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持久的自我更新运动不会因为我们关于它的话语而发生多少变化，更不会因为我们的述说而做多少改变。也许影像是一个例外：依赖于技术的力量，它捕获并固定了中国城市变迁的每一个瞬间。或许，只有这个瞬间是真实的。

　　文/王唯铭

　　个人始终认为，还远远没有到达可以对中国城市的全部变迁作出深刻总结的时候。从变得有些遥远的1980年代开始，或者更具体点说，从1979年中国与她当年的死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中国城市就走上了一条持久变革的不归之路。

　　从那时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说得夸张一点，中国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正以磁悬浮的速度前进着，而它的能量则以“核反应”方式释放着：庞大而快捷的城市交通网络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中富有力度地铺展；高楼、超高楼、超超高楼以巴比伦人都不敢梦想的形式伫立在中国的北方、南方和东方的蔚蓝的天空下；不同文化、不同形态和不同体量的空间密布于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在这些空间里面，有着二十年以前绝然不敢表现的丰富、紧张、激烈的情感。

　　然而，一切尚处于不明地带。

　　就人性而言，它在变迁的中国城市中是个巨大的谜团。譬如，一个与生俱来便在中国核心城市圈中的男人，与一个从外省小镇匆匆赶往城市并渴望以自己的一份小小姿色打动城市之墙的某个女子，他们之间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更不用说那些带着大小资本、冷酷地幻想着在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中获得他卑微利益的西方冒险家了，他们的感受又有多少人可以真实地知晓？

　　我们因此只能对历史稍作回溯，对现状稍作勾勒，我们只能期望在中国城市进化历史的模糊轮廓中得出一些不免缪误的结论。

　　新空间：中国城市的变迁节奏

　　中国城市(我这里指的是排除了香港、台北这些大陆之外的城市)变迁的历史开始于奢华空间的诞生，对奢华空间你又可以用“新空间”这样会让人产生歧义的词语来描述。一段时间，中国城市消失了所有的奢华空间。

　　40年以前，中国城市的大小舞厅在意识形态高压下完全被抹消。可以想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一种充满了城市感觉的生活形态也随之抹消。

　　30年以前，中国城市的所有咖啡馆也在“向左、向左、向左”的马雅可夫斯基般的欢呼声中命如游丝。随着香气四溢的咖啡馆在城市各个区域被逐一放逐，那份源自西方大班的城市趣味随之也烟消云散。

　　一切的情调都在极权主义年代窒息而死，包括一切的CRASS，一切可能的奢华。

　　HOTEL将所有的一切作了改变，它回复了中国城市曾经有过的那份格调，并加以奢华的色彩。不过，在HOTEL出现之前，一些小的情调空间已在二十多年之前逐一产生。

　　先是咖啡馆，作为未来酒吧的雏形，它在中国城市的各个区域小心翼翼地产生；接着是舞厅，它以更为战战兢兢的姿态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

　　随后是HOTEL。

　　无论是在中国南方，那座始终萦绕着亚热带气息和旧殖民时代风格的城市；还是在中国北方，那座尽管老旧但依然不失贵族感觉的城市，或是在我居住的、开埠于160年之前的、因了全世界冒险家的拥入而被称作为“乐园”的城市，在它们曾因左派布尔什维克而显得一清二白的土地上有了HOTEL这个新空间。

　　在上海，1984年产生了上海宾馆；1987年建造了华亭宾馆；1989年拥有了锦沧文华宾馆；而1990年则伫立起了静安希尔顿和由伟大的波特曼炮制出来的上海商城。

　　是在上海宾馆的23楼，上海市民第一次感受到了迪斯科节奏的震撼，而来自美国的记者，则在疯狂跳动的上海年轻的男女身上看到了“极权社会崩溃的迹象”；是在华亭宾馆的二楼，上海市民第一次敏感到西方的傲慢：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城市中的所有丑陋的展示让中国的神经收缩；是在锦沧文华大酒店的地下室中，上海市民第一次被未来将成主流的奢华生活方式所击倒，只有FEC方能消费的“海涅根”啤酒冷静地将不属于这个阶层的人们挡在了它的门外；而在波特曼炮制的“丽兹卡尔顿”的8楼，上海市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与中国大陆之外城市的公民差距：香港阔佬神魂颠倒于韩文扬那条轻舞飞扬的舞蹈之腿，而台湾巴子则以手中的人头马洋酒来宣告一个绝对奢华的社会将以普通男女无法想象的方式提前到来。

　　正是HOTEL这个今天看来如此寻常而昔日如此神秘的空间，向中国城市的市民提供了他们视域上前所未有的物象：优雅地旋转的自动门，穿着宾馆制服始终向你微笑的服务生，光亮得不可思议的意大利大理石，彷佛用黄金包起来的各道栏杆，璀灿得不可思议的水晶吊灯，吧台左右的带着无限爱意的淡淡灯光，柔软得让你感觉世界正在身边消失的地毯，有着纯金水龙头、洁净得一如世界末日的大理石浴缸，以及种种阔佬们享用的奢华到有些糜烂的设置、装备和东西。

