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志

　　玩，原本就是一种心态、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取向。与以往那种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休闲的“三分”中国相比，几乎占去一年1/3时间的中国公共假期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6月初，京城每日的SARS发病数终于降至个位直至为零，憋了近两个月的市民纷纷扔掉口罩，涌向刚刚复业的饭馆、酒吧、迪厅、商场、体育馆……痛饮着啤酒的泡沫时早已忘了可以传染SARS的飞沫，大家似乎在用行动证明：娱乐和休闲已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失去了，就一定加倍补偿。这种情形在1980年代叫“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在今天则叫“恢复性消费”。

　　对于娱乐和休闲来说，时间永远是个紧缺资源，今年“五一”SARS疫情让我们丧失了很多的选择权，但这一去不复返了。事实上，在占去将近一年1/3时间114天的节假日中，我们并不十分在乎人满为患的“黄金周”，特别渴望带薪休假的独自出游；我们醉心于休假，更在意抓住所有周末甚至每天朝九晚五之后的休闲时光，上网打游戏、搓麻、打牌、蹦迪、泡吧……不同的人有不同去处，也有不同的娱乐和游戏。

　　而这一切，不取决于你的方法，而关乎你的态度。

　　我爱互联网

　　很难想象，在北京SARS疫情最严重的5月，一家通风条件很差的网吧里座无虚席，里面大多是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男少女，但事实上，很多人是因为非典才爱上互联网的。Channel [V]打出的口号是“预防非典，看Channel [V]”，而香港甚至还做了电视公益广告，让大家少出门，多上网。网络成了非典时期最安全的避难所。

　　单身贵族王先生永远忘不了两个月来困守公司的日子，平时每周至少有一半时间下班后便呼朋唤友去泡吧或蹦迪的他，因不甘忍受清寡平淡的家居生活，天天晚上在单位玩游戏至深夜12点，也就是看门老头催他们走要关门的时间，最让王先生及其“同伙”偷着乐的是公司还给他们每小时20元的加班费，王先生回忆那段日子时说：那时满脑子都是怎么过关，欲罢不能。

　　酷爱网上游戏的绝不止王先生一人，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工作之余放松自己与人沟通的一种方式。游戏网站的火爆非典时期网络的繁忙更反衬出那些公共场所的冷清。有统计显示在中国的近6000万互联网用户中约有4000万的游戏玩家。去年最成功的游戏《传奇》的运营商上海盛大，一年中光是服务器就增添了2000台。

　　网络游戏信息双向交流、速度快、不受空间限制，具有诱人的互动性、仿真性和竞技性，已成为网络业赢利优厚的三大领域之一。有善总结者概括出了网上十大休闲方式：听广播、看影视、打游戏、聊天、下棋、看书、收藏、看球、购物、旅游。事实上，互联网上娱乐和休闲方式远非这10种，对于具有无限承载的能力的互联网——娱乐成为生活的最高价值。

　　短信逗你玩

　　“最新消息：非典型肺炎主要传播途径是流通的货币，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健康，请整理好您全部现有现金用塑料袋密封，我将上门回收，并收取少量费用。”

　　上面搞笑的内容只不过是非典时期人们发送的一条幽默短信，有好事者搜罗非典时期的笑话并编辑成了《非典幽默大全》，在网上传播甚广。短信让我们这个民族变得更加幽默，并成为激活生活最有效的玩乐元素。办公室里常有同事看过手机后捧腹大笑，一些公关公司借此维系客户。

　　据统计，2002年全球短信发送总量是3600亿条，其中我国占900亿条。这意味着，全世界每发送的4条短信中，就有一条是中国人发送的，每天有近1.5亿中国人在使用各种品牌的手机与亲友、工作伙伴沟通。

　　零点调查公司在全国10个城市、9个小城镇地区进行的调查显示，短信聊天游戏使用者比例达57.1%，位居首位，其次是笑话、幽默等娱乐信息，再次是新闻、财经等信息和手机图片铃声下载，有15.5%的人使用过答题游戏、情景游戏等其它服务。

