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数学家蔡天新在他40岁的时候，回顾了与前半生紧密相关的几个数字：15岁上大学，24岁获博士学位，31岁做教授，33岁成为东方之子。旅行了60多个国家，写作了250首异国情调的诗歌。

　　他无意识地多了两重身份，诗人、旅行家。一个人与一个专业的背离还是投合？

　　年初，他结集出版了旅行随笔集《数字和玫瑰》，笔吻沉静，充满智性，在开篇《旅行者说》中，蔡天新提及一段他的少年往事：在浙江某个乡村小学的教室里，这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小学生画下尼克松首次访华的路线图(可惜，这张珍贵的手绘地图在一次搬家过程中遗失了)；他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在上大学的路上第一次见到火车，此前到过的最大城市是温州。“他的所有经历都似乎是有预谋的。”翻译过蔡天新诗歌的德国诗人托比亚斯·布加特在一篇批评文章中不无嫉妒地写道，“它们相互作用、串通一气：父亲的藏书架，童年开始绘制的地图册，《阿波利奈尔》杂志，数学访问和会议，当然还有诗歌和旅行。”他甚至对“蔡天新”这个名字进行了汉语的追根溯源——出自杜甫《丽人行》中的诗句。

　　也许布加特是对的，一个名字不仅仅是个符号。

　　有关一个天才的传奇

　　8月13日，杭州。在接受采访的下午，咖啡馆翻来覆去地播放大街上唱滥了的流行乐，窗外烟雨凄迷，蔡天新提不起劲，究其原因他说是午间没有打盹。一到晚上，当热烈的拉丁音乐响彻防空洞一样的酒吧，他左顾右盼，几次欲撇下记者离席而舞。

　　对于音乐、舞蹈的领悟蔡天新无师自通。还有绘画。目前是他一对7岁的孪生女儿的绘画老师。

　　也许他本来就应与诗歌这样的艺术门类为伍。也许他本来就应将有限的精力集于一个方向，走得长长远远—可是，当初又为什么选择了数学？

　　这触及蔡天新的敏感区。他始终不愿深谈童年际遇。给他取名字的父亲毕业于北大历史系，酷爱文学，但命运不济，经历“反右”之后的这位中学校长更是变得非常务实(烹饪、放牧和木工样样精通)。父亲毫无商量地决定了蔡天新的数学之路。

　　“当我忆及遥远的往昔/怀着兴味，听从幻想的劝告/一双因患冻疮肿大的手/在白色的窗帘布后面出现/一位死去很久的亲人的脸”，蔡天新在写给父亲的悼亡诗中，复杂情绪显而易见。因为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假设。

　　而他后来所目睹的母亲被打成“反革命”，年长10岁的哥哥插队东北……这些都没有发生在蔡天新身上，但却对他的肢体与大脑造成了奇特反应——是什么呢？蔡天新没说。我想，他所谓的梦想，地图，火车，飞行，无一不是孤独的少年企图通向外部世界的可能性。

　　从研究生时代开始写诗，蔡天新在走过60多个国家，接触过500多个不同种族的人后，亦自认为“拥有了必要的自信、宁静、气度”，甚至是，一个40岁男人的魅力。

　　多重身份的精神堡垒

　　多年以后，蔡天新对他父亲的选择怀抱感激，因为“数学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在他，已经将这句话领略到精神世界，重回到内部。他拒绝别人将他与漂泊者混为一谈，固守着家园——杭州。

　　“有很多次想逃离这座城市。因为浓重的市井味道。”(其实杭州不算是中国最市井的城市吧？)他所谓的逃离即是旅行，他不是游子，最长不超过一年便会心满意足地回来。

　　10年中只有两个夏天他没有出去，一个是1996年夏天他的孪生女儿出世，一个是今年夏天，他年满40。他对家庭、对孩子怀抱着一份细致的温和(她们跟着他去过十几个国家)。

　　“蔡天新虽然有很好的海外生存手段，却在每次漫游之后返回他的祖国，返回到他的母语世界中去，这种现象无疑是意味深长的。”又要提到布加特的评论。不得不说，蔡天新跟国内众多媒体所说寥寥却对国外友人叙述多多。在蔡天新的旅行中，这些朋友随时可能收到他从世界的某个角落寄出的信函，或者一件精美的礼物。

　　而他仍然眷恋故土。“不能享受平常生活的人是无法体会旅行与诗歌的激情的。”就像他对自己的数学家身份从一而终，用专业的术语表达了观点：空间虽然在不断地发生位移，到最后仍然会如齿轮线一样回到最原始的出发地。对他来说，首先是数学访问和会议带动了旅行，然后是旅行启发了写作的灵感，现在诗歌和文学活动又不断提供新的旅行。它们是良性循环的，难以割舍其一。

　　蔡天新极少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提及旅行或诗歌，学生们只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注重启发和引导的老师”，要求别人跟他自己一样不断有灵感外涌的老师，而且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老师。数以百计的学生买了老师的书后惊叹不已，开始称他为“蔡蔡”、“小蔡”、“数学界的才子”。毕竟，他给枯燥的数学系带来了勃勃生气。他也适时地将旅行中带回的登机牌、车票、面值较小的硬币作为礼物赠与学生或听众(地图舍不得)。

　　“要求”所遭遇的麻烦

　　蔡天新是个有要求的人，但不苛求。因为随着年轮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他也渐渐变得温和与宽厚。

　　他对一切东西都要求漂亮有型—树木、房屋、飞鸟、河流。而我在酒吧亲眼所见，蔡天新和他的朋友约请的两位女孩都是标致的美女。在《数字和玫瑰》一诗中，我注意到他写玫瑰时用了“那些绯红、橙黄或洁白的花朵”。第一眼见蔡天新时，他穿黄绿格子衬衣踩着被雨浸染过的白色斑马线挥手而来，举一把旧的紫红色折叠伞。他的衣物可以不论品牌却一定要有颜色、形状。

　　他要求健康。他的身体和胃口确保了他的旅途顺畅。有人说，他的少年白发因为写诗变黑了—其实是旅行变黑的。他喜欢一切对抗性比赛，一直是院系教工运动队的主力。他还要求速度。在他的前半生，他以一种不可预料的速度在完成一个人可能需要一辈子才能完成的事。“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蔡天新也会说。在他听到一切热烈的音乐时，忍不住感慨：“这时候我感到生命停止了衰退。”

　　谁能抵抗生命的衰退呢？

　　蔡天新无论是在采访过程还是吃饭泡吧，手机永远是他最亲密的同伴，他总会偷空看一眼显示屏上的时间。

　　他不戴表，除了眼镜再无多余的物件。就连皮鞋皮带也都是在国外买的极轻便的那种。他不喜欢重量。或者说不喜欢负担。在城市他以出租车代步(尽管他在美国练就了一流的车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是依靠飞机。在这个年纪，时间显得紧迫。只有减轻重量，加速行驶。

　　蔡天新一惯地从容，和缓，只有在谈到速度的问题上他显得忧心忡忡。“如果给我一个机会重新选择，可能我读完硕士(21岁)的时候出国就完全不一样了。”此后他经常提“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他要求的速度遇到不可抗拒的麻烦了。

　　“40岁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我迷恋旅行，在此之后，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写作上。”

　　他依然为明年的夏天预定了目标：地中海东岸。是故意埋下了伏笔——这通常成为能实现的预言。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