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思坤、侯虹斌、黄煜池

　　马照跑，舞照跳，K照唱——这就是香港。

　　至少在未来44年，香港比中国任何内地城市都更自在、自主、自由。尽管穗港直通车的运行时间缩短，深港口岸24小时通关，香港游成为寻常事，我们面对的香港，依然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片亚洲国际都会，有着与世界、与中国内地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香港”从城市名衍化为一种性格元素，融化在城市生活的每一行业每一细节之中，在全世界都散发着独特的城市魅力。王安忆说得精确，香港是一个上演故事的舞台。它是最海角天涯的，又是最近在眼前的；它是最荒无人烟的，又是最繁荣似锦的，它是最寂寞无声，又是最热闹喧哗；它是最海天漆黑中的最灯火辉煌。

　　回归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是这么“特别”：李欧梵眼中作为“后现代的火车站”的红看火车站，虚拟城市般的中环石屎森林，如同消费信仰的经年不衰的茶餐厅，剑出奇锋的电影业和创意工业，由保良局、中华慈善总会、童军总会发起的声势浩大的慈善秀和社工活动，高压的生活节奏和成熟的购物天堂，一流的公务员队伍和强大的中产阶层，国际化的银行、航空公司、人才结构和东西方相结合的思维，博彩业的有序繁荣与娱乐业造星机制的风生水起。

　　今日香港的经济不景气造就了数量庞大的北上一族，但香港人的“打不死”的草根品性令这座城市活力不减。6月，我们的采访组抵达SARS战役之后的香港，与各行各业的香港人一起，探寻这座特别“香港”的城市之魅。我爱香港。我们爱特别的香港。

　　中环一张特别的香港面孔

　　走在香港街头，眼前掠过的一张张脸孔不像与之血脉相连的广州那样到处都是黝黑的肌肤和高颧厚唇，感觉这个城市的面孔更像上海。在经济不景气的气氛中，各类瘦身广告成了香港平面广告的大客户，而每个广告都声称，瘦身不缩胸。

　　中环更是香港的面孔。如朝阳区CBD商圈之于北京，淮海路之于上海，天河北之于广州，中环之于香港，都是一座城市想炫给人看的那张脸。典型的城市峡谷，街巷密匝逼仄，楼盘高耸林立，寸土尺金。出入于中环写字楼的多为高级白领，被认为是城市精英，于外人的眼里显得威水，为人艳羡。

　　可是陈燕春却没有什么优越感。陈的律师行位于中环的庄士大厦。从地铁站下来，循着门牌号一路找过去，问过几个好心的香港人，也没有人知道，终于在一个我们差一点错过的窄窄的门口回头，走进去。以后的多次的采访在中环找某某大厦，总是少有人知道具体的方位，而这些所谓的大厦也多半是一幢大型建筑的一个门洞而已，像连体别墅的一个单位，生得本来就一模一样，难怪路人分不清。在陈先生眼里，这些无名的中环大厦并不代表任何的意义，“除非你是在国际金融中心或者中环中心这样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上班或穿什么衣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本事赚得到钱。”陈说。

　　陈律师还跟我们讲了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是一个香港老头每个月领政府的救济，死后却发现他有一亿元的身家，两个老婆为此打得不可开交……陈唏嘘感叹，告诉我们“人不可貌相”。

　　陈的律师行属小型，共有13个职员，其中5个律师，陈是合伙人之一。香港地产业的冬天，这家以做楼宇买卖为主的律师行自然也暖和不了。两年前公司不得已裁掉了两个人，现在是不能再少的了。以前一单生意做下来一天赚个几万元轻轻松松，可是现在一个单签下来，律师费就只有三四千元，就这样，还没有保障。的确，在中环等闹市区行走，派传单的有99%是售楼的，而99.9%的路人却视若无睹。这样的市道下，连中环本身的价格也随之掉下来了，因为需求量小了。现在中环普通写字楼的价格为11元一平方英尺，已经变得和旺角10元一尺没什么差别。

　　今年46岁的陈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要小许多。回想起在中学当教师的那段时光，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白天黑夜地和孩子们一起“打波”。采访结束，陈在香港律师协会俱乐部所在的大厦请我们吃中饭。极其地道而美味的西餐，告示牌上的价格是每份24元，比大多数茶餐厅便宜，当然更重要的是，这儿的安静优雅是茶餐厅所没有的。据说，在中环吃午饭，等位置的景象蔚为壮观。陈律师和他的合伙人却可以顺顺利利地就在这儿用餐。这点小小“特权”的背后，可能正藏着支撑像陈燕春这样的律师们继续在逼仄的写字楼和不景气的市道撑下去的理由。

