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林行止、陶杰、潘耀明、梁文道，这些与文字为伍、以传媒为径、为香港摇旗呐喊的香港知名文化人，知道如何用文化的激素，不断地创造新奇与诱惑的自己，更因此带给今日的香港新鲜活力。

　　文/李怀宇

　　关于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仅仅因为他们的存在，都会因此显得荒谬。这些香港健笔，写出了香港最性情、最有责任感、最入木三分、最俏皮的文字，也是香港众多声音中最有文化号召力和传媒号召力的。

　　在香港社会信心渐渐恢复的11月，《新周刊》走访了董桥、林行止、陶杰、潘耀明、梁文道，与香港健笔们面对面，共话香港价值与香港未来。

　　董桥：在功利社会中会心微笑

　　董桥的办公室里挂着翁同 和启功的字。启功的字是董桥的倾心之物，曾经情不自禁地写过《我请启功先生写字》一文。

　　他喜欢自称文化遗民。情怀虽旧，却是香港最为新锐的报纸《苹果日报》的社长，还兼任台湾《苹果日报》社长，时不时在两地报界产生巨大的冲击波。1979年，董桥留英返港。翌年，《明报》老板金庸聘请他主编香港最有影响的文化杂志《明报月刊》。1987年，董桥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1988年至1995年任《明报》总编辑。董桥借金庸和林行止两位文人办报的成功人物，抒发自己对报业发展的见解：“时代推进到今天，传媒生态变了，文人办报虽然不容易成功了，一份营业上成功的报纸却不能没有文人的理念。我心目中的文人当然不是风花雪月吟诗作对的鸳蝴名士，而是语文修养和思想训练都跟得上时代的资讯和潮流、担当新观念新事物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具有这样的背景和才干的文人，往往比较愿意用现代观念去重新认识传媒新生态衍生出来的生存结构，尽量制衡并调度产品面对的挑战，既不扬弃操守，也不排斥市场。”

　　爱说怀旧的董桥笔下却清新，总是挥不去中国文化的熏陶，英伦游历的印记，以及对香港的深切关怀。满腹的心事，七分化作仁山智水间的烟云，剩下的三分凝成了文字。早期的《这一代的事》、《辩证法的黄昏》等书经过多种技法的尝试；在《明报》专栏“英华沉浮录”为一变，那是“给自己的笔进补”；主持《苹果日报》后写的专栏“信息小景”又是一变，“以小品的轻柔，装点沉重的时事”(林行止语)；新近为台湾《壹周刊》写的《从前》，又另辟天地：“真正让生命丰美的，往往竟是遗忘了的前尘影事。那是潜藏在心田深处的老根，忘了浇水也不会干枯。”

　　董桥对香港看得很透：“懂得看破功利社会怪象而发出会心微笑的人，才能洞识‘现代品位’的真谛，才可以在交换价值市场上立足且自得其趣。”业界传闻，董桥年薪数百万，应有其事，其实也是自然之事。会心微笑之余，时时关注人间烟火，笔下有对文字水平下降的针砭，对大众品位媚俗的感慨，对功利思想泛滥的棒喝。

　　如今年过花甲，他简述自己的心路历程：“五十年代侨居南洋，晨昏戏耍，懵然长大。六十年代负笈台湾，追求窈窕的倩影跟仰慕苍苍的学识一样真切。七十年代作客英国，终于学会看山看雨，识破世间宁静的激情和喧哗的假面，一路受用到八九十年代重回香港，混迹江湖，转眼心顺、目顺、耳顺。”

　　林行止：“第一健笔”见证风云

　　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主持杨锦麟先生介绍我去拜访《信报》前，我们谈起这份报纸的人事，不胜感慨，杨先生说：“香港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是《信报》。”他是《信报》的专栏作者，而我是《信报》某些版面的热心读者，理解他的言外之意。