　　HOTEL就这样彻底地掠夺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中国城市的眼球，它完全地窒息了中国人民(那时，中国人民刚刚产生了白领这个群体，但还没有小资这个阶层，更没有“布布族”这个人群)的审美神经。

　　在中国城市已有的一百多年历史中，还没有一个时期曾以奢华空间雨后春笋般的涌起作为象征，它以绝对的体量拨动了我们的视神经和其它种种神经。

　　在中国经济形态这个更为宽广的视角中，HOTEL的风起云涌更多地是为了上世纪80年代的国家开放，是为了容纳来自西方或更西的西方的那些男女或性感或骨感的身子。

　　在中国城市审美这个视角，HOTEL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城市旧有的面貌，它有效地改写了中国城市的天际轮廓线，它将中国城市昔日苍白的天空点缀得无比恢弘。在北京，沿着王府井大街上一路而去的HOTEL对一个昔日皇家园地的地貌作了强力修正；在上海，陆家嘴中央商务区的几十幢高楼，以不亚于“法国德方斯”的规模阐释着人类有关高度有关空间征服的梦想；而在广州的珠江边上，从老牌的爱群酒店到中国最早的合资酒店白天鹅宾馆，HOTEL让这个务实而多情的南方城市有了新的格局。

　　而在中国城市生活方式的这个视角中，HOTEL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每座城市的男女市民。我还是举我居住的城市为例。

　　1984年，当上海宾馆伫立在老派的静安宾馆一侧时，普通的上海市民只能在华山路与乌鲁木齐北路相交之地贪婪地看着HOTEL的密斯·凡·德罗风格的立面。那个年代，进入上海宾馆，假如你不具备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特征，你就必须出示回乡证，你就必须向那些脸带微笑其实暗藏杀机的侍应生证明自己在祖国的另外一些特殊区域活动已久。

　　90年代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HOTEL向中国城市的所有市民开放，情感过于激动的男女将HOTEL当成了人间伊甸园，每一次的进入不啻是去了一次香港。工作在HOTEL里面的人们，尤其是女人们，更会夸张她们的感觉。我个人一直没有忘却这样的情景，是在90年代初期，在茂名南路右侧的花园饭店，当时的公关小姐神经兮兮地向我说道：“我喜欢这里，这里不像上海，这里更像纽约或巴黎，这里的空气也比外面的要好。”

　　除了HOTEL，还有许多新空间产生在城市的大变迁中。在90年代早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我们看见了精品屋出现在上海的九江路，理所当然地，它也应该出现在北京的秀水街。随后是夜总会。在一个空间中，整合了多种娱乐形式，它们也让后来蔚然成风的K房小姐在这里受到了最初的熏陶，获得了成长的最初经验。

　　我们还可以指出保龄球房这种新空间形式，以及酒吧和咖啡馆。

　　当中国城市出现了“新天地”这样的怪物时，至少在“罗娜”、“ARK”和“东魅”等等场所，我们目击了50年代被消灭的那些咖啡馆和舞厅正以新的形式再一次出现。

　　历史开始了它的新的轮回。

　　新情感：中国城市的隐秘运动

　　新情感的产生并在城市中的运动，是与新空间在城市中的伫立同时进行的事情。某种意义上说，巨大体量的空间固然能够掠夺当代人的眼球，但新价值观念对城市人的浸淫，却让中国城市的物质内核变得丰富和多彩。

　　我先说城市的“圈地运动”。

　　魏宏(当然是假名)，男性，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在远离上海30公里之处，在安德鲁大师设计的新上海国际机场一侧，他圈下了土地：一开始的6亩和此刻的60亩。

　　在最初的6亩土地上，他用100万人民币建造了一幢英国乡村风格的别墅，这幢别墅基本占地为一亩，他在另外的5亩土地上种植了上百种植物；他对接着圈下的60亩土地的处理十分简单：让园艺公司种植更多的植物，也许是上千种植物，他什么都不要求了，他只要求那份天然的趣味，野趣。

　　陈凯，男性，上海著名的生殖系统专家。在远离上海郊外50公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他所圈的那一小块土地上放养了17匹马儿，其中两匹是纯种的阿拉伯高头大马。

　　陈凯经常来到马场，在2003年的阳光下，在野草无限芳香的马场上策马狂奔。他说：“我热爱运动，马上的运动。与马儿亲近让我更懂得生命的真谛。”

