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应该为他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努力感到骄傲——他们使得香港成为如此和谐的有机整体，即使是香港如此迷惘的今天，他们的创造，仍然值得我们肃然起敬。

　　1联合体·城市规划

　　香港像一个没有任何赘肉的拳击手，紧凑，节省，有效率——走在这样的城市森林，都市感觉会油然而生，但在另一方面，也带来压抑。不多的未开发土地是基于政府的土地储备制度而留存的，阳光于商品住宅来说成了高价的奢侈品，而街道的干净也是每吐一口痰罚款1500元港币的管制结果。

　　在无数游客镜头里，都免不了会出现两栋建筑：汇丰银行大厦和中银大厦。这两件大师之作分别出于诺曼·福斯特和贝聿铭之手，前者是英国王牌建筑师，在香港留下这栋被称为“高技派建筑的典范”的建筑和香港新机场之后，最新的作业是领到了北京新机场航站楼的设计冠冕；后者不仅是华人建筑设计师中最杰出者，也是世界建筑中玩三角形的“魔术师”，有人把中银大厦看似利剑或云梯，他却说创意来源于竹子。

　　汇丰银行大厦和中银大厦只是香港这座亚洲国际都会国际化的一个缩影，香港今日的城市风貌也与香港第一代资深建筑师王泽生及其门下弟子密切关联。城市在自然保育、保存文化古迹、建筑景观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自有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在《香港城市规划条例》规定下参与决策。它是在香港特区政府主管城市规划的规划署以外的一个机构。现由33人组成，主席(现为规划环境地政局局长)、副主席(现为规划署署长)、5位官方成员，26位非官方成员组成。26位非官方成员中包括商业界人士、工业家、环保人士、学者，以及与规划和发展有关的在职专业人士，他们具有广泛的专业和公众的代表性。这个委员会对规划的决策有很大权力。它定的事，不能随便改动，要更改，必须经过法律程序。包括迪斯尼乐园的兴建、维多利亚港的填海计划，每一个香港市政项目都有一个经过严格论证与审批程序的蓝图。

　　香港目前已发展出一套策略性规划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更为详细的规划图和发展规划，且不定期地开展策略的制定和检讨工作。即便如此，企业的趋利性仍然影响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品质。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说：“香港给人的印象是尽量在争取容积率，能建多少就建多少，对自然环境失去了感觉。例如香港岛渡轮码头旁有块空地，旅游地图上是绿色的，但那里却全被铺上砖块及水泥。这是一个高度人工化的环境，与大自然脱节较大。”

　　坐港九直通车回到广州，在天河北宽广得有些空旷的马路上，第一次感觉到广州是如此地浪费和令人舒展。(文/何树青)蔓延体·赢利地铁

　　在写尽香港沧桑变化的电影《金鸡》中，吴君如曾动情的回忆了香港地铁刚开通的那些日子，那是1979年。地铁的开通，不但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更成就了丰富多彩的地铁文化。

　　前些日子香港媒体报道，梁朝伟为了拍马伟豪的《地下铁》，特别搭了一次地铁，发现地铁内的配套设备比当年先进方便很多，让他大开眼界。 《地下铁》源自几米都市生活漫画，讲述的是地下铁里四位男女主人公互相牵连着的两段情缘。其实，这绝不是在电影里才会发生的故事。

　　与众不同的是，香港地铁给了人们更多层次的空间感受，也给了更多故事发生的可能。最突出的例子是地铁商城。它绝对不是地铁竣工后的应景之作，而是在地铁规划时就纳入配套建设的公共物业。按照香港地铁物业总监何恒光先生的说法：“在地铁商城里，每个顾客的视觉、听觉和嗅觉都会得到舒服的享受。”地铁商城带动的成功的物业出售，让香港地铁成为世界上惟一赢利的地铁。

　　被精心设计的地铁票，特色的主题壁画，超大屏幕的视频广告，都增添着地铁的文化魅力。当然，还有那首《总有一站爱上你》，诱惑着你到地铁寻找浪漫。

　　香港地铁既受政府和市民监督，同时又在不受行政干预的环境下自主经营。这是香港地铁经营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香港地铁票价适中，各种灵活的套票形式，也让香港人比较能承受。这是香港地铁商业化运营很重要的基础。同时，在地铁站四周被充分有序地发展的地铁物业，则成为地铁运作的资金来源。这或许是最简单，也是最实际的赢利模式了。(文/宁二)

