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患有同一种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属世界疑难症)。他们都是广州高校的教授，一文一工，各有千秋，更互为激励。“面对”，是他们及其家人对生活的默然承诺。

　　文/夏楠、宁二

　　无法想象一位盲人教授站在 讲台上的模样。然而他们 一如既往地教书、做研究， 以及关注世界上有关“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种病的最新进展。对他们来说，生活只是变得有所阻挠，该坚持的却始终如一。

　　零视力所带给他们的，曾经是一种巨大的痛，回过头来，痛苦原来已被踩在脚下成了路，蜕变为一种超越理性之上的正视。事实上，这没能阻挠到他们各自在专业成就上的影响力，金岱之于华南师大，富明慧之于中山大学已然是一块不同寻常的招牌。

　　采访前一天，金岱打来电话说，下午有个活动，采访移到上午吧。后来知道，只要在他看来有意义的活动他就会尽力去参与，听他说，他不想造成空间的闭塞。他目前带着三个年级的8个研究生，作为华南师大当代文学硕士点导师组负责人，他须担当部分行政工作，此外，他十几二十年来坚持着始终令业界不容忽视的文化批评与小说创作。他这样的精力投入及成就，常令人忽略他的视力问题。

　　“我自己也没怎么觉得。”金岱双眼直视，爽朗地笑。

　　金岱家的陈设简单，从天花到地板都散发出朴实的味道。书却很多。在他书房，半面墙的书找不到一本稍微新点的，很多书角有些发卷。他说如果一天没有看书、写字，会觉得比失明更可怕。在他20多岁的时候已经知道患上夜盲。因此承认，之所以最终患上“视网膜色素变性”，彻底失明，缘于过度用眼。现在，他聘请了学生每天下午为他读报，晚上用电脑盲打进行写作。对他来说，失明并没有改变生活本身。

　　12年前，金岱年近40的时候，决心带着他的妻儿换一座城市生活。这令很多人吃惊。那时他在江西大学正发展得如日中天，第一个由助教破格直接提为副教授。他说他希望被重新承认。他喜欢南方的空气。他一直认为这段经历很重要，有什么比一个人抛弃38年来在一个城市的所有基础到另一个城市从零开始更为惶惑？

　　但金岱一腔热血地投入了广州。上世纪90年代初，知识分子们发起了人文精神讨论，金岱是其中一个积极推动者，不同的是，在广州环境里他切实感受到了市场经济。对这座城市的最初激情转化成冷静思考，他写过一本思想评论《右手与左手》：举起右手抵抗旧体制对人性的束缚，举起左手超越物质主义对人性的异化。即使到现在，他仍对广州寄予很大希望。在人民日报华南版有关“泛珠三角”的讨论中，金岱有他的惊人之语：“广州+香港=佛罗伦萨+威尼斯”。

　　金岱的视力也是在来广州后逐渐丧失的。最开始，白天还能骑单车，经常性开会。40岁以后，白天出趟门都变得困难。直到有一天他在书架上拿书，发现一丁点也看不见了。虽然预感这天迟早会来，这还是给金岱带来很多实际的麻烦。好在他没太当回事，从此坐着爱人的单车后座去上课，下了课由学生送回，中途去哪里，他逮住一个人就让他带着走。

　　也有沮丧的时候。有一次爱人不在，他病了，只好打电话请二十几楼的一位老师来家里帮忙找一颗药。他认为自己没有压力是件好事，但必须有节制。“凡是自己能做的尽量自己做。”

　　采访当天他有点咳嗽，几次都坚持自己倒水。“我在家里还不行啊？”他总结出：最好的医生就是习惯。中途还有人打来电话请金岱查一个号码，他熟练地从客厅摸到书房，打开电脑，通过声音读取，两分钟后他便将号码告知了对方。

　　多亏这套盲用电脑软件帮他完成了一次生活转型。因为金岱的奔走，广东省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盲人自考制度。而盲协为表感谢，给他配了这套盲用电脑软件。此前，包括他写作《精神隧道》三部曲长篇小说，长达70多万字的修改工作，大部分都是依赖爱人每天下班后一点点进行。

　　金岱曾经下放到农场，后来在工厂干过多年，用他的话说，年轻时候是生活际遇上的磨难，现在是身体条件的磨难。“总是要面对它的。”金岱呵呵一笑。在他看来，人生遭遇的所有困难都是历练。