　　电台一种特别的城市之声

　　刘婉芬供职的新城电台财经台就在中环中心一楼。这真是我见过的最小的电台了，粗略估计一下，一百平方左右。显然，中环是聚集着大多数新城财经台的目标听众的。

　　身为新城财经台高级节目统筹经理的刘婉芬主持着一档“我的事务所”，全是phone-in(即听众打电话进来)节目，每周一至五晚八点至九点。内容从保险、做生意、医学常识、亲子关系到环保每晚不同，再加上星期日中午的饮食节目，星期日晚上的投资节目，早就听说过香港人的勤力，光听听这么广的话题范围就能把人吓一跳。刘笑笑，“我主要是起一个沟通的作用，关键还是靠不同的专家。”但她也承认，像她这样做这么多节目的主持人，在台里甚至其他台的并不多。

　　早年在报纸当记者的经历，对今天的她无论是从话题的敏感度还是高效的“约人系统”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不在如火如荼的报业继续，而选择相对冷清的电台，是因为这个媒介所独特的亲切性和互动性。她喜欢电台与听众间那份细水长流的感情培养，喜欢听众因为喜欢她的声音，喜欢她的STYLE而日久生情似地信任她，在相对固定的时间等她……香港人拙于表达，可她不，她喜欢和人聊天，喜欢将自己的感受与人分享；香港人情藏不露看似冷淡，她不，她热情外向，典型0型气质的她一直牢记初入行时师傅的教诲：做电台最重要的是给人快乐给人希望。

　　她快乐得像一缕阳光。她一边很配合地拍着照片，一边还时不时地哼几句小曲，最后还十分兴奋地和摄影师交流起调鸡尾酒的经验。她喜欢各种酒，甚至在每晚上节目前，她都要先喝上一杯。不快乐的时候，一个人独自喝上一杯，忧愁随着酒精转眼化去。自己的情绪就像一杯杯不同的酒一样，被她调理得自在圆满。对她来说，做一个主持人，不仅要有知识，更要有诚心诚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动人。多年以来，她已经不再习惯KEEP自己的那些节目了，对工作的成就感，多半保留在记忆中。更何况，每一天都要面临着一种未知一种挑战，也令她兴奋。而节目质量的好坏能在瞬时反映自己为此所做的功课有多少，所以，她丝毫不敢懈怠。在她眼里，香港人太追求完美，凡事都想做到最好。

　　聊到SARS，SARS之后香港人变得团结了吗？在刘看来，“团结”这个词好抽象，她不喜欢。她倾向于认为香港人变得比以前更热情了。不过，刘认为，香港人一向是很热情的，这一点只要看看每年香港人为慈善事业的巨额捐赠就知了，只是，“香港人不知怎样表达自己的热情。”

　　我想，很多时候，刘婉芬们在做的，只是替香港人表达罢了。

　　外佣一类特别的工作族类

　　6月14日下午两点中环皇后广场香港现在有大约24万的海外佣工，她们大多来自菲律宾、印尼或尼泊尔，分散在约20万个香港家庭，她们为张结民们创造了赚钱机会。

　　张结民是成立于1978年的海外雇佣中心的董事长。他的公司是最早做外佣中介的，二十多年来已发展到二十多间公司，三十多个员工。毫无疑问，他们是这个行业的老大。可观的利润引来了行业竞争，难以想象，香港这样一个蛋丸之地竟然养着九百多家外佣服务公司。利润显然是被挤得越来越少，早年培训一个佣工可能要收取五千元左右的费用，现在就变得不到二千元。有趣的是，这些年香港经济不景气不仅没有造成外佣的减少，去年还增加了5%。按照张的说法，雇主中中上阶层比较多，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习惯了一定要工人，有不少有钱人家里一用就是五六个。

　　香港政府为外佣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在今年4月1日以前是3670元，此后下调为3270元。雇主如给出低于此标准的工资将会触犯刑法，可以被判二年徒刑和罚金50万元的重罪。如此严刑峻罚的背后藏着香港政府对本地劳工的保护，太低廉的外佣价格将使本地劳工完全失去竞争力。尽管如此，本地劳工在外佣面前还是竞争力不够。低于40元一小时的工不做，不能住在家里24小时服务，随时都可以炒雇主鱿鱼……相比较外佣的吃苦耐劳和相对稳定而言，有条件的香港人当然愿意请外佣。