　　娱乐无极限

　　前不久，湖南娱乐频道由星姐主持的“星气象”自播出以来，就以美女性感出镜、背景音效煽情、台词暧昧的“另类播报方式”吸引观众，一时间众说纷纭。

　　国外把总是坐在电视前的观众叫做“couch potato”，中国就不乏这类potato。吸引这些potato眼球的大多是娱乐节目，尽管《快乐大本营》完全靠吃老本早已缺乏新意，《欢乐总动员》成了广告总动员，《开心词典》变成了令人烦心的智力测验，但这并不妨碍这些节目获得足够的收视率继续“与民同乐”。有分析说，在经济不太景气时，娱乐节目成了人们的替代性满足，在欧洲，娱乐性节目的收视率早已取代新闻类节目而跃居第一位。

　　除了电视，还有很多画面精美、音质纯正的DVD可看，从《X档案》到《老友记》到《欲望城市》，再到《钢琴师》、《对他说》、《西西里美丽的传说》，D版碟的世界电影铺天盖地、目不暇接。

　　玩出新概念

　　成为一家健身俱乐部的会员是朋友中的时尚，请朋友吃饭，不如请朋友去流汗。

　　当你在街头看见有人在“飘”着走路时，千万别以为是遇到了武林高手正在使什么盖世奇功；当有人在普通路面上双脚着地完成720度旋转时，你也别惊奇得大跌眼镜……这里所有的奥秘都是来自一种名为“暴走鞋”的新鲜玩意儿。

　　你用过LOMO相机吗？如果没有，那你比较OUT了，这种原是前苏联武装部队间谍用的低科技相机,现在是全世界LO-FI风潮中影像青年的利器，价钱便宜，不需电池，可全天候拍摄的相机会营造出不可思议的影像效果，LOMO比时下流行的DV更酷。

　　花不到两万元，买一张环球机票，从上海或北京出发，就可在一年内绕地球飞一圈。全球最大的航空联盟“星空联盟”在中国推出了环球飞行计划，价格从19640元到73170元，机票有效期为一年。

　　国内已有50人获得私人飞机驾照，民航总局有关人士解释说，飞机作为一种商品，私人是完全可以购买的，但是想上天，就必须有依法取得的飞机驾照，并在管理部门允许的飞行空域内飞行。

　　工作就是玩

　　你以为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你以为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

　　“你在使用电脑的任何时候，对一个随便看看的人来说都像在‘工作’，你可以收发私人电子邮件，从互联网上下载色情内容……如果被老板发现——你迟早会被发现——最好的理由是：你正在自学新的软件，因而节省了大量的培训费用。”

　　以上的内容是迪尔伯特强力推荐的办公室游戏花样，这种情形在中国的企业中也不鲜见，很多企业负责人抱怨：互联网上很难分清哪些是工作、哪些是私活。对于企业而言，有一点必须搞清的是，为什么员工对游戏乐此不疲？怎样营造宽松愉悦的工作氛围？入选《财富》评出的美国100家最佳雇主的electronic arts公司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咖啡，或打排球和篮球以恢复体力，该公司人力资源副总裁说：“我们就是为找到灵感创造合适的环境。”

　　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更重要的是获得快乐，以前人们关注的是工作是否同专业对口，现在大家更在意工作是否同自己的志趣相同，有些大学生甚至从兼职入手，直到找到合适的工作。

　　玩出朋友圈

　　工作只能使我们成为同事，并不能使我们成为朋友；婚姻只能使我们成为夫妻，但并不能让我们成为朋友。想成为朋友必须能够玩到一起，稍作观察不难发现，很多朋友反目、夫妻分手多为趣味不和，这叫玩不到一块儿。

　　很奇怪未有学者从游戏角度来一个“社会各阶层分析”，事实上，不同游戏也代表着不同圈子，有麻友，也有牌友，还有网友，再比如，小白领喜欢交游、去酒吧和歌厅，而老板则打高尔夫、住酒店、包二奶。所以说，想进入一个圈子，必须是从其所好，“不带你玩”这句话对于想加入者是惨遭拒绝，对于圈内人来说是被驱逐，是最重的惩罚。

　　在物质得不到满足的时代，娱乐、游戏的权利被压制，被抹杀，70年代以前的生人大多有着这样的经历，小时候因“贪玩”而受罚，稍大一点被告之不能“玩物丧志”，不能“好逸恶劳”，游戏和娱乐既像奢侈品，又像禁果。这代人有关娱乐和游戏的教育都是扭曲和无端的，人的本性就是好逸恶劳，怎么可能不好逸恶劳？玩物和丧志怎么注定会有关联？那个“志”是什么？可不可以不立？不立的话又怎么会有丧志？即使立了难道就不能舍弃？玩重要？志重要？还是我的选择重要？