　　诱惑体·简单税制

　　几个简单的报价，足以说明为何内地人对去香港疯狂购物乐此不疲。

　　一个40G内存的苹果iPod MP3播放器，在内地的官方报价是4940人民币，在香港只卖3900港币；一瓶SKII洗面霜，在内地要卖400多人民币，而香港的价格是230港币；在北京像Esprit那样的牌子，价格动辄几百，可是在香港，这个牌子长年都有诱人的折扣，还有例如OXYGEN、COLOREIGHTEEN之类在内地从不减价的牌子，在香港却是一年到头都在打折。

　　低税率也使得香港的商品特别齐全，当然成为人们购物的首选地。

　　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的税种较少，而税率也是全球最低之列。连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的销售税，香港也是例外。而且进口货物一般也免关税，所以香港出售的商品，有最低成本的可能。

　　采用地域来源原则征税，是香港税制的显著特征。香港并不征收全球税项，且不限制资本流入或流出，这是香港吸引国际资本的一大卖点。(文/张志华)

　　纯净体·廉政咖啡

　　很多内地人最早是从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香港反贪电影《雷诺传》，知道了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威力。

　　廉政公署查案的时候，经常会请嫌疑人到公署喝咖啡以协助调查。渐渐地，到廉政公署喝咖啡成为了香港人心领神会的含义。曾经参观了廉政公署的记者，这样描述：“真正喝咖啡的盘问室挺简单，4张沙发椅，一张三角台，除了两部录像机全程录像之外，这个令贪污分子丧胆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特别设施。”而仅在2003年，这个咖啡室就接二连三地开起了名人派对。除挖出上海首富周正毅夫妇的问题贷款外，也让当红青年艺人谢霆锋因为“顶包”而成为这个“节目”最年轻的成员。7月16日的舞影行动，则让包括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英皇行政总裁吴雨等涉嫌贿赂的香港娱乐界大腕人物，都尝到了廉署咖啡的苦涩滋味。

　　廉政公署是一个全权独立处理一切反贪污工作的专责机构。这种独立地位能确保廉政公署在执行肃贪任务时的公正性。同时，良好的监督机制，也让廉政公署受到外界的监察与制衡。

　　廉政公署从执法、预防及教育三方面肃贪倡廉。在反贪的同时，它对于完善社会制度、强化社会教育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更难能可贵。(文/宁二)

　　关怀体·社工“北斗星”

　　20世纪70年代香港一则电视节目中，由刘松仁所扮演的社工“北斗星”，让刚刚开始走向专业化的社工形象深入民心。“北斗星”也从此成为香港社工的代名词。

　　所谓社工，是从英文的“Social Work”(社会工作)简称而来。在香港，学校每500名学生，医院每100个病人，就要设立一个社工。2003年4月“非典”疫情爆发后，香港接收“非典”病人的病房谢绝探访，医务社工就成为“非典”病人与家属之间的主要沟通桥梁。当时接受了不少淘大花园的“非典”患者的玛嘉烈医院，全院10多名社工是最危险最辛苦的人群。除了正常的服务，社工还要处理患者家属的诉求，另外，社工也随时需要运用专业知识和经验，尽快协助和抚慰患者和家属，让他们有正确的心态和平稳的情绪。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社工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现在，香港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社工专业，毕业生都可以找到满意的就业岗位。社工的收入等各方面在香港属于中产阶级，而且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

　　香港社工执行注册制度，而香港社会工作组织也已经成为香港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香港社工的特色是，整个工作不单单靠政府出钱资助，而是集中了社会各种团体力量，它的注册制度，既保证了社工的专业性，又保障了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使得这个制度得以良性循环。(文/宁二)

　　八卦体·时代传媒

　　香港明星对香港狗仔队的威力都有所领教。而狗仔队这种对新闻搏命似的拚抢也是香港传媒业白热化竞争的一个缩影。

　　明星化的操作手法，是香港电视业的商业魔杖。一套明星培养链条已经为香港的娱乐业生产了一批批时代脸孔。这条流水线上，无线的“香港小姐”选美和艺员培训班是最为人熟知的明星制造基地。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是香港电视业的核心产品，而作为演员和主持人的明星则是保证收视率的核心竞争力。明星代言商业产品的收入，不但补偿电视台培养明星的可观投资，而且产生巨额利润，整个造星链条形成商业闭环，从而保证了产业的发展和活力。

　　市场变幻的口味、媒体独立的自我意识、主管当局的政策尺度，如何在三者之间达成坚持与妥协，是每一个力图进取的媒体无法避免的选择。而香港的答案代表了一种可能性。(文/郭娜)

　　活力体·非常艺文

　　翻看香港“文化百足”梁文道先生所创办的“牛棚书院”的“院刊”《E+E》，2002年秋冬季号。开篇就探讨港岛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性”的实现；稍后的《民间学者专访》是想寻找学问是否还有什么可能。最后是“牛棚书院”课程时间安排，内容分为“典律教育”、“社会介入”、“学术下放”、“文化实践”和“艺术普及”几类。里面有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也有对传统观念颇具挑战性的关于如何获得欢乐性爱的指导。

