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柠

　　尽管存在一些不言自明的差异，但中国和美国这两个“选区”进行的“文化偶像”评选活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成功崇拜”、“权力崇拜”、“英雄崇拜”。而现代社会所标榜的自由选择、文化多元的价值观，在这里并没有也不可能体现出来。

　　就像我们经常遭遇到的情况一样，我又一次目睹了中国式的无记名投票游戏。在这一次“文化差额选举”中，有10位文化幸存者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其余40多位全部都败下阵来。

　　文化史的进化运动看似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很像精子的运动方式，亿万个精子向着那惟一的不朽的墓地(子宫)冲锋，实际上只有一个(最多三五个)幸存者，其余的全部在中途毁灭。幸存的文化精子，最终目标就是要冲进那巨大的社会卵细胞，并从中孕育出一个文化胚胎。这个胚胎将祖先的基因和新的生物力高度结合在一起，最终成为文化祭坛上的偶像。一种社会生物主义的价值观，已经根深蒂固地入侵了我们的集体潜意识，进而成了一种文化理想。

　　“偶像”是对一种“身外之物”的心理认同。对于持不同心态的人来说，这种“偶像”认同有不同的心理指向。病态人的“偶像”，就是他自身所缺失的那一部分，或者说就是对他自身的否定。健康人的“偶像”恰恰相反，就是指向他自身，或者说是对他自身的一种肯定。一位鼻炎患者和一位鼻子灵敏的人可能都喜欢狗。但对鼻炎患者来说，狗就成了对他的鼻子的否定；而对鼻子灵敏的人来说，狗就成了对他自己的鼻子的肯定。所以，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认可的“偶像”，有着不同的文化含义，即使它们的外表看上去极其相似。我们可以借此来分析中国和美国两个选区的文化偶像评选结果。

　　先看看中国选区的情况。近13万人在网上参与了这一次无记名差额选举的投票活动。鲁迅之所以排在第一，说明当代中国最缺的就是坚持批判立场的独立知识分子；当代知识分子就像一只寄生蟹一样，靠权力这个营养蟹壳为生。金庸之所以排第二(包括后面的张国荣和王菲)，说明中国文化人的市场意识太欠缺，精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他们似乎认为，拯救抽象的概念比拯救具体的肉身更重要(很像欧洲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雷锋为代表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道德，巴金、老舍、钱学森、钱钟书、梅兰芳这些文化精英的显赫社会身份，好像也都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在这些文化偶像中，成功的知识精英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很有文化理想呢？我认为恰恰是一种社会心理不健全的表现。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真实情况。我在网上还看到了一种貌似激进、实际上极端保守的观点，认为大众文化明星不能跟鲁迅放在一起。一个似乎除了鲁迅之外谁也不认的人，其形迹十分可疑！

　　至于政治人物在这一次评选中缺席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症候的典型注释。文化为什么不包含政治呢？在文化中，公共政治问题应该是核心内容，其余的不过是文化的影子。投票结果只能说明当代中国没有公共的政治文化，没有“公共领域”，最多只有一种代表前现代价值的“文学公共领域”(对个人才华有特殊要求——唱歌、跳舞、写毛笔字、画竹子)。投票活动的组织者也很谨慎，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扩大“公共领域”，而是注意力经济。所以，他们决不会因小失大的。

　　美国选区的评选结果看上去与中国的有些类似，实际上有着本质的差别。它有两个最大的特点，第一是出现了3个政治人物：两位总统(肯尼迪和里根)和一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这无疑是美国人对自己的政治制度的肯定。其余是大众明星4位(包括玛丽莲·梦露、乔丹和猫王)，他们都是美国文化工业的代表人物；还有3位文艺家(包括海明威)。第二个特点是，严格意义上的精英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如果不将退伍军人海明威当作知识分子的话。精英知识分子在美国并不是偶像。

　　传统社会的“偶像”是救世主，是精英人物，是群体自身无法实现的缺失部分；其国家和社会的功能主要是精英对大众的统治和恩赐。越是传统的社会，所谓精英文化越发达。这种发达的局势，在文化领域内部导致了一场又一场“文化厮杀”(古代是科举，现在是高考和托福)。这种社会对个人素质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要求，最好是诗、书、琴、画、射、骑样样精通，还得忠于君主、孝敬父母。传统社会的领袖人物都会写诗、唱歌、弹钢琴。萨达姆就会写小说。这种社会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圣人，有能力在道德上、言行上首先进行自我阉割。这样能省去统治者诸多的麻烦，也能掩饰其管理上的无能。

　　而一个现代社会(契约社会)里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的“偶像”就是他们自己(或者是他们自身正在实现的那一部分)。其国家和社会的功能，就是保护大众去实现他们尚未实现的那一部分。所以，现代社会是一个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十分发达的社会。这个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并不高。而它的文化，就成了这种“要求不高”的辩护者。它对领袖人物的要求也不苛刻，无须写诗、弹钢琴，只要认真工作、执行宪法就行。它的民众既可以折磨自己而成为精英，也有权自我放弃而成为一个“弱智者”，从而给管理者增加难度和考验。

　　最后，我还想提到中国和美国这两个“选区”，在这次“文化偶像”评选活动中的共同之处，那就是“成功崇拜”、“权力崇拜”、“英雄崇拜”。我们只能成功，无权失败。我们只能赚不能亏。这既像资本主义商品积累的逻辑，也像中国传统的儒家功利主义价值。像李叔同这样的艺术天才、这样决绝地放弃社会竞争和“成功”的人，无疑是不能成为偶像的。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所标榜的自由选择、文化多元的价值观，在这里并没有体现出来。

　　其实，人的本质是很“无为”的，甚至很“懒惰”的。他们是热衷于耗费，而不愿意生产的。他们是追求解放，而反对禁忌的。是中国传统的“勤奋”、新教伦理的“节俭”这些观念，整天像鞭子一样在抽打着、改造着人的本性，才引起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教育)中不能容忍、甚至保护更多普通人的“无为”(“失败”或“懒惰”)，那么，无论你选出了多少个文化偶像，都永远只能是一个“偶像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