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子悦

　　“生命都是宝贵的”，这是一个人人都会说的硬道理，但在很多人的心中，存在着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更硬的道理：有些人的生命更宝贵一些

　　进入6月，原本要在交通管理和治理车匪路霸的工作上大干一场的武汉市交通大队，连续几天被《武汉晨报》的新闻弄伤了神。以至于一听说是媒体采访惟恐避之不及，一个不知名的工作人员沮丧地说：“终于知道什么叫倒打一耙，好心没好报了。”

　　6月3日，《武汉晨报》刊登了一则新闻，内容是关于交通警察对“高科技人才乘汽车不要坐前排”的建议。提出建议的交警是湖北省交警总队队长，提出这一建议的起因，是武汉大学一名高科技专家出身的副校长在车祸中丧生，出事时，他的座位是面包车前排。

　　6月4日，《武汉晨报》又刊登了一篇追踪采访，将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一一罗列，此事在武汉当地的民众中引起了不小的触动，赞同的不是没有，却终难抵挡非议的责问。

　　《长江日报》评论员刘洪波撰文表示：“此事件反映出的生命分等级的观念，实质上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般意识。‘生命都是宝贵的’，这是一个人人都会说的硬道理，但在很多人的心中，存在着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更硬的道理，‘有些人的生命更宝贵一些’。”

　　意外的新闻，惯常的事件

　　6月3日，写第一篇报道的记者陈勇特意向本刊记者交代了写作背景。交警大队队长说的这一番话是在新闻发布会上，主题是为打击车匪路霸，使武汉市的交通进一步完善。记者会中之所以提起这个倡议，是因为当初这名副院长因为交通意外去世的事在武汉也曾是一件大事，“武汉的院士本来就不多，人才难求，出了交通事故，交警主要是觉得很遗憾。这件事出了以后，他们内部决定出台一个高科技人才后坐的规定，当时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只是在准备中，这个新闻一出来，估计已经搁浅了。”

　　虽然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讲到的细节，整个武汉的媒体却独有晨报一家抓了正着。网上的同行对这篇报道进行了嘲讽，认为不管是新闻内容还是从报道的必要性上都不具备太高的价值。从引起的反响和后果上来看，目的倒是达到了。

　　细心从媒体的报道中打捞一番，会发现近年来跟这一内容相关的新闻并不在少数。近期关注率最高的是尚在进行中的科学家杀妻，200人上书请求从轻处理的案子。

　　当地媒体报道，2002年5月26日晚，45岁的徐建平在与妻子的争吵中，一手拿起茶杯击打丁遐头部，一手按住丁的后颈部，导致丁遐窒息死亡。之后，徐为掩盖其行为，将妻子的尸体肢解，抛尸灭迹后潜逃外地，直至当年11月15日被警方抓获归案。今年4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徐建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然而就在一审判决前后，近200人上书法院请求枪下留人，其中多数为知识阶层人士，他们的呼吁，缘于徐建平为中国纺织行业、为地方轻纺科技事业做出过的突出贡献。

　　本案的二审辩护律师邓继祥认为，在法律上徐建平也有从轻发落的理由。根据法律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可以从轻处罚。邓认为，参照此条，有重大社会贡献的罪犯也应该享受同等“待遇”。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王秀梅表示，本案留给了法官一个两难的选择。留给市民的疑惑则是，是否杰出贡献之人，均可对他们所实施的犯罪行为重刑减轻处罚、轻刑免除处罚呢？

　　尊号的价值

　　进入现代法制社会以后，当年的出身论通过读书上学、努力登攀找到了退却旧衣换新衫的可能，个体生命的价值通过金钱/地位/职业/身份获得崭新的诠释。按照贡献价值论重新排位，怎么个排法？

　　撇开官员不论，当今流行的逻辑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毫无疑问是要排在首位的，比如科学家、工程师、高科技人才、企业家、管理人才、知识分子以及艺术家等等应该排在第一方阵里。即便是对各行各业内部来个小型评比，生命宝贵不宝贵，同样要以社会贡献来评定，稍微差一点也得是个大学生，好歹有将来的价值啊！下岗工人、老弱病残们只能自我衡量着算了。

　　这一逻辑，倒跟古代的“官当”制有相似之处。“官当”是中国古代以官抵罪的制度，赋予封建官僚们种种特权，使他们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在唐朝凡是犯私罪以官职抵挡徒刑的，五品以上官一官当徒两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若犯公罪以官当徒者加一年。时下的中国虽然不存在“官当”制度，却怎么看怎么跟媒体上报道的一些“以官代刑，以职代罚”的现象一致。

　　《打銮驾》讲的也是这样一则故事，包文正肩负放粮赈灾重任，但与马娘娘的銮驾相遇也得改道而行，马氏有意为难，他只能一避再避。直至避无可避才生了疑心，于是演出了一场大快人心的《打銮驾》。无论是史实、轶事还是民间演绎，避让规则都成了天经地义：挑担的避骑马的，骑马的让坐轿的……

　　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要想有个善终，意味着你首先得出生在一个好人家，让你有足够的金钱读书上学，然后成材成仁，最好有点立功表现，时不时地再用金钱为社会公益事业出点力。只要你失手的次数不太多，就不至于像一般人一样只有一次机会——永远当个不犯法的老实人。

　　但设想归设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朱景文对这件事引发的法律和平等问题的看法是：法律和平等问题存在着一个辩证的关系。任何法律都不是绝对的平等或绝对的不平等，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分类以后的相同对待和区别对待的统一。由于机会平等不能保证人们获得事实上的平等，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实现事实平等也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当然，很多话理论上好讲，而实际操作中却总会引出一些新问题。非典期间正值全国高考临近日，全国各大高校纷纷透过媒体向外宣布，在学生的录取工作中，将向医护人员的子女提供一定的优先招生的优待。在此次抗非典的行动中，医护人员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和崇仰，对因为父母的工作影响了学习的子女实行优待似乎是情理之中。部分教育专家和社会人士担心的是，在唯一一个通过考试定终身的平等门径前，如果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平等，医护人员的子女和那些因为非典失去学习机会的人相比，哪个更为弱势，更需要政策的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