　　同时，这些来自海外的女人们也在香港赚得她们的理想。每一个人的合同期一般是两年，我们算了一下，两年下来，每个人按最低工资标准算，总共会有8万多元的收入，在香港买衣服、消费等会花掉一半左右的钱(这让我有点惊讶！张结民说，确实如此，她们对香港的经济其实也是有很大贡献的)，还有四万多回去，有的人顺便就做一些买卖。而拿一个菲律宾人为例子，她们在本国做保姆的话，收入可能是200元，即便是写字楼里的工作，至多也就是六七百元。因此，可以想见，做海外佣工实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难怪一些大学毕业生也愿意来香港做佣人。

　　从公司出来。ARMANI的巨型旗舰店下有一块空地，下着雨，过街廊桥下聚满菲佣，围成两个圈，每个圈估计有七八十人，她们席地而坐打牌说笑，场面极其壮观热闹。按照香港政府的规定，星期日是佣工的法定假期。女佣们在出门逛街的过程中也约定俗成地有了自己的地盘。比如中环这一带就是菲佣多，维多利亚公园里则聚集着印尼女佣。这样的场面和外表光鲜文明的香港像是有点格格不入的，但这就是香港。

　　走在中环，可以遇到不同肤色的面孔，每一个人仿佛都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又仿佛都不是，时不时在心里冒出这样的问题：“这是谁的城市？”一个主体不明的城市或许才蕴藏着最大的可能性吧。

　　白领一个特别的中坚阶层

　　关于香港白领，我得到的信息是：前几年，一个条件不错的港大毕业生，出了校门收入能达到每月1.5万至2万；而6月20的《明报》指出，现在一个大学毕业生只能降价去寻找月薪4000元的工作了。在我呆在香港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看到电视公布的信息：香港的消费水平由前年的全球第一名降到了第四名。

　　但是，这个城市的脚步没有放下来。在逼仄的香港街道上行走，行人永远是步履匆匆，在盘旋的山道上，小巴的时速经常超过80公里，时速警报时不时嘀嘀响起。而海港城的顶级名牌店里，也永远都是人来潮往，LV店每一个柜台前面都需要用力地挤进去。铜锣湾的SOGO百货里，人多得我连逛的欲望都没有了。矛盾的各种表象，无疑也显露了香港的尴尬：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是前路如何？而其中的香港的中坚阶层——白领，他们在承受了金融风暴和最近的非典一系列的危机之后又会怎么样？

　　想象之中意料之外，我所见到的白领的心态都很淡然。比如作保险经纪人的Grace。对她而言，没有“向左走，向右走”的疑虑，她只想在这里，踏踏实实地工作下去。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掐指算来，Grace也已经工作16年了。16年的时间，Grace曾在无线电视台创作组做过，跳过四五次槽，利用工余时间读完了会计master的学位，在1997年选择了现在这家保险公司做起了保险经纪人，一直到现在。

　　保险是一个有压力的行业。Grace的工作是这样的：早上9点上班，开会、做计划，中午一个小时吃饭、饮茶，下午甚至一直到深夜都是跟客户在打交道了，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即使如此，她也一直都在微笑：“现在经济环境不太好，大家都自动自觉地加班，开OT(over time)工属于平常事，按时下班反而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而且都不再计较有没有加班工资了。有工开就不错了。”

　　目睹香港经历金融危机、回归、9·11、SARS，Grace说对自己的影响不算大。“因为我既没有买房也没有投资。”也算是中产阶层的Grace尚是单身，和家人住在一起，幸而没有多少负担。在香港，因为房价的跳水，“负资产”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阶层，他们不得不用夫妻两人总收入的大半去支撑债务，否则就要申请破产。

