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晓春的根本目的应该是让人思考由这个古代中国人所体现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与这个错乱的现实世界和谐共处的可能性。

　　一个峨冠博带的中国古代文人，以始终不变的肃穆神色，幽灵般地出现在西方各种公共空间或私人场所。他或伫立于人流熙来攘往的国际机场候机大厅，或站在空旷无人的汽车装配线旁，或出现在中国留学生抗议美国轰炸中国使馆的人群中，或正襟危坐于外国人举办的家宴中。

　　这个中国古代文人的雕像是缪晓春按照自己的形象翻制的。“他”(缪晓春这么称呼他自己的分身)的服装是缪晓春缝制的。将这个缪晓春的第二自我放置于各种公共空间中，再将“他”与这些场合拍摄在一起。缪晓春以此完成了在德国卡塞尔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当时，他的重心放在了用中国元素所形成的一种东西文化的对比上，通过这种不同时空的对接与并置(更多的是视觉上的)，缪晓春突出了东西文化的反差，由此引发对于当代文化、身体认同、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等多方面的议题。

　　而随着他个人生活的变化而引起的时空环境的变化，缪晓春的这个中国古代文人自塑像作为一个坯胎，开始逐渐扩散，繁衍。在他于1999年回国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后，他的这个作品终于跨越了两元的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相对简单的框架，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境界。这个作品的主题逐渐深化，形态也日渐丰满，意蕴变得越来越复杂，丰富。“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默默地观看发生在这个土地上的一切变化。但“他”只是观看，没有表态，神态依旧肃穆。

　　“他”被放在了CT扫描机下接受身体检查，“他”伫立于满眼都是煽动欲望的广告的街头，“他”被城市街头的迷离夜色弄得不知所措，“他”与众人一起在动物园里观看猴子们戏耍，“他”在水乡河边沉思，而一个年轻女性正在他身后查看手机短信，“他”(不止一个)甚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仰望四周的天空，“他”的姿态似乎预示一场空袭将至。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变化与各种隐忧，被缪晓春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从德国到中国，“他”被安排进东西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面对不同的情景，与之构成各异的对话。

　　在如此纷繁的现实面前，“他”是如此的沉稳，以至于我们正常的行止也都显出了一种进退失据，显出了一种荒谬。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诱惑与危险，“他”的不为所动本身就构成了对于我们容易冲动、容易失落的无声谴责。“他”作为缪晓春的一个分身，在特定的语境下，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接受来自“他者”的审视。无论是“他”被审视还是“他”在审视，“他”都成为了一个文化、一个民族的自我参照、自我反思、自我发现的镜子。

　　缪晓春的作品也让我们意识到，建构世界并不是绘画的特权，摄影完全可以重新建构一个新的世界。这种世界的建立，当然不是以前被人讥讽的机械无原则的复制，而是艺术家以足够的自信来重新组织加工过的观念世界，并以一种逼真得不能再逼真的形态再次呈现在人们眼前。他充分运用了数字技术，大胆逆向操作，索性运用逼真的迷思，来大胆建设一个逼真无比却又是明白虚构的观念世界。在这里，逼真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如此逼真营造的虚构终于在真实与不真实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同时，精确地再现此时也不再成为摄影的原罪。而虚构也决不因为摄影的共谋而心怀罪感。于是，缪晓春的摄影成为了一个让我们重新思考世界的原理，重新思考摄影的本质的视觉指引与思维通道。

　　运用摄影这个方式，缪晓春把自己作为一个“他者”与当代生活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他”的出现，让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当代生活本身，终于有机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意识去到过去的存在；同时，这也让过去含蓄地提出对于当代生活的提问。通过摄影，缪晓春把过去召回到现代，通过让真实的自我隐身于虚构的遥远的自我之中的形式观察当代生活。他借这个虚构的自我的躯壳来观察世界，人为地建立并呈现一种“他”与周围世界的对立，矛盾甚至是冲突。当然，这并不是他苦心制作这些巨大作品的根本目的。他的根本目的应该是让人思考由这个古代中国人所体现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与这个错乱的现实世界和谐共处的可能性。面对这样的景象，我们是否会认真地想一下，如果这眼前景象就是一种现实，我们又会怎样对待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