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胡适隔代弟子李敖的狂言：500年来中国文章前三名，第一名是李敖，第二名是李敖，第三名还是李敖！看来，白话文很适合张扬个性

　　作者：桑晔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秦碑汉赋南北骈，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一个时代的明星体裁，都领了风骚数百年。不过，这一百年来，中国变化太大，汉语的“杰青”头衔也不停地在不同的体裁上跳来跳去。正所谓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

　　1900-1949年：初生

　　上世纪初的文坛，论风头之健、花头之浓，其实真得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被我们念了几十年，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跟赛珍珠打牌时口授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是他老人家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写的文章开头，您闻闻，是不是有股白酒+大蒜+云土的味道？——当年他的学生蔡锷( VS小凤仙)、徐志摩(VS陆小曼)就是这么被熏陶出来的！“任公(梁启超字)体”，就是半文半白体，既有文言之抑扬顿挫，也有白话之流畅明白，适合演讲、骂人，所以也叫“政论体”，翻翻清末和民国的报纸，出名的，哪个不用这套路数？

　　梁启超之后，群雄并起。胡适开白话文风气之先，他看了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很大哥地发表评论说：湖南这地方也有青年写出这么好的文字，我心里实在有无限的欢喜。如果不是胡适，人家会以为这种表达法是小学三年级学生的造句；而且，胡适不能料想这个青年后来还用白话文发表了《这是为什么？》。鲁迅是敬重胡适的，但他绝不认为自己在白话文上要当胡适的小弟：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话语权之掌握到这种地步，能怪葛兰西说文化就是权力吗！再看胡适隔代弟子李敖的狂言：500年来中国文章前三名，第一名是李敖，第二名是李敖，第三名还是李敖！看来，白话文很适合张扬个性，这对一向含蓄、自谦过头的国人，自是功德无量。以上举的几个人碰巧都是拿白话文当匕首、投枪的，其实，文饰布尔乔亚的意象，白话文一样是得心应手，这不，张爱玲的《第一炉香》至今还在余烟袅袅。

　　胡适、鲁迅的年代，还有一样流行文体，通常以“均鉴”、“勋鉴”开头，名曰“通电”。通电是那个时代的高音喇叭，语气铿锵、气韵高昂，主张、表态、建议都得通电，电报局长期在中国社会中占据特殊地位，实肇因于此。因为社会需求巨大，拟通电的高手俨然今天电影界的张艺谋、编剧界的刘震云、音乐界的三宝而过之——政客们的形象塑造与此有极大的关系。

　　1950-1989年：混沌

　　1950年代后，蓝蚂蚁的世界里其实也有“流行”文体，只不过，不是今天的“炒手”或“搞手”们熟悉的那种，《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构建了一种新的文学中心，《上海的早晨》里穿着松紧口黑布鞋慢慢腐化变质的苏北干部提示了文学对诠释政治所负的重要责任，泡过《茶馆》的老舍，终于把“高举毛泽东思想大红旗”写进了诗歌里。这一段时间的流行文体，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很不多见，难免有叫人难以消化之处，但是流行由不得你，“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式的氛围中，集体失语最终演化为集体的歇斯底里。汉语在退化，但写大字报成风却培养了不少书法家。

　　有一天，大家厌倦了雄壮的叙事和歌颂，据说后来在拉斯维加斯赌场当员工的卢新华写出了《伤痕》，一时间，人们用后来排队抢购彩电的劲头抢购被伤感和控诉所笼罩的各种文学杂志，作家身上的光环让文学青年成为一种足以诱惑异性的准职业。接着，生命力无比顽强的国人哭过之后擦了擦泪水模糊的双眼，开始了争取先富起来的新长征。“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如此轻快的心情是如何迅速飘荡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就是过来人，也很难搞得清其中的心理转换过程。1980年代，是流行文体并存并迅速转换的年代，各式各样的情绪和需求通过不同的文本宣泄、流淌，得到满足。“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台湾校园歌曲的甜美忧伤尚在扩散，《乡恋》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原创；结果，齐豫在最红的时候我们无缘亲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却在道学先生的谆谆教诲中“污染”了我们的认知——纯情美酒和咖啡就是另一种生活的标识。《窗外》用纯真的少女爱情让还在准备高考的女生们哭红了眼睛，也让一袭白色衣裙成为大学女生扮演纯情的标准配备，但每月17.5元的助学金还不足以小资；与此同时，有人开始让我们“反思”中国社会何以形成停滞数千年的“超稳定结构”。“22岁，我爬出青春的沼泽，像一把伤痕累累的六弦琴……”感性十足的国人在这个时候欣赏上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他们热衷于朦胧诗、象征诗，但也故作深沉地把玩符号学、存在哲学、科学证伪、潜意识。“文化热”使翻译和“新启蒙”成为文人的生财之道，而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这样的尖端问题的思索，使电视政论片这种今天收视率极低的节目居然在当时承担了讨论文明走向的重任。