　　“现在跳槽的人很少了。私人公司本来工资是最高、待遇最好的，每年都会有一个工资递增，但这几年，从停止增加到降薪，但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了：能找到工作就算不错了。”其实Grace是自雇人士，这些对她没有太大影响，但她仍然告诉了我她的担忧：经济不乐观，她也有所警觉，开始考虑做一些储蓄等长远打算。“但是，我也想为振兴香港出一份力，那就多点消费吧，所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也愿意多一点花钱。”这让我想起了街头的店铺里常常会有这样的小招贴：振兴香港经济，同为香港出力。这与前几年内地提出的“消费就是爱国”的口号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一个爱美的女人，Grace依然喜欢打扮，就像无数个我们在街头所见那些妆容精致、穿着得体的女子一样。她告诉我，一个月会有1/3甚至1/2的钱花在买衣服首饰和化妆品上。帮我装资料的时候，她随手递给我一个MaxMara的包装袋。

　　Grace和许多香港人一样，不愿意离开香港，更不愿意去其它国家当“二等公民”，对香港的明天有信心。Grace除了旅游之外，没有离开过香港。“香港是最勤力的城市。我喜欢香港，香港人有种特质，他们接受力高，会把握机会，容易跟风，容易淡忘，适应力也极强。”看得出来，香港人的心理承受力是举世无双的。接近谷底的经济衰退，不断的降薪，他们都能安之若素，而且随时做好最坏打算。甚至带来的一个作用就是，香港人工作、学习更加认真了。这些年，很多人都转回头去充电了，Grace的学位也是充电的成果。

　　Grace所在的办公大楼里，尽管拥挤，却非常的整洁干净，而且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摆满自己心爱的相片及卡通，走进不同的办公间，就像走进了不同风格的主题区。看来，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热爱生活。

　　清泉一个特别的电影小组

　　即使一个从来不看电影的人，走在香港，也会马上意识到香港电影工业的庞大与发达。大街上、地铁里，灯箱广告接近一半都是电影广告，从港产大片《千机变》到好莱坞的《霹雳娇娃2》再到小制作的《六楼后座》，更新速度极快，往往在一周之后，另一部电影的海报已经堂尔皇之地取代前一部了。

　　这个681万人居住的城市，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铸造了一个电影史上的成功故事。它的规模，它的制作量，足以使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影王国。这个弹丸之地也出了无数的明星，据说有一年，足球巨星罗纳尔多到香港踢球，特意拜会了他的偶像刘德华：这已说明香港电影的江湖地位。支撑着这个电影明星制的香港幕后的电影人没有明星那么炫目的光环，但比明星要接触更多的电影，比明星更能体会香港电影流变的轨迹。

　　清泉工作室是一家圈内知名的国语配音公司，操着一口纯正国语的香港电影配音人徐敏、张艺、谭王鸿开车接我们到观塘工业区他们所在的后期制作公司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走廊两边挂着数百张香港电影的海报，还有两座金像奖和两座金马奖奖杯，也看到了几年来香港电影的不完全史。

　　1990年代初，香港电影非常蓬勃，他们一年可以给100多部电影配音，1993、1994年甚至达到300部，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3点，每天最少完成4组工作。那两年，卫视台的全是他们给配的音。有些人羡慕清泉只要说说话就能赚钱了，徐敏苦笑：“让他试试我们的辛苦吧。我们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甚至更多，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别人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在工作；加上我们多年的专业素质，我们的收入多是应该的！”这让我想起大卫·波德威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中反复提及：香港电影不比好莱坞有大把的时间和金钱打底，香港电影工业讲求的是在最短的时间用最少的金钱尽量制造效果。在这种压力之下，对电影不热爱的人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在香港电影不景气的时候，徐敏等3人就是不愿看到电影配音开始有粗制滥造的状况出现，才于1997年成立了这个清泉工作室，取“浊水中的清泉”之意。每接一部片子，他们就会外约一些配音员组成一个小组。“在香港，像我们一样对电影执着的还有很多。”张艺感慨道。

　　确实，香港电影的超级制作在好莱坞只能算得上是B级制作，但呈现出的效果却绝对自成一格。难怪邵逸夫不无骄傲地说：“我们有自己的一套，跟好莱坞不一样，但却不比好莱坞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不仅在本港地区受欢迎，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卖埠成绩都极佳。香港的国语配音之重要，因为香港所有的电影都要配成国语主打海外市场。而近些年来，香港电影不景气，有些不打算卖埠的低成本电影就懒得去配国语，而有一些则是先卖出去片花才急急忙忙找人配音。而且，港府列出了受疫症打击最严重的四个行业，其中之一就是娱乐业。这种时候，内地已成为香港电影的主要市场之一。

