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于第五代浓烈色块的大喜大悲和热衷于制造记忆的传奇，这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导演更多把镜头对准自己，执着于自身的成长经验和青春情愫。所以，在大学里，他们被大学生们单纯的热情接纳了。

　　文/宁二 图/新周刊图片库

　　1995年，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大三的学生贾樟柯带着自己的作品《小山回家》来到北大放映，这是《小山回家》第二次“公映”，之前它曾备受奚落；

　　1998年，大学毕业不久的贾樟柯凭借《小武》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的大奖，我清楚记得，北大三角地一块简陋的宣传板上贴着一幅招贴，“热烈欢迎”拿了大奖的“青年导演贾樟柯”在北大放映他的两部作品，“贾樟柯是谁啊？”路过的同学议论纷纷；

　　2003年11月8日晚9点，广州暨南大学三楼一间普通的教室，夹杂在一百多名大学生当中，在等待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见到了从深圳匆匆赶来的贾樟柯。这是广州国际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之一，名为“漂流的中国青春——与贾樟柯对话”。台上的贾樟柯以他一贯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的方式表达着自我，台下的大学生也以一贯关注的方式静静倾听，间或有掌声热烈响起。

　　大学依旧是大学，贾樟柯已经不能与6年前同日而语，尽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贾樟柯的电影依旧是“看不见的影像”，不过他三部长片早已通过刻录盘和后来的盗版DVD在暗地里广泛流传，他的访谈上了种种先锋或者不先锋的杂志报刊，更有人认为贾樟柯已经成为都市时尚的一个符号。毕业6年之后，贾樟柯毫无疑问地成了名人，然而大学依旧是他的阵地，“今后如果有机会，我还会继续到校园里进行这样的交流。”

　　经常出没于校园的导演还有王小帅。捧得柏林银熊的《十七岁的单车》在国内还处于传说阶段时，他就带着影片去了北大，之后他又带着《极度寒冷》、《冬春的日子》等影片，多次与高校学生面对面交流——事实上，几乎每个第六代导演都亲自参加过大学校园的观影活动，而大学也成为这些独立影像薪火相传的重要渠道。

　　贾樟柯说大学生是中国最关心文化的一群。的确，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们在懵懂中以单纯的热情接纳了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人，就如同当年凭借一股激情投入电影的贾樟柯一样的“灼热”。当他们在教室，在酒吧，在宿舍的电脑上为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等等听过或没听过的名字所感动的时候，他们说：“看了贾樟柯的电影，我觉得他是我的朋友。”区别于第五代浓烈色块的大喜大悲和热衷于制造遥远记忆里的传奇，这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导演更多把镜头对准自己，无论是娄烨挥之不去的上海情结抑或贾樟柯耿耿于怀的县城故事，都执着于自身的成长经验和青春情愫，由是，从闪烁的荧屏里一格一格播放出的画面才因其真实而具有一种伤害的力量，让观者灼痛。

　　这灼痛之所以深切是因为青春。或许因为导演还年轻，他们的影像也年轻着，年轻的人，年轻的生活，年轻的苦闷和年轻的彷徨，连年轻的快乐都带着些锋利，一不小心就带着血色。贾樟柯说“所有的青春都是一样的，我的青春和你的青春，中国的青春和外国的青春，现在的青春和40年代的青春”，所以“漂流的青春”才如此动人，所以我们宁可忽略制作的粗糙和一些近乎幼稚的粗砾。《小山回家》在电影学院播放的时候是在贾樟柯的宿舍，不到20分钟，人都走光了，最后一个人拍拍在走廊里来回踱步焦灼的贾樟柯说“继续努力吧”。然而换一个场合，北大的学生不再去管这里是不是应该用长镜头，那里是不是曝光过度，只是关心那个叫做小山的民工在过年的时候怎么回家，他们的心和小山一起搏动。

　　贾樟柯说有一天他把《小武》、《苏州河》、《巫山云雨》、《冬春的日子》以及能列入这个名单的20多部片子一起观看，每部只看一个开头，他被深深打动，他说有朝一日，当所有的这些影片都能公开放映的时候，那必定是一个节日，他以及所有的这些导演都将喝酒并且痛哭，这就是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国。

　　青春兀自漂流，大学成为永恒的故乡，有最律动的心跳和最敏感的思想，最尖锐的批评和最热诚的赞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导演会乐于在各个大学简陋的放映室里穿梭。王小帅曾说过，不觉得影片一定要给大多数人看才有意义，十个二十个观众，一个两个知己就足够了。2002年，《站台》在北大播放，人群挤满了图书馆南配殿的放映厅，一半的人站着看完三个小时的全片，还有1/3的人等在门外希望有第二次放映，在大学里这样的观众不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