　　金岱喜欢看电视，看电影。也喜欢拿影视剧中的人物评论一番。看的过程中，他听对话，听音乐布景，他能想象场景。他本来就是写作的人。也许，心灵在安静中变得更为敏锐，想象力格外丰富。

　　去年他看《激情燃烧的岁月》，激动得不行。深受英雄气概感染，他觉得在内心，其实他也是个军人。刀枪不入。所以在心灵上特别能够理解军人那种对自己职业的一往无前。金岱说，他最欣赏巴顿将军。最近看的片子是《风声鹤唳》，弄得金岱又掉了很多眼泪。

　　“中国人越来越缺乏传统文化的凛然正气了。”一谈到现代文化的缺失，金岱就忍不住一副焦灼的人文知识分子语气。

　　这也是金岱的研究方向。他耗费十五六年时间完成的长篇小说《侏儒》、《晕眩》和《心界》(即《精神隧道》三部曲)中，探索了在中国文化视角下，现代世界观与传统世界观进行整合的可能。他始终认为，如何在现代文明状态，将现代化与传统性相整合，精神修养很重要。这包括平静、豁达、有力量、乐观、积极。

　　金岱也会为自己树各种榜样。博尔赫斯，沙特，英国现任的教育大臣，共同点都是失明。他尤其对前段时间的新闻记忆深刻，说是一个美国盲人跟着前面的铃铛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相信。”

　　现在金岱上课主要靠讲。有时候也会在黑板上写，如果写歪了，立马就有学生争着上台帮他擦掉重新写。

　　他听音乐。做不同的运动。阳台上放着他锻炼用的走步机。如果你见到他在所住的30层公寓从一楼摸爬到楼顶，不用紧张，因为他差不多天天如此。他还喜欢旅游。他喜欢跟人交谈，通过交谈，他能“看”到对方是什么样子。之前他没觉得听别人描述世界原来也很妙。世界在他那里，实际比任何时候都要打开来。金岱说过：“这种不容易相反使生活变得更加容易起来。”

　　每到晚上，爱人陪他一起散步，看电视。他们有一个正读大四的儿子。在这个家庭，人与人之间的理解非常重要。父亲谈到儿子有掩饰不住的骄傲：“在品质方面，对人的理解，对困难的理解上，我对他特别满意。”

　　金岱与爱人一起在工厂的时候认识，一同走过，经历沟沟坎坎。“我知道，她很辛苦。”

　　时值中午。金岱爱人回家为他做午饭。在厨房，那是我惟一一次同金岱爱人的对话。她说：“互相体谅一下。一个眼睛很好的丈夫，什么事情也不干，比起一个眼睛不好的丈夫，但能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哪一个好呢？”

　　今年50岁的金岱，他的生活照样是思考、研究，“永远都知不了天命。”

　　2003年11月18日中午两点半，中山大学物理楼前和往日一样静谧，富明慧的爱人骑着一辆半旧的女式单车载着他如约而至，从去年开始，作为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应用力学与工程系副教授的富明慧必须这样由妻子“专车接送”了。当他正视你的时候，几乎和常人没有什么差别，然而本应洞悉一切的双眼如今只能带给富明慧一些不确定的光斑，还是在幼年时，一种病因未明的遗传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就使他的视力每年都以非常快的速度恶化，现在富明慧已是“视力残疾一级盲”。

　　在逐渐失明的漫长过程里，富明慧完成了从吉林大学学士到莫斯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再到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最终在中山大学成为副教授的人生进阶，他的母亲说：“从小到大，他念书我们从来没有操心过。”因为是遗传病，富明慧的舅舅和弟弟也都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但舅舅务农，弟弟经商，他们的情况要比富明慧好很多，刻苦读书无疑严重恶化了他的病情。“提起这些事儿，我就难过。”富明慧年近七旬的老父亲叹了口气说不下去，我看到了他眼中盈满的泪水。富老师倒是一直微笑着，说起小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视力变化得这么快，“我其实是个特别爱玩儿的人，挺愿意找人聊天、打球、下棋的，但视力不好就不能玩儿了，篮球速度转得很快，转转转，我就不知道球儿哪儿去了。”