　　在香港，《信报》的“政经短评”和“林行止专栏”几乎无人不晓。被誉为香港“第一健笔”的林行止同时还享有“香港社会的良知”、“中文世界财经新闻的权威”、“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当今中文世界成功地将知识和意识形态商品化的文化商人”等美誉。

　　当年，林行止在《明报》当资料搜集员时便深受老板金庸的赏识。1965年, 金庸资助他赴英国剑桥工业学院留学，主修经济学。林行止学成回港，被任命为《明报晚报》副总编辑，主管经济版。几年间，林行止见识大进一步：“香港是典型商埠，不讳言是‘经济人’的港人数不胜数，他们对能够解释经济行为的经济理论，只要不是满纸术语、程式及生硬的‘外来语’，是有兴趣阅读的。纵情犬马声色的香港人有兴趣阅读笔锋不带感情又干涩难明的经济学文章，如亚当·斯密所说，是为了私利而已！数十年的兴盛繁荣及低税率，香港固然造就了不少世界级富豪，中产阶级亦迅速膨胀，他们行有余力，了解一点把其功利行为提升至抽象层次的经济学理论，便大有需要。”林行止深知香港民众亟需客观的经济报道与分析，萌发了创办一份专业财经报纸的念头。1973年7月3日，林行止与太太骆友梅携手创办《信报》。

　　林行止为报纸亮出风骨：“《信报》秉持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永远守在保持警觉的岗位上，务必不被美丽或不美丽、无心或刻意的谎言所蒙蔽，更不许与那压抑自由意志、独立思想的任何专横态度达成妥协，否则我们便很容易卷入集体愚昧、互相排斥、缺乏祥和而充满戾气的困厄中。”

　　《信报》执着的是旧派报人的诚朴之风。林行止以此自豪：“我的办报，是文人创业；文人或多或少总会有些精神价值的追求。我重视知识、向往利己益人的理性，害怕胡乱牺牲的激情和不顾后果的豪迈；所以无论是写文章或是办报，都希望影响所及，读者会凭知识的吸取和理性的思索，寻找人际间种种顾及效益(无论是个人或是社会性)的应世处事好办法。”《信报》与林行止评论，在传播与介绍现代经济学方面，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不少经济学人都是从写《信报》专栏而名闻天下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张五常。有论者以为《信报》是香港的《华尔街日报》。

　　林行止在数十年的办报生涯中，除了星期天及很少的病假之外，每天坚持写一篇颇有分量的评论。有人戏称他是个典型的工作狂，每天只睡4小时，经常由早上9点工作到第二天凌晨5点。林行止的笔下，字字讲求根据，更有个人创见。30余年间，林行止作品结集70余册，足见其心血与功力。

　　2003年7月3日，香港《信报》平静地度过了创办30周年的纪念日。没有惯例的酒会，林行止在专栏中深情地回忆了《信报》与香港政经同步发展，在每个起伏盛衰的阶段不失本分的经历，读来如饮一杯窖藏了30年的陈酒。林行止说：“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30年，可说是资本主义香港的盛世，我们见证了这个地方从转口、出口商埠‘进化’为金融中心的种种变化；我们目睹中国的开放和改革，不但鼓掌并尽言责；至于香港主权回归的转折过程，《信报》的报道和评论，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种种彷徨与抉择。”

　　陶杰：品尝香港这杯鸡尾酒

　　凌晨时分，陶杰打通我的手机：“李先生，我在你住的酒店大堂。”10分钟后，我们俩对坐在湾仔的一家茶餐厅里。

　　左手写尖锐政论，右手写抒情散文的陶杰，如今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称。非常有意思的是，林行止、董桥、陶杰，三位被外人称为“第一笔”的香江才子，都出身于金庸主持的《明报》，以此而论，三人之上的顶尖高手是老一辈的金庸。

　　陶杰本名曹捷，17岁赴英国华威大学、伦敦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在英国一住就是十多年。第三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散文组得奖作品《泰晤士河畔》是陶氏“离开伦敦前的心影录”。回港后，陶杰任《明报》副总编辑。金庸卖掉《明报》后，陶杰成了香港发行量最大的市民报纸《东方日报》总主笔。最近则成为tom.com的总顾问。

