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大学就是学知识。其实刚好相反。大学不在乎灌输知识。大学里面最快乐的就是生活，离开以后找不到了，一生以后不会有了。”

　　文/裴谕新图—佳佳

　　程介明，香港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首席教授。通常大家是按这个顺序介绍。当然，因不同场合，还有诸多称谓，作为“程介明”超越香港教育而成为香港文化名流的结果。不过我每每遇到这个头发白得很有味道的男人，总习惯叫一声“程教授”。这是因为最早，我听到程介明这个名字，是有人指点说：港大有三个人讲课讲得好，程介明算一个。而三个讲课讲得好的人中间，只有程介明每年飞去哈佛三个月授课解惑。因为这点，后来我专门自费去听了一堂程教授的课，750港币，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把那堂课背下来。

　　及至进到港大纽鲁诗楼10楼的程副校长办公室，我方才揣测：程介明身上那种令人过目难忘的学者气度，或许不是家学渊源，或许与他后天所置身的环境有关。就拿这间20平米的校长办公室来说吧，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家空间拮据、经营不善的小书店。书柜里自然是不堪重负，除此之外，书一摞一摞一堆一堆挤占了书柜与书桌之间的空隙，让人生出举步维艰的感觉。采访机无处放，就放在书堆上。校长助理倒了两杯咖啡，书堆自然又成了咖啡桌。在这样的环境里，出乎意料地我听到了一个已经攀上金字塔顶的职业教育者“离经叛道”的故事。

　　颇有历史的三句箴言

　　“我有三句话：第一句，The best regulations are not written,最好的规章制度是写不出来的。像武侠所说，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第二句，The best learning are not credited，最好的成绩是成绩表上没有的。第三句，The best warden does nothing，最好的舍监什么也不干。”程副校长的这三句真经我以前也听过，这是他以副校长之尊担任港大利希慎宿舍的舍监的金字招牌。不过我不知道当年他以26岁之龄做“校长”时，就已开始磨练这三招了。

　　程介明是上世纪60年代的港大学生。“从小父亲就希望我当科学家，而那个时候物理当红，我就念了物理数学。”程介明没有当科学家的原因很简单，数学老是听不明白。“毕业正值香港教育资源短缺，每到暑假，学生到处找学校念书，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这些学校好像店一样做买卖。”程介明于是和弟弟一起，办了一个班，收的都是“穷得不得了的学生”。开班的时候有20多个学生，后来有人资助，程介明就做了校长，那年他26岁。

　　“我那时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有一个校监，七十几岁，原来的校长，帮我打理一切。他得了癌症，医生说只有几个月生命。但是他天天来学校，解决各种问题，结果他的生命又维持了8年。”有这样一个校监，年轻的程介明惬意地当了9年校长，学校规模也扩到一年800多学生。就在采访前不久，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聚餐，还把程校长请了回去。这些学生现在大都是中小企业的老板。“这些人的公司现在成了香港经济的支柱。”程介明谈起这些学生来有掩饰不住的得意。倡导普通话教育，倡导多种办学形式，倡导香港的大学对内地招生降低门槛，倡导学生自治……作为香港教育界风头正劲的改革者，程介明还是喜欢用自己做舍监的观察做例证：“宿舍里每层楼30几个人，共用两个雪柜。每个人都可以往雪柜里摆东西，每个人都可以从雪柜里拿东西。但是没有人丢东西。在宿舍里，我们可以创造出这样一个氛围。那么在社区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创造一个环境？”

　　“无为而治”的教育理念由来已久。程介明回顾自己毕生所学，很少是上课学来的。他没学过普通话没学过电脑，现在拿手的吹笛子，也没学过，都是摸索的。“我们上大学的那个时候是很舒服的，二年级就不用考试。现在是每年都要考，半年都要考一次。我现在还是慢慢把它变回来。对大学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以为大学就是学知识。刚好相反。大学不在乎灌输知识。大学里面最快乐的就是生活，离开以后找不到了，一生以后不会有了。”

　　关于贵族大学的误会

　　拥有百年校史的港大是目前香港惟一坚持用英文教学的大学，其口号是“为21世纪培育领袖”。港大也确实出了不少杰出人物，如陈方安生、梁锦松，远的更可述至孙中山，所以港大在民间有“贵族大学”之称。然而探起程副校长的家世，他也算“新移民”一族。

　　父亲是扬州人，母亲苏州人，父母皆在上海长大。抗战时期两个年轻人去了昆明，在那里生下了程介明，这也是“介明”这个名字的渊源。4岁的时候程介明随父母来到香港。对上海的家程介明还有印象，在淮海路，是一栋小洋房。但是程介明一再强调他们不是大家，只能算小康。程的父亲在银行做事。1949年银行到香港开一个分公司，父亲就到分公司来，当个总经理。程介明还记得那时候全家住在铜锣湾，两厅三房。可是时间不长，公司倒闭了。家里的房子越来越小。后来剩到全家4口人，住一个房间。

　　程介明在港大的同班同学里面，虽然也有有钱的，但大多数都是苦的，都是第一代大学生。当时很多同学在家里睡双层床，很多人挤住一个小房间。

　　但是在大学里，两个人一个房间，宿舍像酒店，有roomboy，给你服务。学费不贵，很多人拿助学金。

　　当时一般工资几百块，港大出去的学生要一千以上。他们有两条路。学工程、医科、文学的，当政府官员的比较多；学理的，很多人是再出去念书，当科学家。程介明选择了教书，教书经济上是不差的，特别是公立学校。但是私立就不行。程介明以前做了9年校长，还没有交过税——还没到交税那个门槛。后来他到香港有名的公立学校圣保罗教书，一下拿4000多块高薪，这是他毕业后，第一次拿4位数的工资。

　　自成模式的思维交流

　　教书期间，程介明重返港大，念了在职的硕士课程。之后又教了几年书，又到英国伦敦大学拿了教育学博士学位。其实他的求学和教学经验，在港大诸多教员中颇有代表性。程介明如何看待这种模式？

　　其实程介明更为看重的是不同文化模式下思维方式的交流。“我有一年和同事去贵州苗寨做一个人类学调查。研究当地女孩子的文盲率很高原因。其实每年当地政府都拿了很多扶贫款出来，但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做这个调查，就在苗寨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尽量融入他们的生活。后来我们发现，造成女孩子低入学率的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当地的风俗，使得她们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钻研绣花技术。”这种寻找问题的方法就叫交流。不同文化模式下的生活经历，可以培养人们的这种交流能力，理解能力，学习能力，从而融会贯通，掌握全局。如果真的有一种程介明模式，程介明希望这种交流能力是他能带给大家的启迪。

　　程介明有一对宝贝儿女。他们以自己的成长实践着老爸的跨文化思维：先是念香港的名校中学，之后一个去了英国，一个去了美国，继续求学。女儿已经大学毕业，被著名的投资公司摩根士坦利看中，但还是回了香港工作。程介明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太太，一向做的是商贸。尽管行政职务压身，又要教书、著述，还有各种社会活动，程副校长依然可以保证准时上班下班，周末陪家人。这在港大教授加班盛行的氛围里，也算是个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