　　现在，清泉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大陆把配音事业发扬光大。“但是大陆的盗版还是太厉害了。”张艺说，“《少年足球》在大陆至今没有通过审查，但是差不多大家都看过了吧？有的盗版配音是盗我们的配音版，还有些是内地一些盗版商随便找人配的。”这始终是电影人的一个梦魇。而且，进入内地的香港电影虽然不受电影配额的限制，审查却是免不了的，配音版也受影响：“香港电影本来就是俚俗的，可是我们连‘他妈的’都不能说。”不得已，清泉工作室把有些电影的配音作了两个版本，一是原汁原味的东南亚版，一是大陆的洁本。

　　清泉除了电影之外，他们还给游戏《射雕英雄传》配音，给来到中国的《探索》频道配音，也给电视剧集配音。徐敏是《特务迷城》里成龙的配音，但他最得意的是，香港在内地的广告绝大部分都是他配音，有些时段连续都是他的广告配音，徐敏解释说：“配音不应该听出是同一把声音。配音员就应该百变，能配各种角色才值钱。”有人开始模仿他了，甚至还有人打出了“广州徐敏”的招牌来混饭吃了。

　　20年前，还在念高二的徐敏刚来到香港，在流水线上做电子表的工作，那时，连工人都叫他“大陆仔”，但是，现在，香港人知道他来自大陆，都嚷“什么时候教我国语？”“懂国语找工作会容易得多，所以我一口流利的国语会被人羡慕。”清泉不得不承认，即使香港经济恢复了，香港电影也很难再上巅峰，香港电影的国语配音是一项夕阳产业，因为许多配音的合同都移交给了内地。

　　但看得到的是，非典过后，香港亦有心重新扶植香港电影，而市民亦对港片投入了新的热情。例如，5月22日，电影《22世纪杀人网络2：决战未来》上映首日票房收入200万港元；同一天，以香港电影史及著名影星为卖点的星光大道宣布于6月动工兴建；21日，香港特区工商及科技局发言人表示，有9家香港公司参加正在法国举行的戛纳电影节。香港政府在今年年初也拨款五千万元成立了电影贷款保证基金。

　　从公司的休息室往细雨蒙蒙的窗外看过，大型货柜车正在飞驰穿梭，远处的吊车也正在起起降降。在雨中，这个城市有点忧郁，但毕竟，这是一个自由而充满机会的城市。采访的当天下午，清泉就要飞去上海出差，而回来，还有一部香港重量级的大片《千机变》在等着他们配音。

　　童军一个特别的制服团体

　　6月15日上午，尖沙咀香港童军中心，一万多名童军成员参加了“香港卫生先锋抗疫大行动”，上街清洁香港。

　　“童军是什么军队？”

　　香港童军九龙地域总监李德仁经常面对这样的疑问，解释说童军并不是什么军队，而是非官方的校外教育机构，虽然童军穿着酷似军装的制服。从成立于1914年的香港童军总会算起，童军运动在香港已经度过了90年。香港回归后，他们把目光由“对本土尽责任”转向了“对国家尽责任”。

　　681万香港人中，有9万名童军。以此，童军成为了香港规模最大的制服团体。在他们的观念里，“一日童军，一世童军”。

　　5岁到64岁都可以参加童军，教师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义工。香港教育学院的调查表明，参加童军活动的学生可以提高个人常识，参加童军的小学生外语能力明显较高一点，童军的整体成绩都比非童军要高。所以很多家长鼓励其子女参加童军运动，很多家长更参加成为童军领袖，借此进一步增进亲子关系。在童军会的旅团中，70%是在学校发展的旅团。现在香港教育推行的“全方位学习”模式，与童军训练中的“历奇教育”理念是近乎一致的——通过环境、游戏和人际相处，让青少年自我成长。

　　1980年代初，一位资深的童军领袖发表了一篇文章，以“恐龙的命运”为比喻，提醒童军运动的发展必须与时并进：“今日香港青年团体多，可供予青年的活动比童军运动还要多、还要新，在五十年代我们几乎拥有‘专利’的活动，例如露营、野火、远足等，今天已经是普通不过的活动了。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吸引年轻人呢？”

　　在今天，如果请一位童军成员说出所有童军活动的项目，相信他一定会被难倒。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童军在策划和推动各种活动内容时，依然保持着领导的地位。比如传统的定向越野活动是运用指南针及地图进行的，童军会则在去年的暑假举办了一个名为“IT定向大追踪”的活动，利用掌上电脑及环球定位系统进行野外定向，将最新的科技引入童军训练。在香港推行创意工业概念的时候，童军的活动项目里早已出现了“创意思维系列训练”课程。