　　有一段时间，陶杰一天写7个专栏，题材广泛，有严肃，更有风流，因此有人认为陶杰“精神分裂”，因为他在《明报》的专栏“黄金冒险号”，同他在《东方日报》所写的社评和“功夫茶”出现完全不同的观念和走势。相信他也为此苦恼，在专栏中多次以夫子之道的形式解释，并以金圣叹自况。

　　近年陶杰活跃于不同的媒体，如为香港电台节目《讲东讲西》主持人，为香港无线电视主持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剧集《东周列国战国篇》，与刘天赐联合主持互动电视《新中国外交风云录》。

　　生于香港、长于英国的陶杰是知己知彼的中西文化融汇的表表者。《明报》主笔刘进图说，陶杰“议论时政，口若悬河，精辟惹笑，是绝佳的佐酒材料”。他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可谓淋漓透彻，也时有怪招出现。其中对香港社会的评论更是入木三分，全香港无出其右，更写过《香港，你要活下去》、《香港这杯鸡尾酒》多本论香港的书。

　　陶杰担心，香港在九七后出现经济泡沫化，人文精神走向腐败低俗。他说，九七之前香港人对于物质的狂热追求，精神文明的空虚，与泡沫化经济结合，形成目前香港人的困境。香港过去10年以惊人的速度下滑，从中产阶级社会下降为庞大的低下层与无技能工人困扰的社会。“香港人的创意高，因为政府什么都不管。香港是残酷的资本主义实验室，三不管，但无心插柳柳成荫。香港人会讲笑话，但都是黄色笑话。”

　　潘耀明：留住文化的绿意

　　在香港文化界和出版界，潘耀明是个响亮的名字。香港不乏才高八斗的文人学者，更不乏长袖善舞的经营人才，但既有满腹经纶，又谙熟市场经营之道的高人则不多见。屈指数来，潘耀明是其中之一。难怪当年金庸重金力聘他去主持出版事业。如今，潘耀明是《明报月刊》的总编辑兼总经理，兼任明报出版社和明窗出版社总编辑和总经理。

　　第一次和潘耀明聊天，在香港柴湾海边的一间会所，席上话题不离《明报月刊》的总编辑和名作者。金庸、胡菊人、董桥、张健波、古德明、邱立本、古兆申，几位前总编辑都是香港报界响当当的人物。杨振宁、饶宗颐、白先勇、余光中、余英时、杜维明、金耀基、周策纵，这些作者在华文世界都卓然成家。我告诉潘耀明：“1998年秋天，我曾在母校图书馆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读了“明月”30年的合订本，许多名家的文章让我感到痛快淋漓，如醍醐灌顶。因此际遇，才渐渐理解自由、民主、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一些含义。” 潘耀明连连称奇。

　　此后的会面多是在他四壁皆书的办公室。潘耀明笔名彦火，散文自成一家，如今是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我们从书说起，“香港回归后，我个人生活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有资产变成负资产。老实说，我如果没有书，我就不会变成负资产。我业余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临睡之前，都要看一两个小时的书。我出差时，也都带一两本书，在飞机上也可以看书。书是我另外一个故乡。但是书太多，也是一大负担。几年前搬家时，从杏花村搬到大埔悠然山庄。因为太多书，想到搬家就很痛苦，所以没有马上把杏花村的房子卖掉。拖了一年多，一直等到悠然山庄入伙才搬家。但我那套杏花村的房子价格一直下跌，从1400多万港元降到600多万港元。所以，如果不是书的关系，我不一定会变成负资产。”