　　富明慧的办公桌上散放着几页英文材料，研究生肖成峰告诉我那是富老师发表在美国一本著名杂志上的论文。10月15日，富明慧主持的“复合材料层合结构脱层分析的新方法及应用”项目获得了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此前富明慧曾先后主持了博士后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与独联体国家专家科研合作基金,并在国际、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2001年还成为广东省“千百十工程”校级培养对象。与此同时，富明慧的视力水平也从1992年管状大小的视野，下降到左眼仅有微弱的感光能力，右眼只能看到黄豆大小的范围。“现在的情况，就比如我伸出手，觉得面前是有只手，但看不清手指头在哪，这还是我自己的手。如果是别人的手，要是不注意，那可能就是面前什么都没有。”

　　对于一个近乎全盲的人来说,选择科研要比其他行业更具有难度和挑战，“搞科研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孤独。我的确对力学感兴趣，如果没有这个兴趣，我觉得我很难坚持下去。”他常提起盲人数学家欧拉，不过和300年前的欧拉相比，黑暗带给富明慧的焦灼更为强大，“数学发展到现在，对于身体条件，对于交流是越来越多了，不像欧拉的时代，一个人闷头苦思就能创造一个学科。”他很少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同事之间因为研究方向不同也很少进行深入讨论。对富明慧而言，研究生是必需的，现在的他“主要是和学生一起来搞这些研究”，尽管有语音软件可以利用，他仍旧需要借助研究生的辅助来获取信息。

　　除了科研，富明慧还为大三的学生上课。《结构力学》这门课他已经教授了7年，内容早已烂熟于胸。但每次课前，都会有学生来为他朗读一遍要讲授的内容，“怕遗漏一些细节”，现在富明慧上课，依旧坚持写板书，他有一手整齐而流畅的字。

　　8月份富明慧当选了广东省盲人协会会长。在此之前，富明慧对“盲协”基本没有了解，长期在学校里工作生活，他自己都觉得封闭，和外界有些隔绝。讲起盲人协会的工作，他比讲述自己经历时健谈了许多，在盲协他也找到了一些新的朋友。上任以来，富明慧一直致力于推广“数字阳光活动”，倡仪高校、企业或者个人把即将淘汰的586以上电脑捐赠给买不起电脑的盲人，和语音软件结合，“数字技术”将成为黑暗中的人造“阳光”，尽管事情目前并无太大进展，但他仍旧充满信心。富明慧说不读书，不学习，很多盲童将来的生存都成问题。他这届“盲协”有一个五年规划，其中盲人教育便是重中之重。

　　如今富明慧和父母、妻子住在中大一套30多平米的房子里，逼仄简单但充满温馨。一进门的立柜里，整齐地摆放着满满一层药品和营养品的瓶子，墙上挂着的新婚照，幸福而甜蜜。因为视力原因，去年富明慧和他前妻分开了，“她好像觉得为了我她付出了很多，对我好像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特殊的恩赐，我也不愿意处在这种地位。”富明慧现在的爱人是他的老乡，富明慧说她对他帮助很大，一开始就是她读资料，“她没什么文化，高中没读过，但我把一些数学符号告诉她之后，她就能一直读下来，而且真是不知疲惫，如果我不说停止，她就会一直往下读。我挺感动。”提起儿媳，富明慧的母亲更是赞不绝口，“我这个儿媳可贤惠了。”在我们聊天的间隙，富明慧的头发乱了，我看到他的爱人轻轻地给他捋平。

　　“其实视力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呵呵，看不到的时候的确很感慨。”过去的都已平静地过去，谈起成绩，富明慧说：“对自己而言，好像还是可以满意的。我觉得我挺努力，辛苦没有白费，还是得到了一些承认，这也是值得安慰的地方。”对于未来，富明慧也并不担心，“我觉得以后我还可以搞教学和科研，而且我们国家对残疾人的帮助和保障也会越来越健全，如果有一天我做不了这些事情了，我相信我总能找到我能做的事情。”

　　已跟随富明慧3年的研究生肖成峰说：“富老师心态一直比较好，很平和。”也许这该归功于生活的磨砺。早先，他并不像现在这么从容，总是会在约会的时候先期到达，熟悉周围的环境，靠触觉、听觉和记忆掩饰自己的眼盲，现在，“我不介意叫我盲人教授。”聊天的过程中，富明慧笑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