　　其实，“民间讲学”在香港是一个传统，除了“新亚”，香港过去还有左派学院传统，其成员借开办公共讲坛积极进行社会介入。

　　牛棚书院开办在前人消逝的背影里，但是它的努力并不孤绝。在香港，除了“牛棚”，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团体，比如“华夏书院”、“香港人文科学学会”、“香港哲学会”“睿哲文化学会”等等。“牛棚书院”试图让自己具有更多的草根性，是给那些怀有社会参与热诚的学者把知识下放给“普罗大众”的场所。遗憾的是“牛棚书院”因为遭遇财政困境，所以暂告一个段落。不过梁文道说下一个阶段的“牛棚”将逐渐成为一个民间研究机构。计划中作的第一项研究联合民间智力，效仿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对“巴黎拱廊街”的研究，去做一个“香港商场”研究。

　　著名的舞台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的艺术总监荣念曾在谈论艺术团体对社会和公共议题的态度时，反复用到“评议”这个词——包含了更多的辩证、交流和建设性。

　　“进念·二十面体”无疑是香港另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地标。20年里，进念在舞台上不停地做着让人惊愕的尝试，激活了香港前卫艺术的一条神经，被人们惊呼“后现代”。

　　荣念曾说，既然走实验艺术的道路，就意味着它是没有前设的，这样的创作要去分析社会的禁忌，去考虑创作和体制的关系。他们把艺术理念带到学校是想教会学生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如何去让它有新的发展”，让下一代能够去理性地分析自己所身处的社会和它的文化。同时，这么做也是对现在的教育体制进行一种“评议”。

　　这让人想到香港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另一个艺文团体“学友社”——一个年轻人在一起进行艺术创造，同时又具有社群意识、热衷于社会参与的团体。荣念曾说从香港的固有文化气氛来看，香港长久地作为一个殖民地，并不觉得自己能够承担一个“大中国文化”的传承，没有这样一个大号的文化标签，于是，文艺工作者讨论的问题就会更加回归自身，回归人的本质。

　　梁文道认为，香港相对贫乏的艺术土壤或许助长了这样一种精神——艺术家们不抱堆，20多年来香港从来没有过艺术家联合起来发表一个艺术宣言、试图改写艺术史的事情；另外一方面，香港的艺术人从来都在主流社会中，他们在其中寻找表达空间的同时要时刻留意和主流社会保持距离。这使得香港艺术家将他们的创造力和反思能力都倾注在自己身边的生活、人们和种种社会议题上。(文/蒋亦凡)

　　香港艺术发展局：平衡金钱和艺术

　　“有了资助后，舞团的发展就稳定了，在创作上也更有活力。”谈到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行政经费资助，香港城市当代舞团创始人、团长兼艺术总监曹城渊如是说。

　　1979年曹城渊在香港成立城市当代舞团。由于资金所限，曹城渊将自家物业的顶楼作为舞团排练厅。1986年舞团开始接受香港艺术发展局(ADC)及其前身香港演艺发展局(CFPA)的行政经费资助，从此舞团的资金来源就相对稳定了。现在舞团有专职人员40多名，拥有5个排演厅，开展现代舞教学和义演活动，每年演出达一百多场，接触观众逾十万。并曾多次代表香港到海外演出。

　　城市当代舞团只是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的艺术团体之一。1995年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设立了公开的资助制度，为有价值但又不能在商业市场生存的艺术活动创造一个多元化、健全的艺术生态环境。

　　来自艺发局的资助并非城市当代舞团所需资金的全部。其余部分则来自舞团的演出收入、教学收入和外界的赞助。曹城渊认为，政府全额拨款对艺团而言容易不自觉地为政府服务，在艺术上易趋于保守，难有创新精神。而恰恰是艺术尤其需要创作者自身的积极性。对于艺术发展局的资助，曹城渊说，有了资助艺团就难有资金方面的压力，而政府资助只是艺团所需经费的一部分，则又避免让艺团失去积极性和创作力。(文/张志华)

　　创新体·专业精神

　　专业可以是品牌，香港时装品牌领军品牌I.T原由小水货店起家，凭借专业水货买手精神，一跃雄居铜锣湾百德新街成为街霸；一个专业好人一个专业奸人亦能成为倍受敬仰的电影界楷模，今年香港金像奖“专业精神奖”授予曹达华和石坚，他们的言语让所有演艺人动容，并预示一种血脉相承；专业可以是基石，从测量师行起家的梁振英把其戴德梁行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房地产服务公司，并开始以其专业精神介入内地房地产业……