　　但是香港却是潘耀明文化事业的理想之地。“我是从文化机构一个很低的职位慢慢走过来的。我18岁中学毕业，就去报社当一个见习校对、校对、见习记者、记者、助理编辑、编辑。后来转到一个出版社工作。结婚以后，我30多岁，到美国重新念书。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主持香港三联书店的编辑部，策划出版了大约十五套文库。”1991年，金庸请潘耀明到《明报》的办公室坐坐，见面后，亲自书写一份聘书，毕恭毕敬地送到潘面前，请他负责《明报月刊》。

　　说到《明报月刊》，潘耀明笑着说：“现在“明月”的订户是20多年来最多的，这证明严肃的文化性、知识性杂志，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社会还有存在价值。”他曾在“编者的话”中写道：“歌德说过‘在文化水准最低的地方，随处可见强烈残暴的仇恨行为。’香港属于文化水准不高、充弥语言暴力的地方，“明月”也屡遭中伤攻讦与仇恨，但“明月”却不为外力所动，更不被肮脏语言所污染，仍坚持走高格调路线，成为护卫‘良好的文化’的园地，执着自己的‘倾阔洞明’、不卑不亢的风格。”

　　“香港最让人满意的，就是整个社会比较成熟，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法治很健全，另一个是言论很自由，你发表什么意见都没有压抑感。另外，香港的软件、服务水平、配套设施，我看都算先进。”潘耀明说，“严格来讲香港不能说是‘文化沙漠’。你如果说它是‘文化沙漠’，可能就是指香港这个环境太商业化，太商品化。但是香港社会造就了很多大作家。”

　　问起香港文化的未来，潘耀明答：“香港要成为文化大都会，我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走，而且这段路是很漫长的。我对香港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香港政府对文化、对艺术的支持不够。香港政府应该在支持文化事业方面多做点工作。”

　　梁文道：搭建民间文化平台

　　正午时分，我山长水远地来到香港九龙土瓜湾的牛棚，这里许多年前是牛的屠宰场，如今成了牛棚艺术村。围墙上用仿童体写着“理想村、民主墙”之类的话，院子里有一群人在拍实验电影，看他们的手法，十足艺术学院学生上课的模样。走进15号单位，宽敞的屠宰房已被改装成教室，这里就是梁文道创办的牛棚书院。

　　梁文道说自己最缺乏睡眠，除了主持凤凰卫视的节目外，在商业电台有谈话节目，在报纸有专栏，在高校有教程，更多的精力则放在牛棚书院上。“其实主持真的是十分容易，而且说的又是自己的兴趣。至于教书又是另一个说话的职业，到中小学去带课、担任大学客席讲师，是希望了解现时的青少年在学些什么，他们的心态会是怎样，因为‘牛棚书院’是个推动青少年文化的机构。”

　　梁文道对香港有独特的见解：“常听到香港人情如纸薄。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有联系，但是在香港人与社会反而是关系疏离的。”

　　梁文道常跟学生讲：“学费是赞助费，你在赞助我们办这个活动，我们会拿钱去资助学术研究，搭建香港知识界的一个平台。”

　　我问了一个老问题：“有人称香港是‘文化沙漠’，你怎么看？”梁文道说：“香港不乏出色的学者、艺术家、作家，为什么很多人觉得香港是‘文化沙漠’呢？香港文化人都是很孤立地在工作，他们很少有机会联结在一起。一个香港的艺术家，不大看香港的东西，但他总是在关注纽约的艺术活动，你问他这个星期纽约有什么大展览，他熟悉的程度说不定比在香港有哪一位作家出一本新书还更高。香港每个圈分得很清楚，彼此的横向联系比较少，大家没有一个文化的平台。没有横向的平台，就没有纵向的积累。如果香港有一份杂志、一份报纸让大家常常知道这阵子文化界知识界在讨论什么就不一样了。”

　　对于知识界的概念，梁文道说：“这不在于你参与什么样的活动，而在你看什么读物。在纽约，一个人可以是计程车司机、律师、医生、大学教授，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某种广泛意义上的知识界成员，因为他每个星期都看《纽约时报》书评，这个杂志界定了它的读者群，而不是它的读者群界定这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