　　据说，小说是艺术之王，张贤亮的《绿化树》系列在1980年代中期是代表性的文本之一，从个人的经历中透视国家民族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规律，是公认的主流式操作。但剑走“偏锋”的，似乎更容易走红。马原的《伸出你的舌头，或者空空荡荡》尝试了《百年孤独》式的魔幻，义愤填膺的批判使他益发红极一时。王蒙尝试意识流，被认为对《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也就是他自己文学历史和道路的背叛，但读者们似乎更敬重这个曾经当过部长的作家了。金庸提供的文本是真正创造性的建构，虽然长时间不被认为是正经的文学，但某些国人的偏执并没有影响他的图书流传性仅次于语录。

　　1990年至今：解构

　　进入1990年代，汪国真把一个整句子断成两三截的诗，风靡万千少年，不够玉树临风的他，没有成为长时间的偶像，但“珍惜一个人独行的寂寞”之类的诗行已经让不少人添堵。王朔在《空中小姐》中纯情一次以后，很快用《动物凶猛》、《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开创了经久不衰的解构式文学创作，他对“正经”、“正统”的戏耍，使他在新时期文学史上获得了永久的地位，尽管这些年他真的变成了“看上去很美”的“码字的”。与此同时，中国的流行文体开始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唱着“太阳最红”，搞着后现代和后后现代，和崔健演绎《南泥湾》一样可爱；《同桌的你》、《小芳》等明显喝了白兰地的新式怀旧的背后，叶永烈、权延赤、李银桥等一再包装“华盛顿与樱桃树”式的中国版新史诗；被错误地援引为“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发明人的鲁迅被作为“老木头”来炒作，《北京人在纽约》却用国人不熟悉的异域生活提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陈忠实以《白鹿原》、贾平凹以《废都》各自诠释厚重的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同时，《女友》、《知音》、《深圳青年》等培养出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撰稿人，而本来以毛衣新式样主打的《上海服饰》及其同类，在《世界时装之苑》们的逼迫下，开始讨论女人衣橱、范思哲的意义和充满张爱玲式绮靡的价值。

　　1990年代同时是“文艺复兴”时期，国人在这个时候又“发现”了沈从文、施蛰存、梁实秋、梁遇春……他们突然发现波德莱尔原来在中国早有个高足，“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闻一多的金刚怒目背后竟有这样味道正宗的象征诗；“丁香一样结着愁绪的姑娘”如果早点念，哪需要汪国真的哀怨呢？“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式的相对主义在后现代眼里是这样值得咀嚼，眼下那些拿寻死觅活当生存状态的诗人又何足道哉？弘一大师声望如日中天之际，到灵隐寺当和尚以发现人生真谛，简直是行为艺术先驱。刘半农一边当北大教授，一边写作“叫我如何不想她？”，那些动不动拿半通不通的歌词当“原创”炫耀的歌手已经等而下之，靠枪手当上作曲家、引得女歌星群莺乱飞的张俊以就更加叫人无从置词。高山仰止，本来是足以叫人惭愧而无所措手的，但后现代并不怯于献丑，流行文本还是各领风骚一两年。“新天地”和“宜家”终于泛滥，而《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所代表的义和团情绪同样叫座。一片喧嚣之中，汪曾祺1980年代写就的《国子监》在90年代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文本——他还有同样叫《岳阳楼记》的篇什，足以见证他对自己的期许。

　　2000年刚过，德高望重的费孝通老先生表达了他新的美学、文化学见解：“人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老人家的理想另有深奥之处，自不待言，但冒出来“响应”的竟是美女“身体”，CK内裤武装起来的众美之中，《乌鸦》从中国文化的上空掠过。毕淑敏说：要拯救的，还不止是乳房。回顾100多年的流行文体，真有欲辩已忘言的仓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