　　跟内地青少年教育提倡的德、智、体、美、劳相比，童军的教育更突出了“群”的教育，而深资童军在香港最注重的是领导力的训练。李德仁说：“这些学生正好处于从中学毕业到大学期间，让资深童军来主持、安排和管理童军的大型活动和工作，而童军总监和工作人员则给予配合，就是要培养他们的领袖能力，将来有能力走向社会。”童军会香港总监许招贤说：“青少年的成长，是在成年人的带领下发展。作为青少年的榜样，成年人必须律己以严，培养良好的问责文化。”

　　为了庆祝2007年童军运动创办一百周年纪念，世界童军委员会确立了百周年纪念主题为“一个世界，一个誓词”。且听童军誓词：我愿以信誉为誓，竭尽所能，对神明，对本土，尽责任，对别人，要帮助，对规律，必遵行。

　　童军分为幼童军(8-12岁)、童军(12-16岁)、深资童军(16-20岁)，香港的优质城市公民教育，原来是从童军抓起。

　　创意媒体一所特别的学院

　　6月17日上午，香港城市大学教学大楼4号电梯Y2656室，一个看上去很酷的媒体学习基地。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回忆起最初决定设立创意媒体学院的情景说，“我们很肯定设立这个学院是对的，但却并不十分清楚该怎么将它落实。”没有把新成立的创意媒体学院划归到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之内，现在证明是有远见及明智的，因为后者对高科技未必有足够的“认识和认同”；不将学院拨归科学及工程学院，因为后者没有足够广阔的人文视野及美学修养让创意媒体的课程茁壮成长。

　　从1998年7月成立至今，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一直是亚太区甚至全球独一无二的学院。2003年1月，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发展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学院适逢其时。

　　现时的创意媒体学院一共有300多人，分读三个学位，AA(媒体科技副学士)、BA(创意媒体学士)和MFA(媒体设计及科技艺术硕士)。MFA是目前在创意领域内可得的最高学位，也是最终的学位。学院的老师授课注重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灵感触发的随意性，“创意”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技巧或规则都是次要的。看学院学生的作品，有种和世界接轨的感觉。尽管很多时候他们的理念和形式似乎超过了内容，在学院门前老师办公室门板上，以及媒体实践基地里陈列着很多希奇古怪的图片和装置都是学生的杰作。

　　学院的课程力求在艺术及商业之间取得平衡。他们首先看重学生的艺术天份，然后再培养他们掌握有关技术。校长张信刚说：“我们不能随意找几个计算机科学家来，叫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艺术家，正如我们不能给泥水匠一个凿子，就奢望他雕刻出一个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来。”但随着课程进展到某个阶段，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攻创意或是商业。“我们不可以让400位学生对商业一无所知，否则，他们只能当前卫艺术家，却无法在社会谋生。”

　　曾参与电影《铁达尼号》及《真实的谎言》制作的的Fredericks博士说：“据我所知，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全新创设、并由创意作主导的课程。有些艺术学校设有类似的课程，但它们并没有涉及科技方面的，那是个极端的错误。香港很需要这新门学科，这叫人很感兴奋。我们是有不少计算机科学家，但当中有多少人能在其专门知识上发挥创意呢？恐怕没有。”

　　在不久前举行的一个名为“第三文本：影像＋媒体”实验艺术节上，创意媒体学院通过实验电影＋数码动画＋网上艺术及多媒体装置，向大众推广创意媒体的可塑空间。电脑或最新科技不只是网上购物等经济上的用途，也可用作抒发情感＋关心社会或艺术创作，并且是生动有趣的。创意是任何职业都需要的，就算是香港面对SARS的挑战，也需要运用创意思维去解决问题。

　　学院成立5年来，已经毕业的四届学生走出社会，从事着传媒行业中的许多职位，包括电视、电影、广告、出版、制作，以及商业市场营销等。“创意媒体对学生的训练是多元化的，他们可以有很多选择，按自己的专长发展自己的事业”，学院事务主任王小姐说。

