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致但在追缅历史中消磨了锐气，一个能锋利地剖解现实但却显得粗糙，这是广州国际电视纪录片学术研讨会与新纪录影展的区别，也是我国当前纪录片所面临的悖论。

　　文/宁二

　　12月16日上午11点，广东省美术馆偌大的多功能厅里稀稀落落坐着30多人，2003广州国际电视纪录片学术研讨会展映分会场设在这里，法国人拍摄的《美丽的舟山群岛》正在播放。看剧情介绍，这部26分钟的影片是要纪录“渔夫妻子们心灵的痛苦、焦虑、平祥与偶尔的欢乐”，然而低质量的影像与含糊的法语解说词让人疲惫。黑暗中，两位观众闪身离去。

　　《美丽的舟山群岛》的粗糙并不能代表参加展映的所有影片。在研讨会开幕式放映的《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与《海路十八里》精致得几乎可以用美仑美奂形容。前者讲述澳大利亚种族歧视的历史，用故事片手法拍摄的影像让人想起MTV式的好莱坞音乐剧；而后者则把我国大连海域的景致和渔民生活，以美丽得像明信片的方式纪录下来。与同期由广州民间影像组织“缘影会”策划的“中国新纪录影展”相比，这次官方研讨会展映的许多影片制作之精良让人叹服。

　　民间发起的“中国新纪录影展”是配合这次官方研讨会而举办的。与研讨会侧重于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不同，缘影会所选片目几乎囊括了近10年来我国独立纪录片所有值得一提的作品。在研讨会把注意力集中于类似《保护文化遗产》和《纳西族的神圣文学》等题材时，缘影会则着力推出关注现实之作，新纪录片运动开山之作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段锦川名作《八廓南街16号》，以及名噪一时的《北京风很大》都包括其中。

　　与缘影会做了相似选择的还有12月12日在广州美术馆开展的大型纪实摄影展《中国人本》，这个试图以建国以来250位摄影师，共计600余幅纪实影像作品，关照中国半个多世纪社会变迁与人性历程的大展有一种为历史作证的野心。策展人安哥特意指出，他们在选择作品的时候着重“人本”的内涵，政治的、新闻的、民俗的题材有意避免，在大量黑白镜头中还原50年中国民生常态。《中国人本》原名为《曝光不足》，其中并未见诸媒体，有些在特定历史时期还是一种反叛，可以和体制外纪录片的处境相互对应。某种程度上，纪实摄影的影像和纪录片的影像可以相互参照，《中国人本》受到的质疑包括“纪实”的虚伪性、摄影的掠夺性，将镜头对准底层，却又在展览时与底层拉开距离之类，与当前纪录片遭遇的责问如出一辙。

　　在中国，“纪录”一词的悖论和尴尬不止于此。体制内外的作品，曝光过度和曝光不足的作品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拷问，或者因为粉饰太平，或者因为失之偏颇。

　　独立纪录片从早期《流浪北京》的艺术家盲流到《铁路沿线》中的流浪儿童，经历了一个由精英到底层的题材转变，直到现在拍摄弱势群体已经成为独立纪录片的主流。当纪录片工作者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关注众生时，某些特殊的现实题材和特定的社会责任感被强力推出，于是央视《生活空间》栏目制片人时间便面临着究竟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还是“用纪实的手段表现人民真正的疾苦”的责问。从这个角度看，广州国际电视纪录片学术研讨会展映的大部分影片因为在追溯并感怀历史，便几乎不应该得到尊重——固然独立纪录片所追寻的纯粹的“纪录精神”正是这个社会所稀缺的资源，但强烈的道德感也使得纪录片的定义变得狭窄。最重要的，无论独立或是体制内，似乎所有的作品都还未摆脱对题材的依赖。拍摄者与观看者被拍摄对象所感动往往仅是因为“纪录”了这值得感动的故事。纪录不是生活本身，而应当是一门反映生活的艺术。

　　由于独立纪录片长期以来影像质量不高，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奇怪观赏习惯。精致的画面、和谐的构图和流畅的剪辑变得不那么讨人喜欢，习惯了长镜头，习惯了晃动的画面以及躁耳的音质的人们似乎认定粗糙的影像是想“无时无刻提醒着你，这个世界原本和它一样的粗糙……”。独立纪录片令人钦佩之处在于拍摄者虔诚的纪录态度和浓厚的社会关怀，但缺乏专业训练的技巧空白又使得他们无法将手中的DV变成制造艺术品的机器；由于体制的原因，官方特别是电视台的纪录片工作者们面临的问题则恰恰相反。一个精致但在追缅历史中消磨了锐气，一个能锋利地剖解现实但却显得粗糙，这是广州国际电视纪录片学术研讨会与新纪录影展的区别，也是我国当前纪录片所面临的悖论。

　　纪录片的尴尬还不仅止于此。纪录片大师布努埃尔说：“记忆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情感，失去它，我们什么都不是。”摄影评论家顾铮在《中国人本》的开幕式上对参与这次纪实大展的摄影师说：“不支持你们，就是不支持自己。”但是，当纪录片或者就是“纪录”这种行为以强力介入社会介入生活的态度工作的同时，它的观者寥寥，对现实基本不能造成影响。缘影会每周六下午固定的展映观众通常只有10余人，在放映王兵《铁西区》这样注定会成为中国纪录片经典的影片时，观众大约只有五六人。由于主办方是广州电视台，这次纪录片研讨会展映的影片得以在电视播放，但在东方宾馆展映主会场里，它的观众一度只有两个。