　　游戏原本是一种心态，并不是不负责任的同义词，是对事物不即不离的分寸拿捏。游戏原本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生活的全身心投入，积极的休闲方式就是充电，就是生活的目的。游戏原本是一种价值取向，游戏同工作具有了相同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在休闲时刻拒接工作。

　　万恶淫为首？

　　6月6日午夜，沈阳市和平区三好派出所将涉嫌“交换情人”的当事人当场抓获。据当事人交待，他在国外见到这种娱乐方式，回国后在沈搞起“交换情人俱乐部”。此事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但其所触及的性之问题倒不能不深究，因为事关快乐。

　　李银河指出：“中国人很少会想到，在性的领域，许多事与人的基本权利有关，比如人可不可以自慰。女性可不可以主动提出性要求？同性恋伴侣可不可以结婚？虐恋爱好者可不可以组织自己的俱乐部？人可不可以合法地购买和享用性的文字、图像和影视产品？人可不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人可不可以参与三人以上的性活动？……”

　　在李看来：中国文化一向强调义务，忽视权利。人们习惯于为了尽义务而牺牲自己的权利。因此，义务是好的，权利是坏的；尽义务是美德，要权利是邪恶；尽义务受褒赏，要权利遭贬抑。如果说当代中国人对于经济、政治、人身安全之类的个人权利已经有了一点要求，那么在性的领域个人可以拥有哪些权利却完全没有概念。在伸张个人的性权利方面，人们还远远做不到理直气壮，反倒是心虚气短得很。

　　我玩故我在

　　旅游不再是观看风景，而是在体验心路历程。一外企部门经理最喜欢“人在名利行走，心在荒村听雨”这句话，每年都到世界各地旅游。在形容自己的感受时说：“说实在的，我无法分辨哪种是我的需要。我原本是到这些地方寻找答案，可得到的是更多疑问。”

　　一些六七十年代生人义无返顾地加入了“丁克”一族，对于他们来说，有了孩子就意味要放弃看电影、听音乐会、旅行、锻炼、聚会……而丢弃这些，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甚至是“连自己也丢了”。

　　80年代的“新人类”开始流行“低薪休闲”，和上一代比起来，他们并不希望上班有着那么沉重的生存意味。没有人逼着自己为工作呕心沥血，业绩表上“勇攀新高”，评价有个“及格”就够了，双休之外更有大把的假期能去逛街购物、在海滩上晒晒阳光……至于工资嘛，勉强够花就算了。

　　休闲正前方

　　非典刺激了京城的汽车消费，5月份北京市共销售汽车1.7万辆，同比增长13.6%，成为当月社会零售品销售的一大亮点。我们常讲“汽车工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这个增长点究竟是因为什么才增长的呢？事实上，私人汽车很多情况下用做休闲目的，在周末或假期中逃避和离开周围的环境，被视作一种休闲的可贵源泉。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无疑是休闲的主力军，网球是他们最普遍从事的休闲运动，参加钓鱼、网球、帆船、高尔夫球、马术这些不同的体育运动，也是其社会地位的象征。王石登顶让人觉得珠穆朗玛峰的真正高度和难度已经不是8848这样一个数字，而是一种身份的境界。登山、滑翔、潜水这些极限运动可以看作是冒险旅游，说白了就是玩命，它们成了上层人士的象征。

　　毫无疑问，休闲是存在特权的，但有少数几项是例外，比如散步、看电视、听广播。随着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和视听装备的多样化以及休闲方式的泛化，看电视的参与率将逐步下降，但是网络、高保真音响等视听技术的发展又会将人牢牢地锁定在居室内。

　　休闲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国外很多男性认为定期维修自家汽车是一种休闲活动，女性认为自己制作服装是一种休闲活动。我们不停地变换着娱乐、游戏、休闲、玩等诸如此类的字眼，从本意上说，它们都是同工作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有分析指出，在就业工作中，劳动者不能发挥任何创造性，而休闲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人们表达在就业工作中被压抑的潜在性，重新找回自我。

　　恩格尔系数是我们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今后的中国会出现娱乐指数，出现每年休闲开支的增长率。越会玩、玩得越出彩、玩得越是有创意，往往可以成为经济发达与否的一个隐性指标。

　　如果我们注定要与娱乐和游戏为伴，如果我们生命的1/3都是为了玩而存在的，那么，放下包袱，玩儿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