　　在“创意工业”这个词语还是科技词汇的时候，创意媒体学院“摸着石头过河”建立了自己的营地。在今天创意工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时，创意媒体学院已经为香港的各个行业输出了众多最专业的人才。至2002年3月为止，香港创意工业聘用了超过9万人，创意行业在2000年的产值为250亿港元。虽然创意工业对香港整体经济的贡献不及英国等西方国家，但香港依然以此保持着亚洲创意中心的位置。

　　当我们在华语世界中继续偏爱着香港的广告、影视文化的时候，当我们依然将香港视为最想去的亚洲都会的时候。其实应该记得，在香港城市大学一个窄小的楼层有一个叫创意媒体的学院点燃着香港的未来力量。或者如创意媒体学院一位助理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到的那样，创意是一种眼界与视野，创意在于能灵活的摄取不同的视点，探索新的领域。这样的“创意”，令香港焕然一新。

　　香港:最熟悉的陌生人

　　虽然来自同样一个长期依靠冷气而活着的城市广州，一到香港我们还是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字：冷。完备而强劲的中央空调系统也为刚刚爆发过的SARS提供了温床(不，应该是冷床)。但很显然，香港人是需要这样冰冷的空气的。首先，常年处于亚热带低气压带的控制下，潮湿闷热，是空调给他们带来了一点四季变化的假象；第二，香港有着几乎是全亚洲最庞大的白领人群，职业所要求的西装革履必须是在空调的环境下才能够坚持的。第三，无限逼仄的城市空间和极高的人口密度，加上常年的湿热气候，是需要冷气来COOL DOWN人们内心的焦虑的，否则，香港人早变成了坏脾气的武汉人。

　　与强大的冷气相对应的是香港人的热情。每一次在街上问路，无论是老头老太还是先生小姐，其耐心细致比北京的老头老太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有一次问到一位先生，他自己不知道还打电话去问朋友。这让第一次去香港的我觉得有点惊诧。后来采访热情洋溢的电台主持人刘婉芬，她说香港人向来是十分热情的，这点只要看看每年香港人给慈善事业的巨额捐款就知道了。问题是香港人是一向拙于表达的，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热情。香港人安静，被文明限制了的音量加上粤港文化本身的内敛特质，香港人看起来有点冷漠。据说，早些年有人总结如何在街头分辨香港人和大陆人：大陆人逛街穿西装打领带，成群结队，大声嚷嚷。早年的香港电影当然也充满了对大陆人的揶揄讽刺，然而，经济的不景气让香港人变得平和了。也许。

　　香港人变得比以前谨慎了。郭家裕以前自己做一家装修公司，生意不错赚钱也容易。但后来就越来越难做，两年前他关掉自己的公司，给别人打工。作为公司的管理层，他觉得现在的员工比前好管多了，因为谁都知道，机会难得钱难赚。在他看来，以前的香港人包括他自己都是“搏命赚钱，搏命花钱”，可现在香港人不敢花钱了，甚至许多人都在反醒自己从前的大手大脚了。

　　不少人接受不了钱挣得越来越少的事实。城市人的焦虑和挫败感催生了心理咨询与辅导的兴起。蔡敏莉是香港一位颇有名气的心理辅导师，入行十几年来，她感觉这两三年找她的人比以前多了，而不同的心理学派这几年也发展得非常快，可谓百花齐放。在她看来，大多数的来访者不能面对现实，而她要做的多半让他们接受现实，再规则未来。作为一个辅导者，最重要的是帮助来访者看清形势。不少人容易注意到工资比以前下降了约40%，但他们却没有看到香港的物价其实也有同样的降幅。

　　八卦新闻是香港人集体减压的另一种方式。在一个说话要小声的文明社会里，八卦的传媒成了人们内心隐藏着的那只高音喇叭。一个香港人告诉我，之所以不想离开香港去别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习惯了香港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这儿的美食和本地的报纸。采访期间，香港媒体正爆炒谢霆锋与梅艳芳的姐弟情，标题危言耸听，自然又是虚晃一枪，香港人早已见惯的招术。而某报周刊更将谢霆锋包装成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对比起半年前对其顶包案的穷追猛打，香港传媒这回似乎变得人情味十足，同情弱者。但无论是因裸照风波而被迫停刊的《东周刊》，还是这些扮好心的媒体，他们的任务始终没变：逗香港人开心。

　　其实，香港的现实比香港人想像的状况要好得多。近两年不同的中国城市排行榜上，香港的综合实力远远高于看起来呼声极高的上海，它仍然有着许多上海所无法比拟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