数仍旧只能从三级片上获取有关性与生殖的信息。而那些信息多数是扭曲的或错误的。青少年应该获得科学的性健康信息。

　　老问题又来了，何种信息称得上健康？

　　刘达临表示，“一般说来，人类的性交行为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追求快乐，二是实现生殖。对许多人来说，是自觉地进行这两方面的追求，可是对另一些人来说，某些追求只是一种不自觉地实现的结果。”

　　徐天民教授认为在强调多元文化的当下社会，“性科学是一门十分复杂的学问，利益的多元化必然表现为性取向的多元化。它不仅涉及到性医学、性传播疾病、性心理，还涉及了性健康教育以及性与文化、法律、道德伦理、社会科学等诸多方面的关系，更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联系密切。”

　　这一点，套用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原则”的表述倒更为充分：性事是人类一种基本而极为重要的功能，然而，性经验、性行为、性态度因文化差异，可能引起各种争议与道德判断。

　　解决这些问题，单靠知识学习显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