　　香港正是如此的一个由各行各业专业人士织就的城市。可以预见，随着CEPA条例中对服务业的广泛开放，香港式专业精神将会在内地蔓延。

　　香港现在的旅游推广广告语“爱在此，乐在此！”其实用在香港人对自身职业的态度上亦颇为合适，他们确实“干一行爱一行”。就连一个普通的士司机，如果你打车时的方向反了他也会翔实地告诉你“其实你过马路对面去打车会更快，不用兜路”。但当然前提是你已经上了他的车，他才会把他的专业经验告诉你。这里的人更实际，专业只是他们“实际上”确有给你带来专业水准的服务而已。

　　除了实际，香港式专业精神有时更体现在灵活上，香港的创作人便是如此，设计、摄影、音乐甚至电影，往往都一并涉足。确实，香港地盘小，圈子相互交集，很容易就“越界”。所以，如今你看到出版人施养德已经成了家居设计师，做出的“施氏太湖石”同样专业，音乐唱片设计师夏永康变成了时尚摄影师，照片连英国《i-D》都受用；本在我们脑海中是电影美术指导的叶锦添同样是不知哪个称呼更为合适，现在他是设计师还是画家了？……其实关键还是在于：他们始终在创作的专业精神与恒心。(文/令狐磊)

　　I.T：年轻也是态度

　　十多年前，一位金融业白领在港岛区最繁华的铜锣湾地带开设了一家小店。如今，小店已发展为专卖每季世界顶级设计师的最新作品。它就是大名鼎鼎的I.T集团。

　　《新周刊》：香港的时装潮流主要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

　　I.T：这几年里，我们都看到本地年轻人对来自日本的潮流越来越推崇，加上日本的时装业正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新的设计师和流派不断涌现，因此自然更加有吸引力。但这并不代表欧洲品牌在香港就再无人问津。欧洲设计师注重剪裁和用料的传统，聚拢着一批稳定的“捧场客”。

　　《新周刊》：香港与内地的时尚差别在哪里？

　　I.T：香港的消费者比较喜欢标新立异。时尚新贵们追求个性和前卫。所以只要够特别，就一定受欢迎。但内地的消费者对此就未必能接受。同时在内地，人们还缺乏足够的时尚资讯。

　　《新周刊》：最为香港新生力量品牌的一员，I.T可以给人们看到的价值样板是什么？

　　I.T：我们最大优势是年轻。这里有一群充满了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年轻人，属于一个紧密合作的团队。我们知道自己的经验还很稚嫩，更加需要周密的计划和相互的配合。

　　最难得的一点是，我们这个团队中的每一员都对I.T旗下的时装有着相同的喜爱，我们也很热衷于通过I.T这个平台，向更多的年轻人树立新的品牌典范。(采访/李思)

　　韩秉华：自信源于成绩

　　“香港的平面设计是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作为香港最活跃的设计师之一，韩秉华与太太苏敏仪近年来穿梭世界各地。在他们的作品中，最为我们所熟悉的当数“上海公共交通卡系列”和“上海2010年世博会宣传品系列”。

　　《新周刊》：现在你们与内地的合作关系主要在哪些方面？

　　韩秉华：我们与内地设计界的联系是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的。我还记得，香港设计师第一次在上海举办艺术展时，数以万计的人争相前去参观。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内地的人们对外面的资讯是多么的渴求。可以说我见证了中国内地新一代设计人才的成长。

　　到了现在，国内设计界对于国际，尤其是西方的设计元素吸收得很快。我们与他们的差距已经缩得很小了。因此商业合作的机会不断地增加。

　　《新周刊》：与国内设计风格相比，香港设计有什么特点？

　　韩秉华：香港是一个有着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城市，设计也体现了这些方面。从教育来看，香港的设计师是受英式文化熏陶出来的；从资讯来看，日本的各种潮流信息、美学信息深得年轻人的推崇；从传统来看，中国人的古老习俗仍然处处可见。这三方面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使得香港设计界的风格与众不同，而且这种风格已经相当成熟。

　　《新周刊》：你认为香港设计界的价值何在？

　　韩秉华：从内部来说，香港的设计人员强调自主发挥创意；而内地的设计者现在还是常常借鉴别人的东西，有时也许是应付交差，有时显得底蕴不足。

　　韩秉华特别感触的是，内地的设计新生代是从众多的有天赋的年轻人中精心挑选出来，同时，内地的院校都十分重视与国外院校的交流。“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内地与香港的设计人在同一屋檐下，可以先互相学习，共同进步。”(采访/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