　　陈凯的逍遥感觉也许是19世纪在上海李家庄一带溜马的西方大班都未必能够领略的。

　　随后是2003年7月8日下午，青浦徐泾乡，上海著名的摄影家、旅游家、收藏家尔冬强先生，举办了他的民间艺术品博物馆的告别展。

　　从那刻起，一个对上海有着特别意义的空间悄然湮灭。当城市情调主义者和布尔乔亚分子正为此而感伤不已，尔冬强却没有更多时间用于感伤，为了他始终如一的活法，也为了让两万件民间艺术品有一个安身之处，他做了一个圈地动作。在大约离开城市核心圈80至100公里，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明清古镇，尔冬强“圈”下了一块地，更正确点说是“圈”下了这块地上的一幢大房。

　　它的面积足有一千多平方。

　　它的历史足有三四百年。

　　按尔冬强的眼光判断，这幢大房当初多半是用来转运粮食，因为在它的门前，有十多米宽的河埠头，边上可以停靠吃水很深的大船。

　　尔冬强希望在此重建他的民间艺术品博物馆，也在此，将他独特的生活方式加以延续，是退隐山林，亲近自然，始终充满了泥土、油菜花以及其它乡野气息的生活方式。

　　上面只是我的城市的一些个例。

　　我完全能够想象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新的生活正在霓虹灯光无法映射到的地方诞生。中国城市的部分精英，他们开着私家车，在远离中国城市核心区域的地方停留下来，圈下一大块地，成为新时代的“地主”。这确实颇具意味：当无以计数的城市男女蜂狂蝶浪于中国城市的各种新空间，沉溺于现代生活给予的全部刺激和快感，中国城市中的部分富人、部分名士和部分精英，却在远离中国城市的乡野之地云淡风轻，他们乐意在泥土的芳香中感受自然的悠长意味。

　　这种远离城市、适度拒绝城市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今天中国城市的新情感。

　　我个人认为，相对于“远离城市”的新情感，还有一种情感值得我们非常的关注，那就是在匿名状态下的“非常沟通”。

　　我愿意述说这样一个场景：

　　那是2003年的情人节。

　　在中国的某一座城市中，一个叫作周兰芳的女子收到了她的女友的邀请。

　　女友这样告诉周兰芳，在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和特别的时刻，思想前卫的周兰芳应该介入她们的活动：速配派对。

　　在这个速配派对上，男女性的比例始终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有10个男子，便有10个女子；有100个女性，便有100个男性。他们之间全都处于匿名状态：既不知道对方的今天，更不了解对方的过去。他们只知道对方大致的社会身份是白领。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他们知道，一旦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有了兴趣，而这个女子也对这个男子的“兴趣”作出反应，那么他们之间就可以完成速配。

　　前卫的周兰芳拒绝了这次“速配派对”，就像她过去一直拒绝的那样，她有她的理由。她的女友却欣然前往。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周兰芳的女友这么告诉她：“那天没有一个男人是有'腔调'的，我没有来电的感觉。”

　　假如这是中国城市当下关于“非常沟通”的一个例子，那么，我们还可以再举另外一个有些不同的例子。

　　这是中国的某个城市。一个星期五的晚上。

　　在一家红茶坊的二楼，我们看见6个白领模样的城市人已围拢在一张竹子做就的桌子边。他们每人面前一壶红茶，红茶边上一盆水果。他们的配比完全平衡：三男三女。那刻，他们中的三个男性正滔滔不绝地演说，而女性则或笑不露齿，或含苞待放。

　　这是中国城市正广泛流行的“星期五聚会”。它的基本特点是：各人各出茶水费，随时听从主持人召唤，最后，与“速配派对”一样，他们间也都处于匿名状态，不了解也不在乎对方的一切。

　　与“速配派对”不同的是，“星期五聚会”不直接导致男女双方的情欲沟通，它更强调的是在匿名状态下的情感交流，期望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氛围中，达到两情相悦的目的。

　　中国城市的当下境域中还有“援助交际”这样一种更为激烈的“非常沟通”的形式。

　　由于这种形式更多地指向了两性交易而不是两性沟通，我不认为它表明着城市情感在这个世纪的最初10年的激荡，相反，这种情感里有着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四马路惠乐里女人的渴望。这种渴望以后我们将另行分析。

　　总之，“非常沟通”已毫不犹豫地成为大变迁中的中国城市的新情感，它与遍布于中国大小城市中的“一夜情群体”、“性放纵群体”一起，形成了最诡秘、最紧张的城市情感流向。我们从来没有丧失历史的感觉，穿越了时空的人间变化真的无需我们有更多的话语。只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当中国城市的男人用远离城市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存在；中国城市中的女人，则以看来最城市化的行为──有节制的两性沟通──向伟大的自然作了皈依。

　　我们最终都将皈依自然。无论是乡村与城市的对峙，还是城市本身的反复变迁，在自然面前它们显得如此渺小，自然是一种更大的存在，也是一种更大的笼罩。我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